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濟中：胡德平又在跳梁

　　胡德平又在跳梁

　　——評胡德平在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的講話

　　據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報道：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胡德平參加了今年11月7日舉行的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在論壇上，胡德平以《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體會》為題發表講話。對于胡德平的講話中的部份內容，我以為有不妥之處值得批判。

　　一、否定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胡德平在論壇上說：今年，當我知道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對我黨關于依法治國的理念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心中是充滿著期待的。但同時又想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國家、對法律曾有過明顯的論述，就是說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在《決議》公布前一個月，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這表明了這場爭論不是偶然的意識形態上的風波。

　　胡德平所說的《決議》其實是指《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所指的《決議》公布前一個月的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應該是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同志于2014年9月23日的在紅旗文稿上發表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第一條就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王偉光同志在文章中提“人民民主專政”是按照憲法的原則提出來的，是完全符合憲法精神的。而胡德平先生在這里說這場爭論不是偶然的意識形態上的風波，言下之意這是必然的階級斗爭反映。胡德平先生竭力反對王偉光的文章中所提的“人民民主專政”，同樣也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胡德平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第一個企圖在中國推行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胡耀邦的兒子。三十多年來，胡德平們一直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在中國搞和平演變，他們所主辦的《炎黃春秋》是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西化派據點。正如王偉光同志在文章中所說的：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國家，總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階級的國家，而把無產階級國家說成是邪惡的、暴力的、專制的國家;一提到專政，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我國《憲法》規定了的人民民主專政，總是都不那么喜歡。胡德平就是這樣一些人中的代表。

　　胡德平們長期以來一貫堅持宣揚西方的“憲政民主”，偏偏卻討厭“人民民主”，他們把資產階級“憲政民主”捧若至寶，把“人民民主專政”視為眼中釘肉中剌，這是立場問題。同樣是 “民主”兩個字，“憲政民主”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而“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是建立在以維護資本家利益基礎上的民主。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是建立在維護人民利益基礎上的。一個是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一個是反對剝削反對壓迫，這是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民主”。在資本主義國家，有錢就是國家的主人公，有錢就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沒有錢的人什么權利都沒有。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主人，沒有錢的老百姓照樣是國家的主人，普通的工人農民可以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可以當選國家領導人管理國家，王進喜，陳永貴，郭鳳蓮，吳桂賢，李淑文，邢燕子，時傳祥……等等都是從最低層當選到中央的代表，時傳祥當時只是一個挑大糞的環衛工人。雖然三十多年來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技術中錯誤地造成許多地方演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樣子，但其本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對改變有的地方已經墮落成為資本主義腐朽模式的實際現狀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攻克難關的根本任務。

　　由于世界還有霸權主義存在，世界和平受到威脅。由于中國還有胡德平們存在，中國的階級斗爭就永遠不會熄滅，胡德平們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階級斗爭正是階級斗爭在中國的的具體表現，更說明了“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國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王偉光同志在文章中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反對專政的幌子，把一切專政都說成是壞的，根本不提還有資產階級專政，只講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民主粉飾為“至善至美”的反專制、反一黨制、超階級、超歷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實質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

　　胡德平們反對“人民民主專政”，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人民民主專政”還有“資產階級專政”?

　　二、否定階級斗爭，抹煞階級斗爭的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毛主席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通過30多年來的中國階級斗爭的現實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無比正確。胡德平在講話中說：我們建國以后搞的很多階級斗爭，說句實話，是無謂的，有什么意義，解決了什么問題。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錯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風吹了嗎?

　　戰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胡德平這是在抹煞階級斗爭的歷史，是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惡意攻擊。請問胡德平先生，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是自行退出還是被中國人民消滅了?在清匪反霸斗爭中，國民黨的土匪和地方土豪劣紳是自己放下屠刀還是在人民政府的鎮壓下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解放后在大陸抓捕的美蔣特務來大陸進行破壞，南京路上好八連面對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拒腐蝕，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中國派志愿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資本主義改造，這些都是無謂的嗎?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妓女，沒有黑社會，沒有販毒走私，沒有土匪惡霸，沒有小老婆，好人好事有人夸，壞人壞事有人抓，這些問題不都是通過階級斗爭才解決的?所謂冤假錯案，什么時候沒有過?浙江的張高平、張輝叔侄冤案，安徽的于英，還有趙作海，佘祥林等冤案是發生在什么時候?美國的馬丁被害案是不是冤案?對于政治案件，更是沒法說清楚。改革開放后，階級斗爭不是象胡德平們所說的那樣熄滅了而是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激烈了。破壞國家財產，瓜分國企，進行私有化，勞務工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還拿不到工資，工人反對壓迫剝削反對虐待群起罷工，因為在春晚上唱《英雄贊歌》的王芳受到惡意謾罵攻擊，為了討好美國政府拿美國的獎勵出賣國家利益，把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奉送給美國享受，為血債累累的反共干將張靈甫開設陵園樹碑立傳，為漢奸汪精衛翻案，罵愛國群眾為“愛國賊”，工人下崗，農民失地，窮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打不起官司，各地人民群眾的群發事件，人民群眾自發組織紀念毛主席活動受到阻撓，教材中褪紅樹資，造謠誣蔑革命先烈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炸我大使館撞我飛機圍我南海奪我釣魚島……殘酷的事實證明，階級斗爭在中國不是熄滅了而且是更嚴重了。胡德平說的“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風吹了”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內混進了壞人要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道路，背叛了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和原則，導致中國社會的亂象叢生，邪惡當道，貪腐遍地，黃賭毒黑泛濫成災，貧富差別巨大，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復雜。

　　毛主席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說的：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所以，對于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它們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的。

　　也許我上面說的階級斗爭事實在胡德平看來這些都不是階級斗爭，聽聽胡德平說的：我國爆發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盡管都和境外反動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邪惡勢力必須依法打擊，但是這類突發性的矛盾也不會短時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解決。矛盾尖銳了、矛盾復雜了，成百人的受傷了，我們如果只有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階級斗爭才算是一個斗爭，我覺得太簡單了，它不是階級斗爭，但是同樣也很尖銳復雜。

　　請問，對于胡德平所說的這些和境外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的矛盾不是階級斗爭又是什么斗爭?你說必須進行打擊?怎么打擊?你說的打擊是暴力還是非暴力?打擊是不是斗爭?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請問胡德平，“憲法”難道錯了?對你所說的這些人實行專政錯了嗎?離開了階級斗爭就不是人民民主專政，離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依法治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兩者必居其一，世上絕沒有超越階級的“依法治國”。

　　三、反對馬列主義理論，貶低馬克思攻擊列寧。

　　胡德平在講話中還表露他在對《決定》期待的“同時又想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國家、對法律曾有過明顯的論述，就是說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充分表白了他擔心因為馬克思的理論會影響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中國依法治國決定的憂慮，他講話的目的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決定》中的《依法治國》精神相對立起來。他期待十八屆四中全會要對我黨關于依法治國的理念不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南，而是他們急切盼望的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的理念。

　　《決定》中指出：全會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決定》給了胡德平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希望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陰謀失敗了。

　　胡德平在這次講話中說：要談階級斗爭和專政，我想在我國的上層建筑中沒有哪個理論比法學理論與之聯系的最密切的理論了，請讓我們把這篇文章(作者注：指王偉光同志的文章)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四中全會在法學理論上做一比較，我覺得就可以看出很多。比如，馬克思他大學是學法律的，他終身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對法律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法的本質就是對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他終身都是這么一個理論。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政權階級意志的表現，這表明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是他們的說法。

　　胡德平在這里說馬克思“他終身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對法律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法的本質就是對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他終身都是這么一個理論。”馬克思終身都堅持的只有一個觀點嗎?馬克思終身都是這么一個理論嗎?學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他發現了剩余價值的“政治經濟學”和“唯物辯證法”以及“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提出自從有階級社會以來，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胡德平胡說馬克思終身都堅持一個觀點，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簡單說成終身都是一個理論，是惡意貶低馬克思還是胡德平根本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胡德平在講話中所說的“他們”就是指馬克思，列寧和王偉光及所有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真理的人們。言下之意，胡德平與馬克思、列寧和王偉光及所有堅持真理的人們不是一路人，充分地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政客的丑惡嘴臉。胡德平把馬克思和列寧說成是“他們”，不是一路人，他們說的和胡德平的思想不一樣。那么請問：胡德平還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黨章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如果胡德平還是共產黨員，就應該遵守黨章，就應該堅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胡德平既然和馬克思列寧不是一路人，就應該開除出共產黨組織。

　　胡德平反對列寧提出的“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政權的階級的意志的表現。這表明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被奉為法律”的統治階級意志，說明統治階級意志本身不是法，只有“被奉為法律”才是法，也就是只有通過國家機關把統治階級意志以國家意志形式表現出來才是法。還需指出，法體現的統治階級意志，并不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全部內容，它僅限于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志。統治階級意志還涉及法以外的其他行為規范，諸如道德規范、宗教規范、社團章程等均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列寧對法律的精辟論述在胡德平心中只是“他們的說法”，說明他的思想和列寧不同，其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再來聽聽胡德平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一真理是怎樣攻擊的：“我們國家當舊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已經消滅，其舊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已被新的社會關系所代替，我們的憲法和法律還能像列寧說的那樣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嗎?如果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到頭來只能是人民受到另一部分人民的專政，全體人民也會受到自己專政的迫害。就是被打倒的剝削分子也不是要肉體的消滅，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權，適當的時候他們應當獲得公民權，否則就會天下大亂。”

　　請注意，列寧在這里所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對資產階級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時“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時對資產階級只能采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這個時候是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的，并不是指無產階級政權穩定成為執政階級后仍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無產階級成為執政階級后必然會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就象資產階級的政權在執政后也必然會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法律一樣，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無產階級在革命專政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獲得政權和維持政權時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還沒有形成，無產階級政權不可能受其他政權的法律約束，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建立的法律體系不可能為其他階級服務。如果無產階級政權受到別的統治階級的盅惑放棄為無產階級本階級利益服務的宗旨為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服務，這個政權就將必定會象前蘇聯一樣走向滅亡。不單是無產階級，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及任何階級在革命專政用暴力獲得和維持政權的時候都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只有在政權穩定成為統治階級后才能建立本階級的法律體系為本階級服務，受本統治階級的法律約束。辛亥革命對清政府采用暴力手段獲得政權和維持政權時受過什么法律約束?喬治·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在對當時的英國殖民政權采用暴力(獨立戰爭)手段獲得政權和維持政權時也同樣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毛主席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如果在革命斗爭中受到其他政權的法律約束，革命就不會成功，中國古代的梁山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法律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也同樣不會受舊的法律約束。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是真理，更是歷史事實，世界上有哪個政權在革命獲得政權和維持政權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法律體系前受到其他法律的約束?可是胡德平在這里對列寧的話進行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惡意曲解列寧的理論，借此來攻擊批判列寧，其實質就是反馬列主義。

　　胡德平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總是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唱贊歌，把腐朽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描繪得好似天堂，這就是胡德平的立場問題。按理說胡德平的父親也參加過革命，也為勞動人民打過天下，可為什么兒子卻偏偏要背叛勞動人民站在西方國家的反動立場上?是他背叛了他的父輩還是他的父輩參加革命的目本來目的就不是為勞苦人民大眾的利益而是投機者?這個只有他們一家人才知道。

　　四、反對“唱紅打黑”，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胡德平在講話中借說周永康案來反對2010年重慶的《唱紅打黑》，他說：以后對重慶的唱紅打黑支持最力的就是他，每次講話都給人們一個很恐怖，不知我們國家的政法法治怎么發展。

　　周永康犯罪，怎么和重慶“唱紅打黑”掛上了?重慶“唱紅打黑”哪里唱錯了，哪里打錯了?從這里可以看出胡德平的險惡用心。

　　據新華社重慶(2010年)12月8日電 (記者李亞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重慶調研時強調，“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各級黨組織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帶領黨員群眾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調研期間，習近平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觀看了“唱讀講傳”節目演出。他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資料匯集處，視察了交巡警平臺，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機制。在重慶大學城，習近平與同學們熱情交流，勉勵他們珍惜寶貴年華，敏于求知、勤于實踐，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調研結束時，習近平主持召開重慶市黨政干部座談會并講話。他對近年來重慶在改革發展穩定方面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要求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察實情、出實招、干實事、求實效，以扎實的作風做好各項工作，推動重慶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以上是當年新華社記者報道習近平同志在重慶調研“唱紅打黑”的經過，胡德平借周永康案來攻擊支持重慶“唱紅打黑”的中央領導，其用意非常明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胡德平早于2013年4月13日在《炎黃春秋》聚會時的發言中就曾經攻擊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對十八大以來的黨的政策極端反感。

　　從胡德平的這次講話中可以看出胡德平對“唱紅打黑”有多么仇視，他把《唱紅打黑》說得很恐怖，并把“唱紅打黑”與邪惡的周永康腐敗勢力相提并論結合在一起，其用心何其毒也!唱紅錯了嗎?打黑錯了嗎?“唱紅”唱出了老百姓熱愛共產黨熱愛人民領袖熱愛人民子弟兵熱愛祖國熱愛勞動的心聲，打黑打擊了貪腐邪惡勢力漢奸勢力反動勢力，“唱紅打黑”是在當時中共重慶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下開展的一項極有積極意義利國利民的活動，受到重慶老百姓的堅決支持和擁護，深得黨心和人心，并受到了當時黨中央的大力支持，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卻被胡德平描繪得“很恐怖”。怪不得今年年初在中國刮起一股邪風，公知們造謠誣蔑攻擊謾罵在馬年春晚上演唱《英雄贊歌》的王芳同志，而對東莞掃黃卻高喊“東莞挺住!”這些人害怕人民唱紅歌，害怕打擊邪惡勢力，喜愛色情。他們逢紅必反，逢共必反，逢毛必反，逢“公”必反，逢黃必挺，逢惡必挺，逢財必貪，逢色必貪，他們是一群披著人皮的野獸。

　　胡德平在深圳大梅沙所謂的“中國創新論壇”上高調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反對“階級斗爭”，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重違反黨章規定，攻擊“唱紅打黑”，攻擊馬克思和列寧，他那些“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罪惡言論必定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附文：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體會

　　原標題：胡德平曾致信 表達對政治走勢的焦慮態度

　　“我國爆發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盡管都和境外反動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邪惡勢力必須依法打擊，但是這類突發性的矛盾也不會短時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階級斗爭的觀點就解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胡德平在11月7日舉行的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作出上述表示。

　　胡德平說，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又豐富發展了它的內涵，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除了公民大眾以外又出現了多種利益群體，新的社會階層，這是人民范圍的變化和發展，這些新的社會階層都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地位，都受法律保護，他們之間的矛盾，其內部的矛盾都要依法解決處理。即便不排斥用階級的觀點分析我國的現實社會存在的社會關系，也根本無需再用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方法去解決，這是我黨治國理念的一大飛躍，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進步，也為階級斗爭和專政的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其意義特別重大。

　　胡德平認為，四中全會決議是一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的社會關系，國家和公民關系的重大調整，其意義非常重要，也非常深遠。但是真正要落實這個決議，沒有一代人、兩代人是不行的。

　　以下為胡德平發言實錄：

　　胡德平：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體會

　　各位朋友好!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次論壇，聽了很多的朋友發言之后，也作個發言，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我就是談一下《學習四中全會決議的體會》，今年當我知道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對我黨關于依法治國的理念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心中是充滿著期待的。但同時又想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國家、對法律曾有過明顯的論述，就是說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在《決議》公布前一個月，一篇“堅決捍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這表明了這場爭論不是偶然的意識形態上的風波。

　　要談階級斗爭和專政，我想在我國的上層建筑中沒有哪個理論比法學理論與之聯系的最密切的理論了，請讓我們把這篇文章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四中全會在法學理論上做一比較，我覺得就可以看出很多。比如，馬克思他大學是學法律的，他終身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對法律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法的本質就是對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他終身都是這么一個理論。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政權階級意志的表現，這表明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是他們的說法。

　　四中全會《決定》又是怎么說的呢?《決定》中說：我國的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的擁護。兩者的說法我覺得是非常不同的。

　　列寧在1918年10月他的著作中說：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我們國家當舊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已經消滅，其舊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已被新的社會關系所代替，我們的憲法和法律還能像列寧說的那樣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嗎?如果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到頭來只能是人民受到另一部分人民的專政，全體人民也會受到自己專政的迫害。就是被打倒的剝削分子也不是要肉體的消滅，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權，適當的時候他們應當獲得公民權，否則就會天下大亂。中國人民不應該忘記這一教訓，應該向猶太人學習。

　　現在《決定》當中珍重生命，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屬性，人與人之間法律不再劃分階級。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眾執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決定》的這些文字中我看不出來還要對哪個特殊的階級、特殊的階層有特殊的描述。法是對全民而言的，是對所有的全民而言的，這個法它的意義就在這里。

　　為什么會有這些區別呢?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原來的觀點和我們現在的決定，和這篇文章都有不同了，都有變化了。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呢?關鍵的一點，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鞏固了政權，這和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時代和國情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點區別，我國的憲法對人民這一概念和歷史范疇做了明確的界定。

　　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又豐富發展了它的內涵，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除了公民大眾以外又出現了多種利益群體，新的社會階層，這是人民范圍的變化和發展，這些新的社會階層都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地位，都受法律保護，他們之間的矛盾，其內部的矛盾都要依法解決處理。即便不排斥用階級的觀點分析我國的現實社會存在的社會關系，也根本無需再用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方法去解決，這是我黨治國理念的一大飛躍，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進步，也為階級斗爭和專政的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其意義特別重大。要落實這個，當然進程還是非常艱巨的，這將使我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關系更加和諧，富有活力，但法律絕不保護，還要依法打擊那些權貴勢力階層的同人民大眾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集團。我中心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法制做出這個決定來了，不管它貫徹得怎么樣，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這么一個自信，應該看到這個國家的變化，就是我們黨把階級斗爭和專政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我覺得這個是我學習法律我感受最深的一點。

　　黨內一些巨腐大貪，隨意踐踏社會主義法治，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安全感上的心里底線，有段時間讓人特別之恐怖。其中我也是一個，就是在一段時間里面我覺得我們社會怎么成這個樣了。

　　2010年10月，我曾寫過一封信，一是轉去一位老同志的信件，因為他要求我幫他反映問題;二是說明了我當時對政治走勢、社會秩序、治安的一種極為焦慮的態度。現在我把我這封信給大家說說。

　　這封信是2010年10月我說：永康同志，你好!某某同志送我一信，信后教訓我，你不要嫌我老了還管閑事，我與你父親胡耀邦都是一個戰壕里的生死戰友。這封信我沒有轉，第二天他夫人問我轉信之事。我說“某老”，他還有一個身份特征，是老將軍，為什么他不直接送給周書記?她回答：秘書不辦。這位老將軍已經換了三個秘書，秘書辦他孫子入軍校時反要收錢，天哪，我國的政治風氣、司法工作出了什么問題呀?我轉送此信，請你閱之!

　　我就說以后他對重慶的唱紅打黑支持最力的就是他，每次講話都給人們一個很恐怖，不知我們國家的政法法治怎么發展。

　　另外，我國爆發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盡管都和境外反動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邪惡勢力必須依法打擊，但是這類突發性的矛盾也不會短時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階級斗爭的觀點就解決。矛盾尖銳了、矛盾復雜了，成百人受傷了，我們如果只有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階級斗爭才算是一個斗爭，我覺得太簡單了，它不是階級斗爭，但是同樣也很尖銳復雜。其實專政變為通用詞語，就是武器。作為過時的剝削階級被消滅，人們真正獲得主人翁地位的國家，國家機器越來越重要的職能就是調節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矛盾，動員資源組織生產、發展經濟、維護秩序、保證治安、繁榮文化。我想當我國人民完成了兩個100年夢想和目標的時候，我國的國家機器就會為每個國家公民的生老病死，從搖籃到墓地的生命活動盡職盡責，這個也是國家機器的一個任務啊。不是像一篇文章說，只有到了共產階級階段國家才消亡，階級才消亡，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幾百年，你再來個發達階段、繁榮階段，那要多長時間。

　　在這方面，北歐國家，歐盟不妨作為我國國家機器的一個參照物，你可以不照辦，但是要和人家比一比。歐盟各國已經開始在車同軌、行同輪、書同文的歷史過程中來進步了，我覺得這個也是現代化治理所需要參考的一些國家實力。

　　話還可以說得再遠一點，恩格斯、馬克思講國家的闡述需要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的，這個歷史背景就是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種對立面。馬克思、恩格斯這一結論源于他們對共產主義大量長期的研究。他們研究的一個階段，這是我的看法，他們認為這是一種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中國是很特殊的。從19世紀中葉開始，他們陸續讀到了敘述當時印度、俄國和德國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書籍，這個我就不展開講了，請那些標榜為馬克思主義的，你們看看《共產黨宣言》第一個注釋，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對這點做了注釋。他說由來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歷史，以后他說不對了，他說之前還有一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用的材料都是從這兒得來的。

　　恩格斯晚年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才最終完全認識了原始社會及原始社會最后瓦解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原始社會后期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家庭。酋長們、部落首長們，原來調節人們利益矛盾的原始方法已統統無用了，各種社會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了，就是在這個時候才產生了國家，陸續已經又產生了越來越龐大的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對社會調和不了的矛盾統治階級便采取獨裁專政的方式。也就是說，社會的矛盾可以調和得到解決就不需要國家，只有調和不了時國家就會產生，國家的消亡，也是如此。就是看看你有沒有能力調節這種矛盾，你有能力調節這種矛盾，那階級斗爭都會變化。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只要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適應，國家就要維護社會這種秩序和平衡，這就是我國歷史學原來說的，就是讓步政策之后出現的太平盛世，這是在中國、外國都是有這么一個統治階級國家來調節社會關系的這樣手段，調節得好、適應了生產力、適應了經濟基礎，國家就會安定太平。

　　這也就是恩格斯接著要說下去的一段話，而為了使這種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是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我們建國以后搞的很多階級斗爭，說句實話，是無謂的，有什么意義，解決了什么問題。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錯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風吹了嗎，真正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解決嘛。我覺得馬克思、恩格斯這個話說的很對，不至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的力量來抑制沖突，這種從社會中產生又帶有居于社會之上，而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如果我們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黨領導人民，把我們的法立好，執法也搞得好，行政也搞得好，人民也守法，我們完全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處理我們的各種矛盾。這個就是法治，這個就是國家的現代治理制度。

　　實際上早期和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就進入了重大的社會調整期，我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廢除階級斗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也是社會主義重要的調整期。如此兩方面社會制度的調整，就沒有我國和西方國家可以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國際關系，就無法結成新型大國關系和戰略伙伴關系。我們這種戰略合作，新型的關系，包括和日本，現在就談的四個共識，都反映了這么一點，都沒有斗而破裂。

　　我認為，四中全會決議是一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的社會關系，國家和公民關系的重大調整，其意義非常重要，也非常深遠。但是真正要落實這個決議，沒有一代人、兩代人實際上是不行的。一代人，20年、30年也可以，取個中數25年吧，我覺得起碼也要有兩代人。因為他說了，讓中國人民可以通過依法治理，讓每一件案件都要體現社會的公正和正義，我覺得這個任務太艱難了。我們離這個目標盡管還這么長，但是需要我們大家每個人都要努力。

　　我感謝這次論壇能夠讓我說出這種話來，我謝謝大家!

　　(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是由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創立并主辦，以深圳大梅沙為論壇的永久會址。論壇秉持獨立、開放、創新的理念，聚焦中國改革創新進程。每年邀請數百位來自全球政、商、學界精英齊聚大梅沙海濱，探討國家治理體系、經濟轉型、社會治理創新、政治體制改革等重大課題并提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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