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光的文章引起的爭論反映了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在《紅旗文稿》上所發表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引起了自實行“不爭論”政策以來思想理論界最大的一次爭論，即使想淡化都淡化不了。可以預期，這種爭論還會延續，且越來越激烈。

　　一篇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引起如此之大的爭論，表明在思想理論界，包括在中國共產黨內，對走到今天的中國在道路與方向上的分歧，已無法在“不爭論”，“謀發展”，“求和諧”的條件共存，矛盾與沖突反映在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的理解與未來的選擇上。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對我們所要追求的“中國夢”也難有共識。

　　王偉光的文章概括起來講，所提出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發展、在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要堅持國體的性質不變，同時與時俱進地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更好地發展人民的民主，根據國內外實際情況堅持對敵對勢力的專政，同時發揮好國家所行使組織生產、發展經濟、協調關系、保證公平、繁榮文化、統一道德、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各項職能。這篇文章既沒有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沒有主張往后看，只不過強調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法寶不可丟。許多人之所以反對這篇文章，是因為文章重申了毛主席關于階級分析的方法，重申了鄧小平、江澤民關于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還存在的提法，強調針對敵對勢力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一篇與時俱進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所確定的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文章，符合黨的十八大三中、四中全會的精神，為什么會被認為是開倒車，引起如此強烈的公開反對呢?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爭論雙方對事實的認定，即在今天的中國是否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階級斗爭，而是在于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事實做不同的解釋，從而主張不同的中國發展方向。

　　多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的分化已經形成，對中國道路、未來發展方向形成了截然不同認識，這種分歧具有經濟基礎，有很強的理論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政治化。與境外敵對勢力的作用相比，這種內因更為重要。各種矛盾的焦點集中在：在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還是否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些在憲法、黨章中寫得明白無誤的內容，有人要以改革中所出現的路徑、西方所宣揚的理論來有意無意地淡化，有人明目張膽地否定和竭力改變。

　　從國內經濟基礎的變化、思想理論界和意識形態的現狀，以及正在形成的不同政治力量來看，這場爭論的到來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爭論的焦點在于中國要走什么道路?選擇什么方向?以及采取什么路徑?路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路徑會形成的路徑依賴，會被人利用來用一個基本點壓倒、反對或否定另一個基本點。只要通過這種路徑依賴來選擇對理論的需求，對馬克思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通過“存在決定意識”而被拋棄，對鄧小平理論可以被選擇性地利用;對社會主義道路可以作模糊化的解釋，直到否定共同富裕的目標;對黨的領導，即使在這個階段不允許直接進行挑戰，也可以用歷史虛無主義來制造否定執政合法性的輿論，用各種方式試圖改變其宗旨與追求的理想。但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不同了，它具有明確的階級基礎，鮮明地反映了國家的階級性質。這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既恨又怕的原因。偏偏王偉光旗幟鮮明地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把本來掩蓋在“改革開放發展穩定”下，已充滿張力的對黨的基本路線、對社會主義道路與方向的沖突挑破了。爭論的爆發也就勢在必然，這場爭論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挑戰是：是否還要，并有能力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特別是堅持好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基本點?

　　30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在改革開放發展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可以拿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連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但是，這場爭論則表明，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黨內及思想理論界存在著嚴重的混亂與分歧，連是否應該堅持的正當性都遇到了公開的挑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堅持還是修正?這是必須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那么黨是否具備堅持好四項基本原則的能力?從日益擴大的社會兩極分化、持續不斷的勞資矛盾(僅珠江三角洲7-9月規模在30人以上的勞資糾紛就327起，66%是因為追討欠薪)，黨風政風的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和社風民風中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和社會利益之上日盛，思想理論界受到強大的西化潮流沖擊和意識形態中的混亂，以及邊疆分裂與暴恐勢力的存在與發展、敵對勢力在香港所策劃實施的“占中”行動，以至于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公開挑戰，都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不只是在政治意愿上，而且在能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能力上，都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就以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而言，同樣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需要認真對待：

　　首先是怎樣界定今天的“人民”?這個人民的范疇與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所說的剝削階級已基本消滅的狀況發生了什么變化?缺乏對人民的分析，無法把握今天的中國社會。而要分析人民這個范疇，可以說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根本無從下手。

　　其次是怎樣認識和對待今天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兄弟?人民民主專政是以堅持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當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兄弟處于一種什么狀況?在中國這個制造業大國，工人階級只是“農民工”、“打工者”、需要通過維權來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群體，甚至維穩的對象，還是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有尊嚴的勞動，組織起來，具有作為國家主人的自覺階級?農民只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一盤散沙的小農，在民生范圍內被照顧的對象，還是通過走組織起來的道路來改造世界而不斷改善自己的處境，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一句話，工人和農民是否具備國家主人翁的身份，具有自覺的政治立場，具有民主參與的機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成作為政權基礎的同盟?沒有工人農民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衷心擁護，不把他們組織起來，很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即使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也沒有堅實的階級基礎。

　　第三是怎樣對待今天的資本和資產階級。建國以后，人民的范疇中本來就包含著民族資產階級。但到了改革開放之初，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整體性的階級已不存在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在當今中國已發展起來，成為推動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時也造成了新的階級分化與對立。怎樣處理和調整資產階級與不同階級之間的關系是一個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僅僅以個人權利平等基礎上的平等與正義為出發點，皮凱迪在《21世紀資本論》中就明確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產權的市場經濟必然包含強大的分化力量，將威脅各民主社會以及作為其基礎的社會正義價值，因而提出了必須對資本進行“民主的控制”。

　　對于以絕不搞兩極分化為政治承諾，提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而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黨，怎樣在充分發揮資產在發展生產力積極作用的同時，又把資本裝進受社會主義規制的籠子里，解決好這個被證明西方絕大部分國家百年來所難以解決的問題，實際上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也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否能真正走得出一條自己道路的關鍵。對此，并不是只有你死我活階級斗爭這一條路。在新中國建國之后，毛主席對過渡時期就提出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可惜的只是這個方針沒有能長期堅持。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跟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矛盾，在中國條件下只有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才能實現。這完全是可以，也應該在王偉光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討論的。

　　但是，王偉光的文章并沒有引起這樣的理性討論，除了歪曲和攻擊之外，反對的焦點已集中在“人民民主專政”是否還有正當性上了。與其說這種反對是針對王偉光，不如說是直接針對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在是否要和怎樣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上所面臨的挑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三中、四中全會之后，在黨的建設和執政方向上都無法回避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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