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被英國殖民統治長達155年，導致香港人口成分復雜、價值觀念多元，許多香港人似乎已習慣于被殖民統治，回歸前從未有過所謂“民主”和“普選”問題。中國政府收回香港才不過17年，還在積極探索“一國兩制”方針下如何更好地發展香港，然而，近來一些勢力煽動部分香港人要求實行“普選式民主”，并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規劃在2017年試行香港特首普選的方案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似乎一切只有按照他們說的去辦，才是“真民主”，否則就是“假民主”。于是乎，“占中”與反“占中”在香港激烈對峙、擾攘不安。今年“十一”長假期間，舉國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但一些香港人，竟舉行大規模“占中”游行，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示威，將原本安定的香港社會，攪得烏煙瘴氣、雞犬不寧。我們不禁要問，這些行為，孰令為之，孰令使之?
再以臺灣來說，日本殖民統治其長達50年，也就是被“皇民化”50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接著搞“去中國化”20年，實際是“皇民化”的繼續。尤其是受“皇民化”思想毒害極深的李登輝，靠欺騙手段掌握了國民黨的領導權后，匆忙搬來西方的“政黨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假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中國之實。數十年來，臺灣政壇經歷兩次政黨輪換，統不了、獨不了，打不了也和不了，臺灣島內藍綠對峙、內斗頻仍，造成臺灣社會動蕩、經濟下滑、人心不安。民進黨是在野黨時，更是一切為反對而反對，“逢馬必反、逢中必反、逢統必反”，并曾聯合社會上傾綠青年團體發起“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一度占領“立法院”等機構，使臺灣政經運作幾陷癱瘓狀態。凡此，又是孰令為之，孰令使之?
奇怪的是，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從不談“民主”，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也不談“民主”，可如今，香港回歸祖國了(臺灣在蔣經國之后)，就都強烈要求“民主”，一個在香港搞“占中”，一個在臺灣搞“占院”，何其巧合!
港臺的“民主”，已造成“三個泛濫”，即自由主義泛濫、民粹主義泛濫、無政府主義泛濫。這“三個泛濫”，加上沒有法治的約束和防范，從而匯集成了對社會有害的一種人為“洪流”。我時常在想，現在中央為了防止權力過于集中的危害，提出“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而在港臺這樣不成熟的“民主社會”，是否可以考慮把“民主”關進“法治”的籠子里，從而防范像臺灣“太陽花學運”、香港“占中大游行”這樣對社會有害的“民主”形式。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我認為，包括香港2017年的特首普選在內，作一些規范是十分必要的，這絕不是“假民主”，恰恰是保障民主的有益舉措。
美國有一位名叫尹浩镠的老華僑，最近在香港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表示西式民主決不適合港臺地區和中國大陸，并列舉了“七大弊端”，以此證明西式民主會成為這些地方的“毒藥”“災難”“亂源”。筆者認為，他說的都是事實。
相反，一旦民主條件成熟了，其每提高和改善一步，就會使選舉制度的公平和合理程度向前推進一步。客觀上說，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的確是人類社會的一大成就，但存在的問題很多，且正日益走向衰落。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應該是比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更理想、更進步的民主制度形式，但畢竟它還處在初級階段。現在的中國大陸，就正處在這樣一個階段。雖然一些方面尚不完善，還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但未來一定會更理想、更進步、更公平、更合理，前景是無限光明的。我們堅信，未來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一定更具潛力和競爭力，它將遠遠超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造就一種全新的民主模式。但是，僅僅是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已使西方世界感到很大壓力和不安，從而迫不及待地將其日趨沒落的民主制度向中國“推銷”。它們在中國的兩個地方，即香港和臺灣不斷挑起事端的目的，無非是想把“火”燒到中國大陸，制造社會矛盾，煽動民眾干擾中國政府的施政意圖，從而拖住中國前進與發展的“后腿”。然而，這一切注定是徒勞的。
這里，有兩點必須特別指出：1.“內因”是依據，“外因”是條件，內因在事物的發展變化中起決定性作用。中國大陸會堅持走自己的路，不會因西方干擾而改變主張。2.什么時候推行什么樣的民主，中國大陸自有考慮，時機不成熟時絕不會盲目行事。
民主，特別是“普選式民主”，決不可盲目強求。中國當前的目標應該是：和平、穩定、發展、國強民富。實際上，這就等于為未來形成更公平、更合理的民主制度創造條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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