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1月14日上午,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在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導刊》聯合舉辦的“公平和發展:資本與人本”論壇上發表演講,他認為結合歷史數據和財政數據可以分析財富分配的狀況,他寫書的目的在于描述這種現象而不是預測未來。歐洲國家的公共財產私有化增加了公共債務。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私人資本占國家收入的比例是在穩步上升。21世紀以來在美國收入的差距更高的了,這是因為大學教育的不平等和金融放開以及規模效應導致的。他多次強調,這本書很少涉及中國,因為中國的稅收等數據是不公開的。最后他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鳳凰大學問獨家錄播并摘編皮凱蒂的演講內容,與廣大網友分享。
皮凱蒂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
以下是演講內容:
分析財富分配問題需要足夠數據,中國缺乏公開信息
世界各國都面臨著收入差距、分配不公的問題,我的書九月份應該已有中文版,這本書有關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歷史,書中會結合超過20個國家的分配的龐大的數據庫,這是由一個非常大的國際機構的收集的數據。我們同時獲得了中國的所得稅情況,盡管非常有限;我們也獲得了其他國家收入不公平的數據。這些數據來自跨度300年的數據。大家上網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數據。
另外,我們還在不斷地增加更多國家的數據,比如韓國、墨西哥等國,出本書的好處在于激發更多機構給我們提供數據。譬如,對于中國的收入所得稅一類的數據,我們可能只能拿到上世界80年代的數據,這是非常遺憾的。我們想詳細描述中國的狀況,但是沒有足夠的數據。我們在美國研究了35年的歷史,共收集了100多個國家的數據情況。現在信息時代的發展使得這些數據的收集變得更為容易。
本書主要是描述性的書籍,以第一二章的歷史狀況描述為重點,它結合了兩種不同的數據,一是歷史的,二是財政的數據。這兩種數據是相輔相成的,收入不平等會造成財富分配不平等,但也不完全一樣的,我想長期看主要應該是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我希望這本書的第四章能對未來做出預判。
經濟發展不會自然帶來平等,但經濟危機會拉大收入差距
通過試圖收集所有所得稅歷史數據,本書力圖梳理清楚各國國民收入的不平等的沿革是怎么樣的。在研究時,美國是開發他們的國民賬號。從1933-1948年的數據看,這些國家的收入差距是在縮小的,這對發展中國家是個好消息。人們認為,等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便會自然縮小,但是實際上,這并不是自然發生的。
總的來說,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在20世紀上半葉在持續不斷下降,GDP的增長率是3%,最高收入10%的人和其他人的收入增長都是3%;80年代后,尤其是2000年后,前者遠遠超過了平均的GDP增長速度。經過2001-2002,2008-2009年這兩個時期,經濟危機導致了財富的下滑,但是最富有的10%的人有更多獲益。
美國的不平等主要不是稅收,而是大學教育和地位不同
歐洲和日本則比美國收入增長慢得多,美國不平等現象在增長,因為在美國獲得技能的機會是不平等的。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能獲得更好的技能,但能進入好的大學,需要父母有更高的收入。美國下層獲得好的大學的機會是有限的,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但是接受教育的質量是并一樣,這一點在書中也給出了相應的結論:美國的不平等不是累進稅的后果,但是有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影子。
在新興市場國家,比如中國,要把更多的技術知識傳遞給更多的社會底層民眾,需要更包容的政策,讓普通人都獲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僅僅滿足精英人群。僅僅從供求的角度解釋是遠遠不足的。美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非常快,除了教育還有公司治理的問題。美國的工資增長從100萬到1000萬不是因為公司效益好,收入高,而是因為信息不對稱,處在不同的位置上群體收入迥異。
西方需要學習中國政府持有更多公共財產,并將公共資本為大眾服務
先來看歐洲,一戰之前,在歐洲和日本,私人財富總量約是6到7年的國民收入,一戰和二戰使得很多私人的資本轉為承擔公債,大多數人的資本不是投資,而是為戰爭支付。私人財富占比變的非常低。資產的價格也發生了變化。戰爭之后,經過了長期的回復過程,資本緩慢積累、經濟緩慢復蘇,按照資本10%的比例,50年后才能達到國民收入的5倍。
但由于不是每個人都獲得同樣的資本量,資本收入比例差距拉大,財富收入就會拉大。財富收入增長長期看會不斷拉大差距,所有的財富更多傾向于10%的人口,他們可以掌握60%以上。當然,這在不同的年齡組的財富分配情況也是不同,老齡化對財富的積累的和分配也有重要影響。勞動力和勞動效率也會影響到財富收入分配,反過來又影響到勞動力的收入平等問題。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情況可能沒有那么嚴重。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定期公布收入稅的國家,現在只有估計,因為房地產的增長,私人資本有所增加,然而中國的公共資本比重更大,大約是30-40%,但在法國等也許只有10%,中國持有資本的比重太高,比如中信就是政府全資的。
一方面,中國有太多的公共資產,而西方可能有更多的稅,西方可能需要增長公共財產,來用公共資本為大眾服務。另一方面,中國的財富分配差距非常大的,按照估計基尼系數達到60%,未來可能達到75%,當然這都是估計,中國需要財富的透明度。
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結果,便是公共債務的增長
從數據中可知,1970年代-2010年,私人財富對比國家收入是逐步穩定增長的,它的上升分布情況不包括中國。然而,這個數據目前的增速在放緩,原因之一是房地產價格的上升,泡沫發生,原因之二是老齡化的問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可能是有風險的,也可以將公共財富轉移到私人上去。就像意大利一樣。意大利政府把所有公共資產都賣了出去,不過這也不夠償付它的債務,所以它的公共財富是負值的。
但凡公共資本小于私人資本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資本大約是一年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與私人資本的比重相關,公共資產私有化的結果,便是公共債務的增長。我們也可以從最富有的人,比如百萬富翁排行榜等來觀察這一情況,也是如此。
再看美國,其金融放開限制后,金融資本會得到更高的回報。美國的國債不能帶來回報,但是私人資本的金融衍生品,卻能帶來更高回報。而管理更大規模的資本就能得到更高的回報比如8%-10%,存在規模效應。在增長較高的時候,我們需要征收富人更多的稅,這對社會平等有利;但是如果增長只有2%,靠征稅方式產生的效果就不同了,所以我們需要公開的信息和數據進行分析。
我的結論是,在這個非常豐富的稅制歷史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來指導我們的行為。謝謝大家。
提問: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嗎?
皮凱蒂:我不是,我非常相信私人財產,但是我也相信非常龐大的政府掌握公共資產,來防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提問:平等能根本解決嗎?
皮凱蒂: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不一樣的,比如中國的公共資本可能占到40%,但是有的國家可能會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不平等本身不是問題,關鍵是不平等到不同程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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