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10月31日前舉行新聞發布會，反貪污賄賂總局徐進輝局長回應有關發改委官員涉嫌腐敗案情況。他說：今年以來，根據中央反腐敗整體部署，最高檢反貪總局直接組織指揮北京、河北、黑龍江等地檢察機關，依法立案查辦了一批國家發改委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受賄犯罪案件。
截至目前，共立案查辦11案11人，其中，發改委國家能源局5人，發改委價格司5人、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1人，分別為：國家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 、新能源司司長王駿、核電司司長郝衛平、電力司副司長澀梁波、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價格司原司長劉振秋、現任司長李才華、副司長周望軍、副巡視員郭劍英等。偌大的價格司原領導班子多數涉嫌職務犯罪，只剩下一名巡視員和一名副巡視員在工作。
徐進輝稱，從檢察機關發改委案件的查辦情況來看，主要有四個特點：一是所在部門權力過大、權力集中是誘發腐敗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監督機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監管，審批權運轉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內外部監督機制。三是收錢辦事成為這些人潛規則，大家心照不宣，長期共同受賄，形成窩案串案。四是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的有6人。
其中，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2億余元，成為建國以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有關部門在其家中發現的現金，動用了16臺驗鈔機，點鈔時竟當場燒壞了四臺。
讀罷這條新聞，能不令人震驚、困惑和痛心!發改委系列窩案表明了什么 ?
首先、發改委的系列窩案串案凸現黨的腐敗程度確實觸目驚心。
中國發改委這一批貪腐罪犯，頭頂共產黨桂冠，扛著“發展改革”旗幟，無法無天，肆無忌憚，狼呑虎咽地貪污受賄。這個系列窩案犯罪勢頭之瘋，作案人數之多，貪污金額之大，令人驚訝。一個價格司就五案五人，從原任司長到現任司長，以至副司長、副巡視員，貪腐犯罪，剩下的僅是兩個“好人”(副巡視員)創“天下第一司”。國家能源局五案五人，就業和收入分配司1人。不僅如此，此前不乆抓捕歸案的還有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產業協調司原司長陳斌、財政金融司司長張東生等人。
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多達2億余元，動用了16臺驗鈔機，點鈔時竟然當場燒壞了四臺，成了檢察機關一次起獲贓款現金數額最大的案件，創建國后的“第一”。
貪污2億元是什么概念?一位好心人將其形象化成一張圖表：每張面值100元的人民幣面積120.12平方厘米，2億元平鋪約3.34個足球場大;100元紙鈔1萬張摞起的高度在1厘米左右，2億元堆起來約高200米，相當于66層樓房高度;一張100元面值人民幣重1.15克，2億元則重達2.3噸。
而這樣駭人聽聞的系列窩案，并不是發生在某一經濟部門，或某個企業，也不是某地市，或某省，而正是“中國發展改革委“呀!
發改委是個什么機構?從百度搜得：發改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的重要組成部門;主要負責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在國務院諸多部委中，發改委地位之高，權力之大，沒有哪個可與比肩。 而這里，正是這里，竟發生如此嚴重的系列窩案串案。反貪總局徐進輝局長說：“收錢辦事成為這些人的潛規則，大家心照不宣，長期共同受賄，形成窩案串案。”
這不是什么“發改委”?而是十足的“權交委” ?
這難道不是從一個側面凸現出如今黨內的腐敗，無論是廣度上，還是深度里，已不止“冰凍三尺”了!
鄧小平出山之初曾說：現在是積重難返。此話言之不當，言之過早。如果用之于照他的政策和路線搞過三十后的中國，那才是真正的“積重難返”呀!
毛澤東早就指明，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革命 、建設成敗的關鍵之所在。他說：帝國主義用武力征服不了我們，但可能“和平演變”掉我們。他在黨中央進京時就曾告誡全黨，“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毛澤東說到做到了!
經過共和國前三十年“大考”，結果表明共產黨執政后始終保持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無愧于千百萬的革命先烈! 而如今這個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黨竟變到了如此境況，真不知鄧小平怎么面對毛澤東!
其次、發改委系列窩案更凸現“資改派”的原形。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及許永盛 、魏鵬遠等一群司局長，滿口“改革開放”，“以人為本”，“改革攻堅”，決“不動搖”，原來早已蛻變成了腰緾萬貫的官僚資產者。
記得，1975年毛澤東發表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那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41頁)我當時真不甚了了，似懂非懂。其實，只因毛澤東早看了50年。發改委這一堆走資派不正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存在于黨內“資產階級”!原來如此。
唯物史觀的常識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們的經濟地位制約著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主張。發改委這一伙人竊取了相當的權力“當權派”，腰緾萬罐 ，由“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作出“宏觀決策”，不是頑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怪!
因之，我也就愰然大悟，現今這么多高官，為何如此厭惡馬列毛主義，偏愛新自由主義，如此憎悢社會主義，擁抱資本主義，如此反感公有制，迷戀私有制?
原來如此!
最后、發改委系列窩案還凸現了黨對腐敗只能是“零容忍”，強調“依法反腐”，還是不可急著廢除死刑為好。
最近網上獲悉，有人竭力提倡乘近期修法，“廢除官腐敗死刑”。 理由是，要講“人道”，“廢死”便于追逃，貪腐分子就不怕回來。
此問題爭論有年。2012年3月兩會兩會會場上，討論反貪反腐的議題，全國人大代表、菏澤市委書記趙潤田曾經提出：“如果貪污50萬元就處以死刑，就沒人敢貪污了”。
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對黨內腐敗必須保持高壓態勢，要“零容忍”。鑒于當前黨內腐敗的嚴峻態勢，廢除死刑只會害多得少。 甚至今后一段較長時期，似乎不廢為宜。如下兩方面社會實踐的歷史經驗，可以為證。
“改開”之初，曾傳達過鄧小平反對干部貪腐的指示。他說：要開殺戒。建國初期，毛澤東果斷地殺了劉青山、張子善，保住了黨風三十年清廉 (大意)。薄一波記述過這么一段史實：劉、張“公審大會召開之前， 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的、看著劉、張成長，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同志來找我。他對我說，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應判重判。但考慮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我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黃敬同志堅持要我反映。我說，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說。他堅持不去。我只好如實向毛主席轉達了黃敬同志的意見。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當懂這個道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52頁)劉青山、張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的，曾先后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在敵人的嚴刑逼供下，堅貞不屈，是長征過來的老井崗，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的考驗，“不愧英雄的稱號”。應當說，黃敬同志向毛澤東說情，刀下留人，從劉、張而論，不是沒有理由的。
只是毛澤東的戰略視野更加宏遠，“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成千上萬“犯有各種不同錯誤的干部”，教育全黨。如果講“人性”、人道主義 ，這是最大的“人性”、人道主義!我們這些人當年在三反中思想所受震蕩之大、教育之深，若非親歷，那是很難想象的。
當然，毛澤東時代黨風清廉舉世公認，這并不只是三反運動中處決了劉、張等42人，而是由于毛澤東歷經長期的艱苦奮斗，培育、造就了一個“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的超優社會政治生態，走了是一條反腐拒變的“新路”，使干部敬畏群眾，而不是相反。
這是開天劈地的偉大創舉，實在來之不易。現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即。
反觀這些年來，對干部貪污腐敗的懲處，不顧刑法規定，當殺者不殺，據說是為“人性”、“人道”著想，要“與國際接軌”。實踐結果呢?黨內腐敗愈演愈烈，腐敗分子越來越膽大包天，越來越無法無天，犯罪金額從十萬級到百萬級、千萬級，以至上億、幾十億級，都不罕見。連發改委今年就查處了11案11 人，過千萬的就達6人之多，而魏鵬遠家中搜查發現現金折合人民幣就2億余，此犯整個貪污金額肯定更大更大。究其原因，當然不能簡單地只歸根于殺人過少。但總不能說與此無關 。
須知，如今這么多大小官員，知法犯法，肆無忌憚，獅子張大口，能呑進銀山、金山。但他們終歸還有一怕，就是怕死。如果貪得金銀如山，卻陪了老命，那還能不掂量再三，其內人、子女還敢如此心安理得，來者不拒，通通笑納?還得看到，貪污上億也免死刑，會發出誤導，撈個幾百上千萬，算不了什么，即使東窗事發，擠出幾滴眼涙，無非是坐坐牢。現實是否這樣?
當然，提出 “貪污50萬死刑，誰敢再貪”，也是極而言之。
現在已不可能;果真如此，還了得? 但如果鄧、江時代能有這樣堅定決心、氣魄，貪50萬者死刑，那還真有可能 “誰敢再貪” 了!
201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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