【內容提要】 上醫治未病。本文擬自腐敗內因的剖析，厘清幾種似是而非的“腐敗成因”論，論證整治官德之重要，為反腐倡廉及黨的建設提供借鑒。法是德的底線，德是法的基礎。無德則無法。治官關鍵在立德，立德關鍵在率先垂范。無德者不能為官，不能以身作則者不是好官。
【關鍵詞】腐敗之勢 腐敗之“因” 官德核心 共產黨人為官之道 治官首要在立德
《苦難輝煌》作者、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在《中國今天面臨最大的危險是什么》中憂心忡忡地指出：
近年來，一些人以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黨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義，好像發展倒成了目標本身。
一段時間里，我們致力于搞大國關系，想加入“富國俱樂部”。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公開講，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這種心態和論調，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為我們的一種理論，真是豈有此理!
潛移默化中，執政成為我們的最高目標，經濟成為全盤穩定的依托，權力成為最終的追求。……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精神垮塌的危機。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首先要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我們共產黨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爭精神，不是維穩壓倒一切，不是只講和諧、不講斗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爭中實現。⑴
更有學者著文痛陳：從來沒有如今的爛權者如此蔑視黨紀國法和隨意玩弄黨紀國法，如此濫用權力強梁蠻橫，如此任人唯親唯錢鮮有以德以才選拔任用干部，如此親黑道遠正義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誰的領導，如此大肆毀壞資源環境大肆撈取非法的名和利，如此公然與民對立而完全滾到富人與某些無良精英一邊，如此無恥、自私、偏狹、不顧天理公義時刻瓦解著共和國大廈的根基。
曾幾何時，開國領袖被貶低，階級斗爭被熄滅，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被告別，社會主義公有制被瓦解，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被下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拋棄，黨的干部被腐化……而一切向錢看、為人民幣服務、笑貧不笑娼、有錢能使鬼推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市場經濟、私有化……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或社會潮流。
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由思想支配的，即是說有什么樣的思想意識，就會做出什么樣的事。這是行為科學的基本命題，是人類活動的基本常規，亦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創生支點。在共產黨取得執政權力之后，同樣，這個政黨的指導思想，也決定了它的行動方向。因指導思想的差異，而導致政黨群體的蛻變甚至毀亡，已非聳聽之危言，而是客觀事實。遠如前蘇聯共產黨在只有20萬黨員時革命成功，在有200黨員時取得衛國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到赫魯曉夫至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登臺達2000萬黨員時卻弄成亡黨亡國;近如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省部級未有一個貪官，干群關系如魚得水，是何時使得中央高層領導同志警嘆——“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⑵ 甚至引人議起當年蔣介石對兒子蔣經國說過的一句名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腐敗是一個政權走向滅亡的慢性毒藥，是一個政權瀕臨崩潰的最大殺手，是一個政黨由盛而衰的最大癥結，是一個國家分崩離析的直接導火索。
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鄧小平早在1982就發現了腐敗暴發的惡兆：“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現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⑶當時據統計，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案件，1979年為702件，1980年為8181件，1981年為15753件，1982年為29563件，可見這一時期腐敗犯罪呈大幅度上升的趨勢。
時間走過三十多年，今日官況如何?不僅經濟犯罪數額爭先恐后“創新”，其他的劣行如嫖娼賭博、走私涉黑、賣官買官、勾結巫婆等等也與官道結緣，乃至像原貴州省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劉方仁那樣的“官場大鱷”被大款當“狗”使喚而滿不在乎……第三代領導曾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憤怒指出：“一些領導干部所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簡直到了利令智昏、膽大包天、無法無天的地步!”到第四代領導則在全黨大倡“八榮”“八恥”，號召黨的各級干部“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今日，總書記則更加明確地告之——“當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一些重大違紀違法案件影響惡劣，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人民群眾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 ⑷
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指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
在2014年1月14日召開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再次指出： “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央行爆料：外逃貪官共16000至18000人之間，卷走資金8000億元，平均每個貪官帶走5000萬，相當于13億中國人每人被掠奪了610元。不用逃的貪官又從每個中國人身上搶了多少錢呢?
王岐山在之前的金融機構高層會議上發怒指出：“金融機構，特別是上層，不是全部也差不多九成已是千萬富翁，借1億元收2000萬(人民幣)私人回傭，每月薪金5000元，獎金4、5萬，這是哪家訂立的，夠黑、太黑!”
最高檢10月31日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今年1-9月檢察機關反貪部門共立案貪污賄賂犯罪案件27235件35633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干部貪污賄賂犯罪要案2608人(含廳局級以上319人)，查辦案件人數進一步上升。
山西臨汾紀委書記沈慶華在臨汾賓館“貴賓樓東樓”常年包住了總統套房，他任紀委書記三年來，僅入住總統套房一項就消耗民脂民膏400余萬元，當地干部群眾敢怒不敢言。
早前，中紀委把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杰開除黨籍，同時查處該局多名官員。這些人收受賄賂后，居然「吃案」，隱瞞民眾對貪官違法行為的投訴——當局把阻止民眾上訪列為各級政府的任務，以排名形式通報，并列為地方黨政干部政績考核指標。就是說，一個地區上訪個案越少，地方當局就越有成績。于是國家信訪局就成了地方官員的「公關對象」，他們收買信訪局官員，銷毀民眾歷盡千辛萬苦送上來的揭發材料……
幾天后，中央紀委又公告——國家發改委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受賄犯罪案件，10月底前已立案查辦11人，其中，發改委國家能源局5人，發改委價格司5人、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1人。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有6人，其中，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2億余元，成為建國以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河北一副處級干部家中搜出上億現金 黃金37公斤，房產證68套。
十八大以來，在兩年的時間里，僅省、部級及以上高級干部腐敗案件就達數十起，竟有50名省部級、副國級官員落馬。⑸
…………
人們不僅要問——為何做官的沒個官“樣”了?為何如此貪得無厭寡廉鮮恥?
腐敗現象的內在因素探析
于是，關于“腐敗成因”的“理論”在社會上尤其是官場中流行開來——，有說“皆因法制不健全之故”，有說“乃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之現象”，有說“官員薪水太低，逼的”甚至高喊“官不聊生”! ……腐敗，真的都是“外因”造成的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刑法》規定：侵犯財產，貪污賄賂，瀆職等等均為犯罪行為;《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反對任何濫用職權謀求私利;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十五大以來全國省部級以上機關制定的有關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就達2000多項——其中中央紀委、監察部制定120多項……。 紀委、反貪局、審計署機構林立，黨內、行政、法律、輿論各種監督手段齊備，還能說“法制不健全”?那么法制何時才能“健全”?是否，在此之前腐敗就“天經地義”?回首建國前三十年，難道那時的“法制”比現在健全?為何那時殺了一個“劉青山、張子善”能使腐敗“打住”，而今殺了遠不止一個“劉張”卻前“腐”后繼、甚至愈演愈烈?——可見，“法制不健全”不是導致腐敗的必然前提，至少不是腐敗現象的主要成因!
我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前提。社會主義的性質是什么?分配原則是什么?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犯罪形態與經濟制度有必然聯系嗎?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腐敗就該是必然產物? “不可避免”論把偶然現象與長期泛濫混淆。將腐敗泛濫仍說成“不可避免”，實際上等于說“腐敗合理”“腐敗有理”、反腐敗成了“多余”!(“不可避免”的東西，就該“隨它去”)然而，既是“不可避免”，為何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同在一棟辦公樓里又是同一級別的高官：王寶森成了腐敗典型、李潤五卻是廉政典型?為何在同一片藍天下，當貪官們花天酒地之時，孔繁森卻賣血撫養孤兒、鄭培民倒在為人民盡瘁的崗位上……?——可見，“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論經不起客觀事實的檢驗!
至于官員“薪水低而導致腐敗”之說，竊以為更是荒謬之極——
從最近發布的權威統計資料看，國家工作人員年均收入高于企業員工，怎么能叫“低”?若說他們比起發達國家是“不高”——可中國的官員怎么非要同外國的官員比呢?他是在中國為官，中國人的收入水平才是比照對象!新加坡“高薪養廉”，那是在他們國家公民高收入的情況下。即使如此，李光耀仍然強調：你要當一名公務員，就必須要有奉獻精神;你要賺錢，就去經商。由此可見，不論是西方把官稱作“公務員”也好，還是我們把官稱作“公仆”也好，當“官”，就必須為民眾辦事，而不能為自己謀私!官場不是商場，做官不是經商，謀“公益”還是謀“私利”，這是官、商的分水嶺。
如果非要把公務員薪水與私企業主、與暴發戶、與壟斷行業、與外企高管比，那他們完全可以辭官下海。法律并無規定公職人員必須成為高收入一族!所以薪水高、低，要看跟誰比?該怎么比?——其實，在老百姓眼里：公務員的薪水不是低，更不是“太低”!如果因“低”即腐，那么收入更低甚至無收入的其他公民，去偷去搶也是“合理”“合法”的了?“低薪”論所以站不住腳，還因它與社會現實自相矛盾——媒體曾有報導，浙江幾位廳、局級官員年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達到二十萬以上，依然成了“貪官一族”!請問：誰能找出有哪一位貪官因缺吃少穿、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而踏上腐敗的路?更休論相當級別的高官了!被判無期徒刑的原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在“自述”中寫道：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像我們這些當官的，也得到巨大好處，……盡管組織上規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實際上住房、坐車、醫療、吃飯及其他活動交往等等，絕大多數人是達不到的。——可見，“薪水低而導致腐敗”之說，純屬無稽之談!
由此可知，“不健全”論、“必然”論、“低薪”論，都沒有道出腐敗的真正成因。
筆者認為，要真正解開“腐敗成因”的“密碼”，不能不使用唯物辯證法這個武器。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上述三“論”，就腐敗現象而言不過是似是而非的“外因論”而已。真正對腐敗現象起著關鍵作用的是“內因”，而“官德”首當其沖!正是官德的缺失，官德的墮落，官德的惡變，導致了腐敗現象的發生、泛濫與遏制難度加大。
簡論“官德”
毛澤東在進城“趕考”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告戒全黨：要警惕和抵制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防止一些共產黨人在糖彈面前打敗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進北平前夕，為使身邊的工作人員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把他們召集起來說：“同志們，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了北京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許講享樂，要堅持繼續革命。”⑹ 今天黨內腐敗令人發指、問題嚴重令人憂憤的事實，已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位偉大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政治家一目千秋的戰略遠見。
今年2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發表了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講話--講話指出：“一個民族、一個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道德價值。如果我們的人民不能堅持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價值……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
官德的核心是“利”，利的核心是“錢”。能否正確對待“金錢”，是衡量“官德”的一把尺子!孔繁森犧牲時身上只有八塊六毛錢;鄭培民同志說——“對待身外之物，要鐵石心腸”。反之，沒有哪個貪官不視錢如命，沒有哪個貪官不把“金錢”置于良心、黨性之上。為了錢，他們喪失做人的基本守則，喪失做官的基本原則，直至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放眼今日社會，你無法想象：為何有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高院院長都被錢牽著鼻子走?幾乎到了“凈土”不再凈“清水衙門”不再清“修女”也瘋狂之境!耳聞一件件涉官丑聞，目睹一伙伙貪官過堂，哪一樁哪一個不與“官德”相關——?
人們是否承認，“兩手都要硬”常常是一手硬一手軟、GDP的“增長”淡化了思想的純潔、以“錢”論英雄沖垮了社會責任感、公共道德和群體信仰?
可不可以說，我們現在有相當數量的“官人”，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蔑視傳統文明、更蔑視道德良心、更無視規則秩序、更缺少理智、更急功近利、更強詞奪理，他們幾乎在一切可能的場合把“為人民服務”異化為“為人民幣服務”。一個“錢”字，早已攪得他們靈魂出竅、六神無主，唯利是圖早已沖破一切禁錮……!
立法易，立德難。強調“官德”并不是要否定法治。事實上，古今中外，官德與法治不僅不是水火不相容且是相輔相成。更沒有哪一個國度或歷史時期純到只有“法治”不講“官德”——今日美國，一九七八年頒布了《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一九八五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員道德準則》;尼克松的“水門”、克林頓的“拉練門”都因“德治”不合格而下臺或遭到彈劾。一部《圣經》，幾乎從頭到尾都是教人行善杜惡、守法誠信、戒欲多施。法，是道德的底線，德，是法制的基礎。你能相信：一個無德之人能去依法執政?歸根結底，“法治”不是上帝在操作，而是人在操作。離開執政執法人思想道德的提升，“法治”永遠只能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我不知在西方人那里是否常把“我們是法制國家，我們搞的是市場經濟”掛在嘴邊?我們是共產黨領導，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她，既反映了“共產黨”與“社會主義”的精義：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基礎;也反映了“公平、公正、天下為公”的政治訴求。不僅切合國情，更凝聚人心!
一位哲人說過：道德總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犧牲為前提。這話道出了“官德”的本質。奉獻精神的大小，決定“官德”的高低。而奉獻精神來源于人生信仰——真正的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信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有貪官污吏無一不迷信“人為財死”，結果個個一身銅臭、萬劫不復!貪官李真反思自己走向毀滅的根源時說：“人可以沒有金錢，但不能沒有信念，喪失信念，就要毀滅一生。”盡管李某其人不善，但他這番“夫子自道”卻不能不算是擊中了“官德劇變”的要害：信仰易位必然導致道德變質，道德變質必然造成行為出軌，古今皆然。
古語曰德能掩才而才不能掩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沒有道德的人，學問與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大。西方有句流行甚廣的諺語——如果你把金錢當上帝，它就會象魔鬼一樣折磨你!
愛因斯坦說過，“(知識分子)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康有為說：“一個國家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法律皆偽，政治皆弊。”
回望我們周圍一些落馬的官員，恐怕沒有幾個缺才缺文憑，而缺少的往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與法制意識底線——如黨中央大力倡導的“八榮、八恥” ，傳統觀念中的“人以信立” “非己之財雖一毫而莫取”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據說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能懂三國外語，且有“博士”頭銜，可卻能在上報國務院的關系國計民生的數據中造假，在上海的民意調查中作偽，尚有與實際收入嚴重不符的巨額現款、外匯等等。當我們的某些人收了黑老大的錢而為其瘋狂辯護收了經濟犯罪的“企業家”的錢而為其貪婪造勢收了黑心礦主的錢而為其無法無天鳴冤，當某些人對國家撥付的抗災款艾滋病救治款養老活命錢都能心不慌手不軟地侵占時……這樣的干部“考核”再“合格”也可能都是一匹害群之馬，這樣的好貓雖然也會捉老鼠，但卻更能偷魚咬雞損害“主人”利益——人們就會問，這類的“家”們這類的“官”們，那“才”還有什么意義?越“專”就可能是“知識越多越反動” !那“能”還有什么意義?越“服務”就可能“能力越大越害人” !失去了公平正義，失去了道德良知，任何“人才”都不會給社會和諧帶來福音。這亦是古往今來“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的奧秘所在。
共產黨人應當怎樣為“官”
我們黨的干部，到底應當怎樣做——官?
怎么做官?如果不加前提，答案會是什么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一種“做”法，把做官看成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李鴻章語﹚也是一種“做”法;“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是一種“做”法，“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也是一種“做”法……。但如果加上前提“共產黨員”，我想我們對做官就只能有﹙只應該有﹚一種答案：就是像時代楷模張云泉同志那樣——堅持共產主義信念、堅持黨的宗旨、堅持為人民服務不動搖，做一位人民滿意的公務員!
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在《黨章》“總綱”里寫得明明白白——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做共產黨的官，就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絕不能倒著來!反之，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私吞公產，與民爭利，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那我們就不是共產黨而是“私產黨”了。
習總書記說：“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利益不是唯一的價值坐標，金錢更不是最高的評價標尺。毛主席當年為自己定下的三原則——“戀親，但不為親循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廉字打底，干字當頭，為民謀福利，為國謀未來。⑺
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的“官”，竊以為：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是第一位的。毛澤東同志說過“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鄧小平說過“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江澤民多次指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胡錦濤當年在山東考察時也強調：“要堅持清正廉潔，始終艱苦奮斗，不斷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斷端正自己的人生態度，永遠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在這方面，張云泉同志為我們廣大黨員干部做出了一份優秀的答卷——他說：“在信念上與革命先烈比，在工作上與英模人物比，在生活上與困難群眾比”;“不為人民做事，就是對人民的背叛”。
不可否認，有一段時間，高尚的理想、信念一度被有些人認為是“假大空”，是“過期的花”，是與“市場經濟”這個“時”不“俱進”的“陳辭老調”。他們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賺錢第一”，就是“誰富誰光榮”，就是“一切向錢看”……。結果，就有所謂的“黨員”去當盜墓賊、去當人口販子，就有高官去當賭徒!“行動從思想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思想骯臟的人能有高尚的行為?一個滿腦子“銅臭”的人能去見義勇為?從諸多貪官的懺悔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們所以身敗名裂，無一不是由于背叛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而引發!為此，中共中央紀委 監察部早在一九九九年的一份文件中就告誡全黨：必須明白，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精神支柱和靈魂，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本政治信仰，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毫動搖。
要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共產黨的“官”，光有正確的理想、信念當然不夠，還要付之行動，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絕不能做“空頭政治家”、“口頭革命派”，真正把為人民服務落實在每一天的工作中——焦裕祿在蘭考深入村頭，地頭，炕頭，訪貧問苦解決問題(可不像有的人圍著“車子、桌子、裙子” 轉);孔繁森為撫養藏族孤兒三次賣血，犧牲時身上只有八塊六毛錢(可不像有的貪官那樣吸人民的血、動輒上百萬成千萬地貪);鄭培民工作中交了許多“老百姓朋友”，唯獨沒有一個是“老板”(可不像王懷忠交的盡是“私營老板”);張云泉在信訪崗位上二十二年如一日“賠罪、賠錢、賠健康”(可不像有的“公仆”貪財貪權貪色)……。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做出樣子看一看。人民的眼睛是容不得沙子的，做“官”如只會像云南省原省長李嘉廷被審查后寫給中央的信中懺悔的那樣——“學習”只是為了“教育別人”，為了“改造別人的世界觀”、“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即使再上“鏡”，最終也是“紙”包不住“火”的!——德，要靠行動去證明，不管你是哪一級！
“對于中國政府這樣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來說，工作人員的道德問題應該說是核心問題……在執政和運用權力過程中，要不斷強調和重復個人的職業道德。只有每個公職人員都有責任心，才能不斷改進政府的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減少腐敗現象。”一位聯合國高級官員的話，是否刺破了官場亂象的要害?⑻
說到底，要做好“官”，首先必須做好“人”;而好“人”，首要條件是有好“德”!好人不一定是好官，有德不一定為官，但為官切不可無德!行正源于心正，“官德”永遠是做官之本。
率先垂范，打鐵還需自身硬
“官德”問題，是解決我們為誰做官、怎么做官的問題，而“一把手”的 “官德”取向影響全局、舉足輕重，更是不爭的事實。
毛澤東同志為中國革命奉獻了六位親人的寶貴生命，自己在成為一國之主后仍然終身儉樸，更未為后代留下任何物質財富和致富平臺，德昭日月。他為共產黨人的“官德”樹立了千秋楷模，永遠值得我們銘記、懷念和學習!
用道德的示范來造就一個人,顯然比用法律來約束一個人更有成效。
《毛澤東大傳》一書記載：根據地初創，警衛為其多添加一根燈芯也要進行毫不留情的批評;幾次病倒，只要自己還能爬起來勉強走路，就絕不坐擔架，絕不騎馬，把馬與擔架都留給眾傷病員。在軍中僅有的幾次發放被服軍裝時，總是最后一個領取。臨戰前，大家都餓肚子，自己的兜里只剩一個餅子也要掰成幾瓣，分與大家。長征時，賀子珍因病多分了幾塊牛肉干，也要司務長從自身等幾位領導人的份額中分出部分去，給董必武、謝覺哉等人補齊。這種嚴于律己的高風亮節幾人能比?誰又能不為其高尚的人格所感召而甘愿效勞赴死。
不恃權護犢、不恃權護親、不恃權庇“自己人” ，舍小家顧大家(至少不能為小家損大家)，那么不管他們的子女秘書親朋故舊七大姑八大姨在官場商場洋場如何呼風喚雨，老百姓都不會有一點怨言!都不會去討厭那棵“大樹” !! ——因為我們現實的理論宗旨是代表人民利益，人民利益不該被白白掠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是規律，這個規律永遠不會過時。無德者不能為官，不能以身作則者不是好官。
從2000年2月15日，改革開放以來首個被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胡長清再到2000年7月，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因腐敗被判處死刑的國家領導人成克杰，腐敗分子就像韭菜似地割一茬長一茬，前腐后繼，直到“買官賣官”“權色交換”“賄選拉票”“公檢法紀一把手也腐敗”!原因何在?旁觀者清，早有國際名人一針見血——“中國腐敗的帶頭人”“中國最大的腐敗家族”沒得到查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此論有多少不確定性是另一個問題，鐵打的歷史與現實，古今中外的治國規則就是——必須有一個好領頭人，打鐵必須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泰州信訪局有張云泉這樣的人當局長，就帶領了全局職工連獲“先進集體”、“先進單位”28次;綏化市委有馬德這樣的 “一把手”，他就把下面265名官員領進泥潭!
自古及今，官都是民的榜樣，“一把手”是官的榜樣。當官就是樹榜樣——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也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都是客觀存在。要知道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樸素道理。古人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道理很簡單，一切好的不好的風氣，大都發軔于高層。因為一個國家的風向標就是這個國家的最高統治群體，一個地方的風向標就是該地區的行政長官。上梁正，下梁就不歪。要歪，也歪不到哪里去;真歪了，也可以治!
官風正則民風正，頭兒正則隊伍純。榜樣的意義永遠不會淡化，榜樣的力量永遠無法低估——即使在純經濟領域亦是如此：曾有一家國企連續十二任廠長未能扭轉虧損，一名小學未畢業的農民去擔綱興業卻連續多年盈利。——“王義堂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廠長經理的道德境界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整個企業的生死興衰”。自古道 “德能掩才而才不能掩德”，以德興邦的例子史不絕書。
眼下，我們對“法治”的呼喚日甚一日，與此同時，我們若能通過深入開展的“群眾路線”與反“四風”教育，嚴格遵守《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通過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地樹典型、學先進宣傳，強化“官德”建設，促進“法治”外因與“道德”內因的有機結合，使每一位“公仆”都樹立正確的是非觀、榮辱觀、價值觀，清醒認識到自己所在崗位無可替代的“示范效應”和“導向功能”，自覺遵守法規紀制，主動率先垂范，不做“爛尾”帶好頭，就能有效促進全社會見賢思齊、學好上進之風復蘇。兵隨將轉，官民同道，那么，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建設和諧社會、實現21世紀的中國夢的目標定能早日成就。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一貫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準則。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顯著標志。幾十年來，我們黨的隊伍中不斷涌現出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時代先鋒，都是光輝的榜樣。正因為千千萬萬的黨員如此前赴后繼，為民作則，我們黨的隊伍才能不斷發展壯大，我們的國家才能日益繁榮富強，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才能一天比一天美好!
當官就是樹榜樣。共產黨人的表率作用永遠不會過時! (201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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