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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圍繞如何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11月2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在京舉辦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理論座談會。

　　與會同志認真學習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去年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深入分析當前意識形態工作的形勢，圍繞如何掌握意識形態斗爭主動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會議指出，近年來，意識形態工作的內外環境更趨復雜多變。隨著國際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漸激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勝利，境外敵對勢力對我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圖謀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遏制世界多極化趨勢，維護國際資本大一統的舊有國際秩序。在境外敵對勢力的支持、唆使下，國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散布流言蜚語，造謠生事，煽風點火，制造思想混亂，搶占輿論高地，與我爭奪人心民意。香港“占中”風潮，少數民間組織膽大妄為，某些意見領袖、網絡大V和體制內“異見人士”囂煙日長，其源蓋出于此。

　　在尖銳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絕大多數黨員干部的表現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黨政干部，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鄉愿作風嚴重，老想著兩邊討好、四處結緣、八面玲瓏，以塑造自己的開明形象。他們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甚至首鼠兩端、見風使舵，更有甚者則走上了縱容、支持錯誤思潮的道路。愛國主義內容從教材中大幅削減，一些學科馬克思主義失語，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憲政改制”思潮泛濫，某些有西方背景的所謂“專家”、“學者”混入一些部門，思想文化領域一些與黨同床異夢的干部非但沒有受到批評處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如此等等，都是極為發人深省的。

　　事實表明，意識形態對經濟、政治的反作用日益凸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經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擺在我們面前。意識形態工作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關乎人民群眾的安危禍福，關乎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興衰成敗。要保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致半途而廢，要保證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不動搖，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

　　掌握斗爭主動權，就是要在矛盾對立中始終居于主要方面，就是要牽著對方的鼻子走，就是要玩敵于股掌之間。為此，必須弘揚主旋律，加強正面引導，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果引導輿論，用社會主義價值觀凝聚人心;為此，必須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于未然;為此，必須高度重視網絡斗爭，按照網絡生態的運行規律，綜合運用法律、技術手段，治理網上亂象，讓網絡空間成為激發正能量的堅強陣地。

　　會議認為，掌握斗爭主動權，關鍵在自己。《孫子兵法》說：“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有以待、不可攻，就是最大的主動權。

　　當務之急是做好以下幾件事：

　　一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涵養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怕鬼是因為心里有鬼。有些同志一聽到蝲蝲蛄叫就不敢種地，一聽到人家攻擊什么就不敢再堅持什么，就是因為內心深處有私心雜念或者對方價值觀的因子。這些同志以為忍一回、讓一著、退一步，就會求得安寧。殊不知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越退敵對勢力越得寸進尺、變本加厲，直到把你逼到懸崖絕處。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防線不牢，有了破綻，那就更加糟糕。吃了人家的必然嘴短、拿了人家的必然手軟。一旦短處、辮子攥在人家手里，想要拿回主動權是不可能的。俗話說：“籬巴扎得緊，野狗鉆不進。”如果我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心底無私、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又何懼之有?因此，建議我們的領導干部重讀方志敏、楊靖宇，重讀范文瀾的《大丈夫》，重讀毛澤東提議選編的《不怕鬼的故事》，徹底戰勝貪欲、軟弱、狹隘、委瑣和渺小，以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的偉岸姿態出現在意識形態斗爭的前沿。

　　二是要把庭院打掃干凈。外敵強攻不可怕，木馬計最可怕。掌握斗爭主動權，首先要把自家垃圾清除出去。為此，絕不允許東食西宿、兩頭通吃的現象繼續存在，必須明確告誡人們：跟誰走才有好處、有前途，跟誰走沒有好處、沒有前途。要讓正派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和黨一條心的人吃香，讓和境外敵對勢力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人風光不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無論什么人，只要發議論，就不能違犯《憲法》，不能背離黨的基本路線，不能向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叫板。尤其是體制內的人，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而不管你資歷多深、名聲多大。在意識形態部門尸位素餐者，要調離崗位;砸共產黨鍋者，要收回共產黨給他的飯碗。黨報黨刊黨臺黨網，黨政干部院校，大專院校，絕不能再給拆共產黨的臺、壞老百姓的事的人提供招之搖之的市場。發現一起，處理一起;發現多少，處理多少。香港“占中”，大陸一些民間組織猖狂，背后都有境外敵對勢力“輸血”。要學習俄羅斯，民間組織的資金來源必須如實申報，申報不實者必須徹查，并作出相應制裁，以切斷其供血管道。為境外敵對勢力奔走的那些人，多是些利欲之徒。斷了財路，他們自然會消停許多。

　　三是要在經濟基礎上下工夫。工夫有時候是在“詩外”的。意識形態工作必須有經濟基礎的支撐和保障。分配不公，基尼系數過大，人民群眾就會對我們有意見，從而給境內外敵對勢力留下口實和空子。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折不扣地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誠心誠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這個基礎，廣大人民群眾就會堅定地站在我們一邊。有了人民群眾這一銅墻鐵壁，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就會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會議強調，必須有長期作戰的準備。正如魯迅所說：“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100年以后也會有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在尖銳復雜斗爭中將實現中國夢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到大風大浪中去迎接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就是我們這一代及以后幾代人的光榮使命。不管前進的道路上還要發生多少曲折，還要經歷多少坎坷和風雨，我們畢竟能夠到達勝利的彼岸，因為我們的事業順乎歷史潮流，因為我們的事業合乎人心民意!

　　在京專家、學者20人參加會議。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講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沙健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中紀委駐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紀檢組原組長林文肯，中央宣傳部研究室原主任劉祖禹，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原部長、研究員姚有志，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學術委員會原主任、博士生導師彭光謙，解放軍總參某部原政委、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宋方敏，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董學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原副主編、研究員曾鎮南發言。會議由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劉潤為主持。以下附有部分專家學者的發言稿。

　　張全景發言：談砸鍋——弘揚紅色文化，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抓緊抓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專門發出了兩個通知，習近平同志多次發表重要講話，而且講得明確具體，指導性很強。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抓緊抓實。

　　一、充分認識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重要性。從黨的歷史來看，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論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關系到革命事業的成敗，建設事業的興衰，改革開放的勝負。戰爭年代，毛主席就指出：革命要靠二桿子，槍桿子、筆桿子。上世紀60年代初，毛主席又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當年，我們的紅軍既是戰斗隊、工作隊，又是宣傳隊，走到哪里就宣傳到哪里。至今在革命老區還保留著許多宣傳口號。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恢復、發展經濟的同時，大力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開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運動。雖然有的也出現過某些失誤，但從基本方面來看，效果是好的，團結教育了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新加入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調動了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圍繞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奮發向上，不怕困難，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如果沒有各類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奪取革命的勝利，并鞏固、發展勝利是不可能的。國際共運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意識形態上出了問題，就會前功盡棄，造成失敗，這是非常慘痛的教訓。蘇共是一個成立了近百年的黨，蘇聯是有74年歷史的國家，但是垮塌于一夜之間。蘇東劇變是一個從漸變到突變、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們失敗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失敗在意識形態領域，而不是經濟領域。這就說明，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歸根到底是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說明這種斗爭的嚴重性和危險性，仍然存在你死我活、誰勝誰負的斗爭。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斗爭必然反映到意識形態領域。我們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嚴重性。如果在思想上放松了這根弦，就等于解除了武裝，遲早要遭受失敗。

　　目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尖銳復雜的。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們積極推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鼓吹“民主憲政”、“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污蔑我們搞“霸權主義”、“威脅世界和平”等等。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他們交替使用軟硬兩手，從我們內部找代理人，我們對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二、弘揚紅色文化，堅決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文化的侵襲。我們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紅色文化，這是非常寶貴的傳家寶。我們要一代一代傳下去，永遠不能丟。以戰爭年代為例，我們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對群眾的宣傳鼓動、各類學校教育都是突出紅色革命精神的。現在我們強調主旋律，主旋律是什么?應當圍繞調動鼓舞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我們有很多這樣那樣的研究會，應當把自己領域、地域內的紅色精神研究透徹，為實現新的目標、偉大的中國夢服務。戲劇、電影、電視、小說、詩歌、音樂等等都是教育人民、團結群眾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應當是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斗爭的武器。

　　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從現在情況看，大體有四種：一是公開的反對派，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披上合法的外衣，用隱蔽的方法向我們進攻；三是利用個別事件，攻其一點，不計其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四是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以學者的面孔出現，實質上兜售反動思想。這些人中，有的屬于個人立場觀點問題，有的背后有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有的以老黨員、老干部、親歷者自居，實際使用的材料是編造或者歪曲了的，迷惑性很大。各類人物的攻擊污蔑，內容越來越多元化、手段越來越多樣化、手法越來越隱蔽化。他們不論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現，萬變不離其宗，集中到一點，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黨和國家的歷史，攻擊的重點是毛主席、毛澤東思想。他們深知，要否定一個黨和這個黨所領導的國家，必須否定黨的領袖和黨的指導思想。我們要看清他們的真面目，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同他們作斗爭。

　　三、加強學習和調查研究，切實掌握斗爭的武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斗爭的銳利武器。黨的偉大理論是“照妖鏡”、“顯微鏡”，各種歪理邪說都會在“照妖鏡”前顯出原形，特別是那些靠歪曲篡改馬列著作而混淆視聽的人。要堅持少而精，先學習馬列的幾篇基本著作，學習毛主席的幾篇哲學著作，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只要有了武器就不怕敵人來犯。

　　要學習黨史、國史，了解歷史的真實情況。現在的黨史、國史編纂上有不足之處。要結合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真相，增強同錯誤傾向作斗爭的力量。應在全黨開展一次新的學習，聯系實際，提高全黨思想水平，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理論水平和黨史知識水平，防止上當受騙。

　　學習紅色文化，要與學習中華民族歷史的優秀文化相結合。否定歷史傳統文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但是又不能本末倒置，喧賓奪主。不突出學習紅色文化，片面強調學習孔孟之道，提倡學習《弟子規》、《三字經》，甚至穿上漢服、唐裝拜“孔圣人”、舉行“點朱”或“開筆式”，這也是不恰當的。共產黨代表先進文化，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也是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當然兩者不能互相代替。

　　當前，社會風氣的滑坡，不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喪失，而是紅色文化的斷流造成的。這里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一個是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說邊區“十無”，那是什么文化占主導地位?一個是“文革”年代，“批林批孔”期間，可以說批孔之猛烈比“五四”運動還厲害，實際也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的兩千年間最為猛烈的批判，但是社會風氣又是怎樣呢?其實，在毛澤東思想、在紅色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革命情誼的倫理道德。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工作上是“精益求精”、“又紅又專”……這些不都是很好嗎?還有，對黨員干部思想作風上的要求，要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等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四、嚴格黨的政治紀律，嚴肅懲處那些惡意向黨抹黑的黨員。我們黨的紀律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凡是違反國家法律、違反黨章的問題都是違反紀律。在政治紀律中包含意識形態問題。有的黨員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干著反對共產黨的勾當，吃著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對于這樣的黨員，首先應當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嚴肅指出他們的錯誤，絕不講情面，經教育不改的，應當開除他們的黨籍或勸其退黨，勸而不退的，應按照黨章規定除名。有些人的錯誤觀點、錯誤理論，甚至用一些胡編亂造的事實污蔑黨、污蔑毛主席，其危害比貪污幾百萬元還要大。有的黨員，機關黨的活動不參加，卻積極參加那些所謂的“群眾”活動，歌頌或維護黨和毛主席威信的文章不寫，專寫所謂“暴露型”的紀實文章，實際是掩蓋真相、胡編亂造或似是而非的文章。對于這樣的黨員，要嚴肅執行紀律。要加強紅色文化的宣傳，占領輿論陣地。可考慮辦個公開發行的刊物，同時按照習近平同志在文藝界的講話精神，搞好文學創作、文藝演出，加強對新聞媒體、報刊、網絡、電視等的管理和監督，真正把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手里，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把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做得更好。

　　逄先知發言：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一些看法

　　一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非常復雜，相當嚴峻。多少年來，鄧小平同志批評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沒有解決。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有這樣一種趨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增強。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處于守勢，處于被動地位，甚至失掉話語權。右的勢力越來越猖狂，矛頭直指共產黨、黨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發表漢奸言論，稱汪精衛為“真正的英雄”，把愛國主義者稱之為“愛國賊”。我們有些思想陣地并不鞏固，甚至在一個一個地丟失。高校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師可以在講堂上公開發表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言論，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只講西方的。這樣下去，很危險。歷史經驗證明，出事往往從高校而起。高校又是培養將來的各級領導干部的搖籃，培養將來掌握國家權力的人。高校情況如何，決定于領導班子是否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教師又是直接影響學生思想狀況的關鍵因素，因此高校教師的選用、聘任應當嚴格把關.對于那些公然反黨又堅持不改的，必須作出相應處理。

　　上述情況，是長期形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存在“左”右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所以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全黨，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對于“左”的東西，我們永遠不能放松警惕，永遠不能減弱反對的力度。但是長期以來，只強調反“左”，忽視了反右，甚至對右的東西聽之任之。“新西山會議”中那些公開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露骨言論，卻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專門同共產黨對著干，連篇累牘地發表反面文章，制造輿論，蠱惑人心，造成極壞影響。對一些嚴重錯誤的言論，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

　　黨的十八大以來，出現了重大轉機，情況開始扭轉。習近平同志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講話和批示，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者，受到鼓舞，增強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二

　　有一些混亂的觀念，應當予以澄清。舉幾個例子。

　　（1）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同“階級斗爭為綱”混淆起來。現在，誰講階級斗爭、階級分析，就給你扣上“階級斗爭為綱”的帽子。這個問題要澄清。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這是上了黨章的，寫進了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從鄧小平同志到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也一直是這樣講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必將長期存在。這是客觀事實，不是哪個人主觀想出來的。害怕講階級斗爭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因為過去受過不公正待遇、受到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沖擊。但有一些人，恰恰自己就是搞階級斗爭的。他天天在那里搞階級斗爭，卻不許別人講階級斗爭。承認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同“階級斗爭為綱”是有原則區別的。“階級斗爭為綱”是把階級斗爭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相對立;而且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把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也當作是階級斗爭。這是完全錯誤的，應當批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毫不動搖，同時又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將長期存在階級斗爭，這樣的認識和提法才是全面的。

　　（2）把人民民主專政同依法治國對立起來。任何國家都是實行專政的。問題在于誰專誰的政。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還是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性質是不同的。美國不實行專政嗎?對于占領華爾街、反對金融寡頭的廣大窮人，它毫無顧忌地動用武力進行清場。這就是專政。我們國家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對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極少數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它是保障國泰民安不可缺少的武器。所以說，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虧理，要理直氣壯地講。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們的國體。依法治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要求，它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提供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受到法律的保護，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敵對分子，依法給以制裁。兩者相輔相成，并行不悖。

　　（3）把真左和假左（即帶引號的左、極左）混淆起來。現在是左、“左”不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為貶義詞，受到壓制和攻擊。誰講馬克思主義，講革命傳統，就說你“左”，讓你抬不起頭來。“文化大革命”中是寧“左”勿右，改革開放以后，又出現了一種寧右勿左的傾向。連人民民主專政都被人當成是“左”的東西。誰對錯誤的言論進行批評，誰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圍攻。

　　（4）把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爭論”擴大化、絕對化，歪曲了鄧小平的思想。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爭論”，是針對具體問題而說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非常堅定，一點也不含糊。他說，要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有人大講“不爭論”，實際上是捆住馬克思主義者的手腳，讓右的錯誤言論大行其道。還有一個所謂“不炒熱”的問題。這要看什么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些問題可以這樣做，有些問題就不能這樣做。比如對黨和黨的領袖進行造謠誣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熱”而置之不理。人家早就把謠言炒熱了。謠言不脛而走，搞得沸沸揚揚，以訛傳訛，信謠的人越來越多，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就不能以怕“炒熱”而束縛了自己，就要理直氣壯地拿事實進行辟謠。凡是這樣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謠言銷聲匿跡。

　　三

　　面對現在的情況怎么辦?首先要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前面我說過，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以后，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扭轉，已經見到成效，方向明確了，堅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心。習近平同志的講話非常精采，有的放矢，觀點鮮明，很有說服力。不僅有理論深度、文化底蘊，言語又生動活潑，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他的講話，結合新時代的特點，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切優秀遺產和寶貴經驗;繼承了黨的優良傳統，發揚了黨的正氣;同時又汲取了中華文化的精華，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成果。他的系列講話，是治黨治國的指導思想，當然也是進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指導思想和有力武器。我們要認真學習和大力宣傳習近平同志的系列講話，并以此來統一大家的思想。

　　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對此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能太天真。魯迅的話，“戰斗正未有窮期”。現在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但并不鞏固，斗爭不會停止，會長期較量下去。樹欲靜而風不止。國際上的斗爭同國內的斗爭又是相呼應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鄧小平同志也強調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貫穿于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毛、鄧的這些思想都被實踐證明了。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中要主動出擊，打主動仗，改變過去多年來的被動處境。旗幟要鮮明，觀點要鮮明，“不要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如果自己都理不直氣不壯，腰桿不硬，旗幟不鮮明，誰還會跟你走?斗爭一定要講究方法。主要是擺事實，講道理，拿捏好分寸，以理服人。不隨意上綱上線，不搞大批判式的批評。不論是寫文章還是發表講話，要著眼于絕大多數的中間力量，使他們能接受;集中批評那些攻擊誣蔑共產黨、黨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危害人民政權的極少數人。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歸根到底是爭取人心的工作。毛澤東同志說：“人心就是力量。”習近平同志進一步強調：“人心是最大的力量。”一些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搞顏色革命，也是先大做輿論工作，影響和爭取人心。它們掌握和利用強大的高科技的輿論宣傳工具，進行文化和價值觀的思想滲透，做到一定程度就發動“顏色革命”。

　　意識形態問題不是孤立的。它既密切聯系政治問題，又密切聯系經濟基礎問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往往發展成為政治斗爭，最后會導致政權的爭奪。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有重要的反作用，但歸根到底決定于經濟基礎，適應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并為經濟基礎服務。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現在各種錯誤思潮泛濫，固然同我們的思想宣傳工作不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經濟基礎變了。拿國有經濟來說，它的總產量只占經濟總量的25%，只占出口貿易額的11%，非國有企業反成為外貿出口的主力軍。國有經濟是不是處于主導地位都成問題，怎能保證主體地位。一些人還在極力鼓吹“民進國退”，誰講“國進民退”就受到圍攻。也有人想把“混合經濟”這種合法形式，作為推行私有化的途徑。另一方面，則拚命抹黑國有企業，把國企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不公道的，別有用心的。我們這三十多年經濟起飛，是靠國企打下的基礎、創造的種種基本條件。真正能同外國資本進行競爭的也是國有大企業。國企需要改革，是改掉國企本身的毛病，使之更有效率，更健康更壯大。有什么問題就改什么，不能借機搞私有化。國企是全國人民的財產，不能輕易一賣了之，化公為私。鄧小平同志從實行改革開放那天起，就一直強調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堅持。現在我們國家的國企經濟所占比例，還不如有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基礎變了，加上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大量涌入，就出現了今天思想領域的情況。

　　在思想宣傳工作中，應當如實地、系統地宣傳建國后的前30年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建設方面的成就(如基本建設，水利建設，科學技術等等)。這方面的宣傳很不夠。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專門抹黑前30年的歷史。使得人們一提到前30年，就是講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好像什么好事都沒有做。為了證明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就貶低前30年，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新舊社會兩重天對比的人們，很容易接受這種宣傳。與此相關聯的，有一種情況值得警惕，就是“民國熱”。有人流露出對舊中國的留戀之情。有人替蔣介石翻案，把蔣介石作為正面人物來評價，拿蔣介石日記做文章，聲稱要改寫近代史。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赤裸裸的表現。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作為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支力量，要堅定不移地遵循和宣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系列重要講話和批示精神，團結和不斷擴大自己的隊伍，發揮自己的作用。

　　昆侖巖發言：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也談掌握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主動權

　　這些年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污染嚴重、威脅嚴重、失守嚴重，面臨信仰丟失、道德淪喪、方向扭曲、人心渙散的局面，作為一名老黨員、老軍人、老理論工作者憂心忡忡。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一再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對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提出一系列部署要求，令人欣慰，很受鼓舞!

　　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危機狀況，不是偶然的。外因上與美國一超獨大后的東西方較量、單極與多極爭鋒的國際戰略格局變化有關，內因上與黨內思想麻痹、隊伍不純、作風不正有關，也與整個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大環境影響直接有關。過去一講腐朽落后的思想，就說是開放后從外部傳來的，這固然不錯，因為國際階級斗爭較量無聲，敵對勢力顛覆滲透無孔不入，但“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內因是根本性、決定性的因素，經濟改革中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傾向，從經濟層面滲透到國家政治、思想、文化、法律、外交、軍事等上層建筑各領域、各層面，其中意識形態領域受影響最直接、最突出。這是個深層原因，也符合規律。外部思想侵略，必然要在一國思想文化政治理念上找到突破口，而內部經濟環境變化提供了這種思想演變的土壤。一旦經濟基礎上的變化，形成為一種利益驅動下的社會階層、階級力量，必然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一種思想取向和政治要求，甚至試圖左右整個國家輿論機器。毛澤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有復雜、多樣、隱匿的特點，不同性質的矛盾交織混雜，不能簡單化對待，故其外在形式需保持一定的張力和彈性，但其本質上是階級斗爭、政治斗爭、政權斗爭的表現，這是毫無疑義的，來不得半點麻痹和天真。一個社會，賴以維系人們精神大廈的支柱和基礎動搖了，政權坍塌可能就是瞬間之事。

　　如何贏得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主動權?簡單應對、揚湯止沸，不可能扭轉局面，必須釜底抽薪、精打擊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首先，要純潔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隊伍。這是決定性的因素。蘇聯垮臺前，就是在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領導人支持下，縱容各種錯誤思想泛濫。當時蘇維埃俄羅斯報刊登了一位女教師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的文章，表達了對社會錯誤思潮的不滿，結果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授意下該文及作者立刻遭到媒體圍攻和當局封殺。在這樣的氛圍下，形形色色攻擊漫罵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和政治派別甚囂塵上，一切正能量言論反遭嘲笑、指責和打擊排斥。外界評價“蘇聯人在蘇共領導下開始反蘇共的時代”。所以最可怕的敵人在內部，在重要位置上。

　　我在微評中說：誰都知道今天不少反共分子就在中國共產黨內。共產黨員必須講黨性，講政治紀律，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豈可容忍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戴著共產黨的高帽，卻說著反共產黨的話，干著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事情。“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一句大義凜然、理正辭嚴、擲地有聲、振聾發聵的話，卻在網上橫遭攻擊、譏諷、謾罵，大有將廬山炸平之勢。一些人是真糊涂還是假糊涂?中國近現代歷史證明，吃共產黨的飯，就是吃革命的飯，吃掉腦袋的飯，吃為人民謀解放、謀幸福的飯。沒有人吃共產黨這碗飯，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人民吃飯的鍋。砸共產黨的鍋，就是砸社會主義的鍋，砸人民吃飯的鍋。當然，這話是對黨內說的，從整個社會來說，任何人也不能吃人民的飯，砸人民的鍋。黨和人民是分不開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人民的江山;沒有人民的擁護支持，就沒有共產黨的生命。黨和人民生死與共，吃的是一鍋飯。砸人民的鍋，也就是砸共產黨的鍋，就是反黨。把共產黨與人民對立起來，用心何在?只能說明想砸鍋的大有人在。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之魂、立黨之本。真正的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愛黨和愛人民的統一。要把共產黨內的叛奸敗類與共產黨區別開來，下決心清理黨的隊伍，整肅政治紀律，讓真正的共產黨人在關鍵的位置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才能贏得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領導權和主動權，也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贏得共產黨在人民中的應有形象。人民擁護共產黨整肅隊伍洗滌污濁，而反對共產黨，實質上就是反人民。

　　其次，要確保國家改革開放堅持正確的方向。這是根本之策。“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以為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能夠維持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改革開放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私有化、附庸化，犯顛覆性錯誤。三中全會以來，一些所謂“精英”和有話語權的人把西方理念奉為至寶，肆意曲解中央精神，按新自由主義和“佐利克方案”設計私有化改革方案，企圖用市場綁架政府，用外資私資綁架國資，其目的就是要利用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最終顛覆共產黨領導，改變上層建筑性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政左經右”的路子不能走，也走不下去。要確保社會主義政權鞏固，就不能孤立地抓意識形態工作，而必須圍繞經濟工作中心，捍衛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住社會主義命根子。兩條改革道路較量是活生生的現實，一定要為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斗爭。國有經濟這個支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不要弄到國企“命門”被滅、公有制“根基”被毀、經濟基礎最終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完全不相容的時候，政治思想上再唱社會主義高調也無濟于事。

　　再次，要在思想理論文化戰線全面收復失地。這是當務之急，必須動真格。我們黨過去最擅長打輿論戰、宣傳戰，現在是新陣地大權旁落，老陣地四處失守。沒有陣地就沒有制話語權。特別是互聯網已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基本上被西方資本勢力和國內反主流力量控制。今年以來雖然中央加強網絡管控，但人家的網聽人家話。一到關鍵時候、在關鍵問題上，就看出關鍵的陣地還在人家手上，而中央加強輿論管控的要求往往變成網絡封殺正能量聲音的借口。茅于軾發表漢奸右派言論不封，而微信公眾平臺連轉發求是網、人民日報社評都被封，這是什么道理?可見打主動仗不是一句空話。

　　要奪回陣地，就要強化政治領導，統一思想意志，堅定聽黨指揮、敢打必勝的信心和意志。各級領導特別是思想宣傳部門應該加強學習，把思想真正統一到習總書記講話精神上來，不要網上一罵就害怕，猶猶豫豫，畏縮不前，甚至在負面輿論面前不敢吭聲，打退堂鼓。自己底氣不足，戰場上怕挨槍子，犧牲的是黨的威信。

　　要奪回陣地，就要組織力量，依靠群眾，打一場人民解放戰爭。要把被動局面扭轉過來，就必須利用主渠道，把專業主力軍和群眾武裝都動員起來，讓代表人民意愿、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的正能量像泉涌一樣噴發出來，包括寫出更多扶正祛邪的好文章，推出更多健康向上的優秀文化產品，擴大正面宣傳的社會影響力和感染力，批判抨擊各種錯誤思想和腐朽文化現象，陷敵于汪洋大海。

　　要奪回陣地，捍衛憲法、捍衛真理、捍衛事實，駁倒各種錯誤思潮。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過，“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這是極具欺騙性和蠱惑力的。這些年意識形態領域是非觀念給搞亂、搞顛倒的太多了，連憲法都給全盤否定了。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就必須一面重樹憲法權威，加強憲法教育，批判糾正各種違憲言論和行為，使憲法成為最高準則;一面抓住要害問題，擺事實、講道理，揭露偽歷史、偽文化、偽理論、偽普世價值的真實面目。“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要把被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關鍵還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搞清楚、講清楚，而且用事實說明真理，贏得群眾，重塑科學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

　　要奪回陣地，就要強化網絡法治，掌控新媒手段，打造黨直接聯系群眾、保護和激發正能量的新型互動平臺。網權亦“兵權”，我們黨只有握網在手，操勢用功，與群眾無障礙溝通直接聯系，才能如虎生翼，如龍得水。現在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強化依憲、依法治網，制定能把住政治方向和國家安全底線的網絡輿論管制法規標準，用法律手段管住各大門戶網站。國家網信辦不能只和網站密切聯系，還應開設網民檢舉申訴窗口，建立網絡司法機構，對助長負能量、打擊正能量的網站行為要有受訴渠道，一旦發現，堅決查實嚴懲，使目前網管辦法由軟變硬，實現強約束。另一方面，要國家重點投入，吸引社會融資，做大做強官方網站和民間正能量網站，特別是要開發出能超越微博、博客、微信功能的即時性、多能性、互動性的新型信息交流平臺，用最先進、便捷、人性化的新媒手段爭取群眾，為弘揚正能量服務。對私資外資控制下的主要門戶網站也要有計劃有步驟滲入，力求從外部制約逐步轉變到內部領導、組織、管理乃至資金股份的實際控制。

　劉祖禹發言：意識形態斗爭要動真格的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里提到我們黨面對的“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聽取黨外人士對《決定》的意見時也講了這個話。我認為這也包括意識形態：境外敵對勢力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擴散。到底有多復雜?是更趨復雜，復雜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

　　我覺得具體表現在這樣一些方面：一個是體制內，有些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認識未必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比如說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有的人就回避最本質特征，說只是一般特征。體制內也包括某些黨內“民主”派，像李銳、杜導正、賀衛方等人。他們掛著中共黨員牌子，成天干的是毀黨、毀社會主義制度、侮辱開國領袖的事情。他們多年來干的這些事情，迄今沒有收手，也沒有什么減弱。地方上有些人不了解情況，常常請他們出去做報告，還以為他們講的符合中央精神。聽說賀衛方最近在內蒙古一次報告，當場被聽眾“炮轟”：“你是不是教我們造反?”體制外就更是千奇百怪。一些人利用互聯網搞“議題設置”，在一些個案問題上尋釁滋事，用個別否定一般、否定全局，抹黑黨抹黑社會主義。這是一些人的慣用伎倆。這些人經常在一些早就解決的問題，一些60多年來全黨認可的問題上興風作浪，制造思想混亂。王偉光同志講“人民民主專政我們并不輸理”的文章刊登后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些人在這個早就解決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我聽說有人甚至于咬牙切齒，提出要“絞死王偉光”，“要永遠記住這個人的名字”。這真是刻骨仇恨!

　　人民民主專政本來就是立國之本，是上了黨章與憲法的。一些人成天價把“憲政改制”掛在嘴上，他們覺得好像共產黨怕提憲法，共產黨干的都是踐踏憲法的事情。《炎黃春秋》幾乎每期都要講到“憲政”問題，他們對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對全國人民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須臾脫離的東西恨之入骨，誰講人民民主專政不輸理就猛攻誰，這到底是誰在踐踏憲法?四中全會的決定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那么賀衛方、《炎黃春秋》這樣的一些人和單位這些年干了那么多違憲的事情，他們該不該予以追究?

　　長時間以來，網上持續出現一個非常荒唐的現象，一些人為了達到其毀黨毀社會主義的目的，極力喧囂西方式憲政、普世價值，宣揚歷史虛無主義，誰提愛國就群起而攻之，居然還提出了“愛國賊”的概念。茅于軾就是其中極力鼓吹者之一。愛國，是華夏子孫的共同情懷，是再普通不過的情懷，現在竟然成了“罪人賊子”的勾當。那么，賣國就是光榮的了?網上的謠言大V、無良大V和漢奸大V們，正在變本加厲，加速把局面搞亂!

　　那些大V們侮辱別人愛國，就是教唆人們不應該愛這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拒絕走西方憲政的道路、拒絕普世價值，拒絕西方式公民社會，愛這樣的國家就是“賊”。一些人在網上發表了愛國的文章，那些無良大V和他們的水軍們簡直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正的愛國者受到如此無度的攻擊辱罵，這些無良大V實際上把自己放到了亂臣賊子的位置上去了。

　　最近中央針對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種種復雜情況和網上亂象，著力指出各級黨委宣傳部門、黨報黨刊黨網等要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于未然。這些話站得高，非常正確。中央領導同志再三告誡各級領導同志不要過分愛惜自己身上的羽毛，要敢于亮劍、敢于擔當、敢于發聲。應該說，這個告誡并沒有引起很多領導同志的重視和認真貫徹。一些共產黨人吃共產黨的飯，正在起勁地干著砸共產黨的鍋的事情。還有一些吃共產黨飯的人眼瞅著共產黨的鍋被人砸著，卻無動于衷、視若無睹，或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我們的主流媒體發過一些批判西方式憲政、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還是很不錯的，但是有些文章并不能真正擊中要害，甚至起不到震懾作用，廣大讀者也沒有從中得到很大啟迪。那些黨內“民主”派摸透了這個氣侯，他們依然我行我素，該怎么干還怎么干，看你能奈我何?網上的氣場往往就在他們那邊。

　　長期以來，在黨內尤其是領導層內存在著一種醉心于當好人不當“壞人”的現象。他們為人處世，四面作揖、八面玲瓏，誰也不得罪，大家舒舒服服過太平日子。中央領導同志稱領導干部這種狀態“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等于說是當了錯誤思潮的助手。這種態度歸根結底害人害己，也必定害黨不淺。主管部門要帶頭、黨委主要領導同志要帶頭，打破好多地方出現的這種全然違背黨的優良傳統、極不正常的狀態，還黨內一個活潑潑的黨內民主張揚的狀態。倘能如此，對黨的建設來說就是大幸了。最近聽說，一個報告中有這樣一個表述：“當前的反腐斗爭推動了黨在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得到提高。”這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談怪論。明明是別人無時無刻不在推倒你的領導，抄你的老底，砸你的鍋，置你死地而后快，現在忽然對你在反腐斗爭中的做法拍手稱快了?你竟然在他們中間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了?這是明白無誤地顛倒事實、混淆是非，連一點邏輯都不顧了。我們知道的客觀事實是，國內外敵對勢力正想方設法要把整個共產黨都搞臭搞垮，只要是黨的干部，天下烏鴉一般黑，應該統統打倒。那些右派們怎么可能從骨子里對你喝彩叫好呢?如果有人真相信這一點，那么他們到底在追求什么?這種想法在我們隊伍中一些人腦子里面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與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追求相關聯的是，有些同志總是要求批評錯誤思潮的文章要少登、不登。理由是防止“炒熱”，不登人家不知道那些錯誤觀點，一登人家都知道了，那不是給它擴大市場了嗎?你要讓它自生自滅。而事實是，那些錯誤的東西在不斷泛濫著、擴散著，它們什么時候“自滅”過?錯誤的東西好比灰塵，掃帚不到，它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對這句真理般的語言，我們的一些同志早就忘得干干凈凈的了。我們的一些同志就是抱著這樣一種看法來看待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斗爭的。總之，別惹事，誰也不得罪，見誰誰叫好，有口皆成碑，已經內化為一些同志的品性了。這是很可悲的。

　　習總書記去年8·19講話到現在一年多了，但是真正落實和貫徹離人們的期望還有相當距離。有同志說，只要落實一件事情，就可以證明我們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是動真格的了，那就是把賀衛方這樣的人清除出黨。把這樣披著共產黨員外衣，卻說共產黨是非法的人還留在黨內，對黨的形象真是莫大的損害。

　　彭光謙發言：堅守思想戰線上的“上甘嶺”

　　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主攻方向，是敵我生死較量的主戰場，是維護我國國家安全的主陣地。這里雖然看不到刀光劍影、硝煙彌漫，但同樣殘酷激烈，驚心動魄，斗爭的結局對國家、對民族、對黨同樣具有決定生死存亡的意義。

　　歷史已經證明，沒有任何敵人可以用武力征服我們。65年前新中國剛剛成立，敵對勢力就曾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試圖用武力把新中國一舉扼殺在搖籃里。結果遭到了可恥的失敗。連美國西點軍校的教官也承認，當年中國被迫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作為新中國的開國第一戰，始于鴨綠江而終于三八線。一個世界公認最強大的國家的陸海空三軍聯合立體作戰，卻沒能打過一個貧窮國家裝備原始的陸軍。尤其是在對美國有利的大兵團野外攻防戰而不是游擊戰的狀況下一敗涂地。這是美國軍隊和美國國家永遠的恥辱和瘡疤。抗美援朝戰爭是確立中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重建民族自信、自尊、自強、自立的翻身之戰，是告別屈辱，走向民族復興的崛起之戰。抗美援朝戰爭為我們民族抹去100年屈辱的黑色胎記。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國威，打出了軍威，從此中國人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真正站起來了。

　　抗美援朝戰爭后，盡管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從未放棄對中國的軍事封鎖、軍事遏制、軍事威脅，無時無刻不在窺測方向，以求一逞，但他們知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軍隊也不再是過去的中國軍隊。麥克阿瑟臨終前說，“美國決不能在亞洲大陸進行戰爭”。戰爭一個鐵的禁律就是不能進攻中國。因此他們不得不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滲透上，寄托在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上，寄托在對中國的軟戰爭上。

　　還在1945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就曾在國際關系委員會的演說中聲稱：“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1957年受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鼓舞，已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公開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并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總結其對外軍事擴張的失敗教訓時也進一步強調：“進入21世紀，采用武力侵略的代價將會更加高昂，而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通過文化擴張和滲透，“播下思想的種子，這些種子有朝一日會結成和平演變的花蕾”。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杜勒斯和尼克松的和平演變戰略不幸而在蘇聯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面曾經的旗幟，一個紅星照耀70年的紅色政權，一個擁有224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擁有數萬枚核彈頭和400萬軍隊，曾在戰場上戰勝過無數敵人，創造過無數輝煌的蘇聯，在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攻勢下，在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公開性”、“新思維”的一片喧囂聲中，自我解體了。蘇聯沒有倒在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面前，而是倒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稱“談論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一樣”。曾經任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坦承“美國確實在蘇聯解體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蘇聯的解體是長達40年美國兩黨共同努力的結果”，“幾乎每位美國總統都以不同的方式為此結果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西方在蘇聯得手，似乎鼓勵了他們如法炮制，對中國加緊滲透，用和平演變的一手，搞垮中國的信心。為了一勞永逸地搬掉影響美國實現其全球地緣戰略的天然障礙，拔掉挑戰美國意識形態的眼中釘，排除可能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后來者，近年來，美國鎖定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實行全球戰略重心東移。許多人看到了美國調兵遣將，將兵力部署重心由歐洲轉向亞洲西太平洋，對我實施戰略恐嚇和戰略圍堵的嚴峻事實。但不易為人們所察覺的是，美國在我周邊布設軍事基地，強化冷戰同盟，加緊戰略戰役偵察，頻頻舉行聯合軍演的同時，更加密鑼緊鼓的是把全球意識形態滲透的重心也轉向了中國。他們把矛頭對準中國，采取拉出去，打進來的策略，不僅向中國大量傾銷轉基因生物產品，而且對一些意志薄弱者實行政治轉基因，在我們隊伍內部培養代理人，組織第五縱隊，瓦解我們的隊伍，動搖我們的陣腳。他們撥款上億美元，制訂“數字暴動”計劃，打造隱形網絡，公開聲稱要“利用技術工具之力量推進外交”，在中國策劃“茉莉花行動”,制造中國內亂，讓“阿拉伯之春”進入中國，與中國內部的接應力量一起“扳倒中國”。他們利用手中的話語霸權，推銷西方價值觀和種種歪理邪說，蠱惑人心，試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權，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把我國變成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附庸。

　　應當承認，西方長期以來的種種努力在中國并非一無所獲。有一段時間，由于我們眼中只有GDP，沒有敵我友，面對國際壟斷資本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猖狂進攻，放松警惕，消極無為，甚至步步退讓，意識形態領域的防線幾乎面臨全線失守的危險。尤其嚴峻的是，在西方的滲透下，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一股專門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黑暗勢力。他們有的被西方發展成為“線人”，接受西方的“保護”或“嚴格保護”，為敵對勢力充當眼線，提供情報;有的以所謂“理論權威”、專家學者自居，搖唇鼓舌，專門充當西方的辯護士與傳聲筒，極力販賣連西方自己都承認已經衰敗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腐朽價值觀，企圖擾亂人心;有的以歷史研究為掩護，玩弄春秋筆法，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抹黑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丑化共產黨，丑化社會主義，丑化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試圖磨滅我們的民族自信心;有的與國際壟斷資本勾連，大挖社會主義墻角，極力把中國變成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他們還不惜赤膊上陣，直接利用手中權力，巧取豪奪，尋租變現，用金錢換取權利，用權力取換金錢，聚斂財富，把國家和人民的財產竊為己有，變成了貨真價實的資產者。

　　這伙勢力，有的是在中國革命中被推翻階級心有不甘的繼承人，有的是受政治事件沖擊而心懷怨恨者，有的是被西方收買、出賣靈魂者，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他們有人、有錢、有圈子、有陣地，有計劃、有綱領，他們以新興的網絡技術為聯絡手段，南北呼應，內外勾結，呼風喚雨，興風作浪。他們受外國壟斷資本包養，經費來自外國，理論來自外國，其中有些人身居要職，至今還在出頭露面，仍受到我們的信任和重用。他們毫無顧忌地為敵對勢力搞垮中國共產黨，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效力，希望從國際壟斷資本中分一杯羹。他們迫切希望資本主義復辟，把非法攫取的財富永久合法化，以逃脫黨紀國法的制裁。

　　嚴酷的現實說明，意識形態較量已成為當代戰略較量的重要形態，意識形態安全已成為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尖銳復雜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的斗爭形勢，要求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意識，認真吸取蘇聯在敵對勢力里應外合，內外夾擊下，轟然解體的沉痛教訓，不僅要致力于經濟發展，而且要關注政治動態。不僅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要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應對裕如，而且在生死較量的沒有硝煙的戰場上能見微知著，洞察秋毫，明辨方向。對于敵對勢力的種種“心戰”伎倆，我們要有足夠的鑒別力、足夠的免疫力、足夠的批判力。要增強憂患意識、政權意識和使命意識，不為噪音所擾，不為流言所惑，不為暗流所動，以走在前列的使命擔當，肩負起維護和鞏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政權安全的政治責任。打好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主動仗，奪回失去的思想陣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把被他們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重塑理想信念，凝聚黨心、軍心、民心，喚起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地向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戰，是一場硬仗，也是一場必須打贏的大仗。不然的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一句空話。

　　姚有志發言：采取綜合措施堅決奪回以意識形態領域主動權

　　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思想文化陣地，如果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一定會去占領。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蘇聯解體20多年來，我們是自覺不自覺地放松甚至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給內外反共非毛勢力的滲透和圍攻騰出了足夠的空間。“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共產黨打著白旗反紅旗，成為21世紀初葉的一大怪現狀。這種怪現狀在十八大以前達到明目張膽、登峰造極的地步。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反共非毛逆流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他們人還在，隊伍還在，心不死，行動依舊。因此，必須結合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的精神，采取綜合措施，立規定制，整風肅紀，堅決奪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

　　措施之一：首先是清黨。我們黨現在8600多萬黨員，數量極其龐大，戰斗力卻比較小。原因在于不合格的黨員不在少數，反對共產黨的所謂共產黨員也并非個別。當年毛主席領導延安整風后，按著就實行精兵減政，從而極大提高了黨和軍隊的戰斗力。今天如果實行清黨減政，通過清黨減退那些根本不具備共產黨條件的黨員，黨的戰斗力、執政力也一定能產生飛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清黨的實質是清理階級隊伍。清黨應自上而下，首先從掌權和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部門清整。那些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大放反黨厥詞，狂寫反黨文章的教授大()們，應堅持清除黨!如果仍允許這些人留在黨內，不僅僅是破壞了黨的純潔性，更重要的是影響和抹黑了黨的性質。1991年越共“七大”，越共將黨內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主張建立民主政體的持不同政見者，開除了黨籍并罷免了黨內職務。我們黨內還能允許持不同政見者存在嗎?

　　措施之二：整軍。子毛主席創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以來，黨是人民永遠不變的軍魂。軍隊始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最完整的團體之一。然而在這些年國內外反共非毛逆流的沖擊下，特別是軍隊高層蛻化變質分子徐才厚之流對軍隊思想建設造成的長期破壞，軍隊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魂不附體的病態。軍魂尚在，但魂卻常常在本體之外徘徊。整軍就是要使黨魂回歸人民軍隊的本體。最近中央軍委組織全軍高級干部集中到人民軍隊鑄魂之地附件上杭，聯系自身成長經歷學習古田會議精神，就是為了喚回游離于本體之外的軍魂，使黨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對軍隊實施絕對領導的軍魂，回歸人民軍隊的本體。

　　措施三：是為媒體和文化與藝術設軌定向。應該肯定自改革開放以來，媒體和文化藝術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但是病態現象不少，尤其是在反共非毛的逆流中扮演了一些極不光彩的角色。切不說十八大前網絡陣地幾乎全部淪陷于反共非毛勢力，臭名昭著的《炎黃春秋》、《南方周末》毒箭頻發，向黨進攻，就連中央直接領導和掌控的媒體，也常常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迷失方向。文化藝術領域更是病態連連，亂象叢生。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方向相悖的低級庸俗、享樂奢靡、偽娘奶油文藝成為群體時尚;封建主義文化遍地蜂起，到處開花，隨著開放以來新建各種廟宇84000多座，正式教氏已超過3億，其中不少是黨員。歷史虛無主義文藝更是泛濫成災，影視作品中美化國民黨，丑化共產黨的現象并非個別。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親子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為文化文藝戰線的整頓和建設指明了方向。

　　措施之四：是整肅教育。這個問題出在基礎地位，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教育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本應是傳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陣地。然而，小平在1989年就說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思想政治教育。30多年下來，這個失誤就更大了。這些年來教育界逐漸遠遠背離了正確的政治方向。一些學校的講壇反共非毛成為常態，中共中央黨校也出現了反共非毛的教授群體，這豈不是咄咄怪事!還有怪事，前些年大學擴張和兼并中，作為社會科學基礎之基礎的歷史學科被徹底邊緣化。大陸2700多所大學中，設歷史系的不足50家。更糟糕的是，全國大中小教材中紅色文化的內容越刪越少，可能已快被刪光了。我們知道日本右翼不斷修改日本的教科書，是為了抹煞和否定他們的歷史罪惡，給日本青少年灌輸虛無主義的歷史觀。我們黨領導的教育部修改教科書，大刪共產黨、毛澤東為符號的紅色文化內容，這究竟是為了什么呢?毛主席曾經說過：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現象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的各級各類教育部門的確需要認真整肅整頓了。

　　董學文發言：拿起“看家本領”，迎接意識形態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幾次會議上強調：要努力用馬克思主義占領意識形態陣地，并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這是我們黨在長期的思想文化斗爭中積累的寶貴的經驗。而這一經驗，是付出了無數教訓、代價才獲得的。我認為，目前意識形態戰線、思想理論戰線的工作之所以不盡如人意，缺乏力度，缺乏主動性，缺乏理想和信念的感召色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冷落和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馬克思主義的聲音被大面積地邊緣化了，意識形態領域充斥著大量的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聲音，這就在許多領域造成了正不壓邪的局面。特別是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門，誰還要講馬克思主義，講四項基本原則，幾乎就成了被人奚落、被人嘲笑和另眼相看的事情。這充分說明，某些方面的意識形態工作已經坍塌，某些意識形態斗爭的領導權和主動權并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什么時候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的事業就順利前進;什么時候我們忽視或拋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地位和引領作用，我們的事業就受到損失。這是一個經過實踐檢驗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不論是思想理論教育也好，還是文化宣傳工作也好，我們是不能也不應該脫離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的。否則，我們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險。

　　我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講話精神，討論如何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這個角度非常好，很有現實意義。

　　現實情況是，目前的社會意識形態已經“多元化”了，意識形態斗爭十分尖銳，爭奪人心的戰斗無比激烈。如何在這種斗爭中處于主動的位置，我認為最為關鍵的就是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發揮馬克思主義的威力，就是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對那些與中央唱反調，“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言論和行動，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給以反駁和抨擊。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7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們應當向馬克思學習。在復雜的意識形態沖突中，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在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的問題上，再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再不能犯理論和思想上的精神分裂癥，以至于助長錯誤思潮的擴散。

　　客觀地說，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基本原理已被一些人糟蹋得差不多了，把馬克思主義仍當作斗爭武器的人已經很少見了，某些部門和單位的領導已經變成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不問是非、沒有原則、責任感和擔當精神不強的“開明人士”了。現在，強調或宣傳馬克思主義成了一種不合“時尚”、不合“潮流”的異類。相反，漠視、拋棄和搞掉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倒成了頗為“時髦”、頗為“前衛”的事情。這種咄咄怪事，是很令人擔憂、令人深思的。

　　記得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寫道：“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51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句話所蘊含的哲理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會的。倘若我們在精神上——包括意識形態斗爭上——由主動轉為被動了，那么我們有必要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上找尋原因。

　　總之，一句話，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活力，恢復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傳統，這是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贏得主動權的一劑靈丹妙藥。

　　張海鵬發言：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不能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從親歷的三件事說起

　　最近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一系列講話，很受教育鼓舞。這些講話精神對于我們進一步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我看來，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已經很嚴峻。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就看我們黨內主持意識形態的部門、我們黨自己的各種報刊媒體和新媒體是不是能夠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我結合自己的三次經歷談一點體會。

　　第一件事情發生在2003年非典期間。當時，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長篇電視劇《走向共和》，這是一個影響很大的作品，至今還有影響。此劇是中共長沙市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全力支持的，拍成后先在湖南電視臺播放，但未能造成很大影響。后來經過宋祖英介紹，中央電視臺播了，這一下影響就大了。這部電視劇最大的問題是兩個：一個是用藝術手段表現朝野共同走向共和，慈禧太后、李鴻章、孫中山、黃興共同走向共和，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概念。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黃興領導推翻清王朝而后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怎么可能是朝野一起走向共和呢?第二個錯誤是走向共和到今天還在走，這是影視片的策劃者、編導者一再在報刊上鼓吹的。他們要告訴觀眾，我們今天還不是共和，今天還要走向共和，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實際上就是主張西方憲政的那些人的腔調。毛澤東同志故鄉的黨的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竟然忘了毛主席早就說過，資產階級共和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要的是無產階級的共和。這樣一個主題，長沙市委宣傳部、湖南省委宣傳部居然不能把握，央視的負責人居然不能把握，他們用藝術的形式來傳播這些錯誤觀念，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當時，我們在京的六、七位史學家看這部電視，看了一半在一起交換意見，認為這部電視片問題很大，于是給胡錦濤同志寫了信。胡錦濤同志批示：尊重專家意見。后來，中央電視臺還是播完了，但是原先計劃的大報評論以及其他地方臺播出都沒有了。我寫了批判文章，其中一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送中央，另外的只能在學術刊物發表。《人民日報》、求是雜志發表了文章，都是正面講，讀者完全不知道所指為何。實際上，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喪失了。據我的了解，許多人都不了解《走向共和》有什么問題，反而稱道的很多。我后來到長沙去，長沙市委還是把《走向共和》作為他們的成就來介紹。我們黨的領導部門在怎樣認識這些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是2006年《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2006年1月11日，《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發表了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這篇文章的觀點是錯誤的，引起了讀者強烈反應，中宣部新聞閱評登出了讀者來信。團中央讓“冰點”停刊整頓。停刊整頓的消息被“冰點”主編李大同上傳到美國法輪功的大紀元網站，立即引起國內外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批評中國新聞不自由的聲音四起。我每天追蹤網絡的情況，了解“冰點”停刊引起國內外極為強烈的反映。2月22日，團中央第一副書記和團中央宣傳部長找到我，要我寫一篇批駁袁偉時的文章，3月1號要發表。我用5天時間寫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報》發表12000字，在團中央網站上發表了全文。文章發表以后，國內媒體都不轉載，只有新華網的記者發來一個簡短通訊，國外卻反映非常強烈。香港電視臺找到我，日本共同社記者找到我，要求采訪。

　　臺灣有一家報紙全文轉載了我的文章，而且寫了編者按語，對我表示敬意。臺灣統派刊物《海峽評論》主編給我打電話，也要全文轉載，他說共產黨把意識形態怎么搞成這樣?我當時很驚訝，他是臺灣的刊物，居然能這樣說。可是我們大陸的媒體不轉載，讓人不可理解。

　　我是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屬湖北團。2007年兩會期間，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同志要我就意識形態做發言。我以《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為例，建議改善意識形態斗爭的策略。我認為我們一開始不應采取停刊整頓辦法，而應該放開百家爭鳴，鼓勵學者直接寫文章批評，這樣就可能不會發生國外新聞媒體對國內新聞自由的廣泛批評。我發言后，湖北團一些代表替我擔心，怕我受到壓力。俞正聲同志拍著我的肩膀說：別怕，我支持你的意見，我在政治局也講過了，不要怕。我看，我們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是喪失的，工作是被動的。后來我還聽說，有的領導說這是惹事。所以我認為要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關鍵是黨內。

　　第三件事，今年《炎黃春秋》第5期發表三篇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退休研究員和上海同濟大學歷史學教授。這三篇文章居然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虛無主義來批判。我與我的學生聯名寫了題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嗎》的文章，用非常鮮明的觀點對《炎黃春秋》和三位作者點名道姓進行了駁斥。這篇文章在《紅旗文稿》16期上發表時，把《炎黃春秋》改成某刊，把三位作者的名字也全部刪掉，對這種作法我是不滿意的。后來我又把原文在一個網站上發表。我認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應該旗幟鮮明。《炎黃春秋》是一個公開刊物，三位作者也都是公開表明觀點的，我們寫文章駁斥，為什么不可以以公開對公開?他是公開的，我也應當是公開的嘛。如果我講得不對，他也可以來批駁，我們可以繼續討論。《紅旗文稿》是一個很好的雜志，但在這件事上的態度不夠鮮明，大概他們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黨的有關部門，黨報黨刊，都應當有非常鮮明的立場和態度，而不能遮遮掩掩、含含糊糊。

　　我認為，抓意識形態斗爭，我們今天要做到敢于亮劍，主動出擊，要支持學者們、作者們主動寫文章，不要含糊。共產黨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現在倒有點邊緣化了，有點偷偷摸摸的了，似乎有點背理了，為什么變成這個樣子?實在值得深入檢討。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現在的意識形態領域跟過去大不一樣了。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多元的狀況。實際上，各種經濟體都要尋找自己的代言人(換句話說，各階級都在尋找自己的代言人)。這個現實，若干年內都不會改變。既然多元，我們黨的領導就應該支持馬克思主義學者去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論戰。馬克思主義學者在1949年以前的論戰中是能夠站出來的，并且能夠取勝的。我們今天為什么還不敢公開出來論戰?既然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的言論從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可以看到，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公開站出來斗爭?我們黨的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態度的認識是不是很清楚、態度是不是很堅決，是我們最為關注的問題。

　　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意識形態問題工作的講話精神，非常及時、非常重要，應該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把這些精神落到實處，意識形態領域的局面就會大為改觀。

　　林文肯發言：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

　　今天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舉辦的理論研討會提出要“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的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1]關于“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的問題，就是我們當前所處的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它順乎潮流，合乎民意，有極強的現實性、針對性。這個問題的研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的需要。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會去占領。堅持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當今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面臨著機遇，又面對著挑戰。必須深刻認識，“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2]西方敵對我國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絕不會改變，他們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滲透、瓦解、顛覆、分化、西化活動。國內有些勢力遙相呼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此起彼伏，有些人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三權鼎立、多黨制、私有化和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狂熱鼓吹“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未在中國生根，只是共產黨的‘黨學’”，“儒家學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是‘國學’”，“國學高于黨學”的謬論，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大肆攻擊誣蔑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各種資產階級自由化謬論紛紛出籠，沒有得到有效的批判，反而得到黨內一些人和一些所謂理論權威的吹捧和鼓動，氣焰愈加囂張，蒙蔽和拉攏了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形成一股相當大的勢力，威脅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的安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攸關的偉大斗爭。蘇聯失敗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前車之鑒。因此，現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比過去任何時候就顯得更加緊迫、更加重要。風云緊急，時不我待。我們黨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同志最近一系列極其重要講話精神，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樹立雄心壯志，展示偉大氣魄，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防止被動，主動進擊，堅決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這種批判始終應該旗幟鮮明，擺事實講道理、富有說服力，能夠深刻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并對極少數嚴重違紀違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決不能再讓他們再無法無天，必須繩之以紀，繩之以法，有的應當讓他們下崗，決不能再讓他們繼續拿人民給予的薪金來危害人民，危害社會主義制度了。

　　二、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一個時期以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思潮甚囂塵上，對這股思潮必須堅決給予徹底批判，展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戰斗鋒芒和燦爛光輝。因此，這里就不得不大量引用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邁的信中說：“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證明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3]恩格斯指出：“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領域中進行的，不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的斗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 [4]列寧指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5] “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6]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7]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8]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是否還存在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也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寧強調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并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指出：“‘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的錯誤在于它的領袖們只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他們害怕思索到底，害怕做出恰恰是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和絕對不能接受的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個階級斗爭時期，只要階級沒有消滅，這個斗爭就不可避免，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并且在推翻資本后的初期變成更為殘酷更為獨特的斗爭。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并不停止階級斗爭，而是繼續階級斗爭，直到消滅一切階級，當然它是在另一種環境中，采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這一斗爭。”[9]馬克思主義的精辟論述，為我國階級斗爭包括意識形態斗爭提供了指導思想。

　　我國現在社會主義階段，絕不是如有人講的，已經沒有階級斗爭和不需要講無產階級專政了。事實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總之，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于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這也是客觀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否認了也要犯嚴重錯誤。”[10]黨的十八大通過的黨章強調：“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11]請看客觀事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反對霸權主義對我國進行滲透、顛覆、和平演變和軍事包圍活動的斗爭，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我國懲治了一系列恐怖活動、暴力事件、走私販私、毒品走私、貪污受賄、掠奪國有資產等各種犯罪，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我國懲治了許多血腥掠奪、甚至對遇難礦工焚尸滅跡的富豪，懲治了數以千計官商結合的犯罪集團、黑社會組織，懲治了數以萬計的黨政干部包括一些高級干部墮落成為的腐敗分子，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僅從1998年至2013年的十五年間，就有48名副省部級以上干部(不包括部隊的)被判處無期徒刑、死緩和死刑，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的主要罪行是什么?是受收賄賂，而進行賄賂的主要是誰?是那些不法的大私營企業主，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當前開展的既打蒼蠅、更打老虎的反腐敗斗爭，事實觸目驚心，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嗎?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隱藏在共產黨內的腐敗分子，尤其是高層的腐敗分子，掌握很大權力，是顛覆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最危險的力量。這表明反腐敗斗爭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斗爭，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勢下的特殊形式。面對如此嚴峻的階級斗爭，若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事業就會毀于一旦，人民就會遭殃!

　　有人說，再搞階級斗爭，將是私營企業主大逃亡、資本大逃亡、生產力大破壞;還有人說，私營企業主大移民，二十后，中國將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這些恫嚇的話，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說的“二十年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如出一轍，其目的是妄圖逼迫中國共產黨就范，放棄階級斗爭，放棄人民民主專政，解除武裝，坐以待斃，這是癡心妄想!中國共產黨深知，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的護身法寶，是一刻也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一定要倍加珍惜，正確使用。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的原則，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人民民主專政扭轉乾坤的強大威力，使國家命運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絕不能讓國家命運落到少數富豪和腐敗分子的手中，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陰謀徹底破產。

　　三、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導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改革開放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12]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這一論述十分明確：兩極分化是邪路，是社會主義的對立物，是鄧小平一貫堅決反對的，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鄧小平始終堅持的;無計劃地利用外資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是鄧小平反對的，有計劃地利用外資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是鄧小平堅持的。我們必須牢記鄧小平這一富有遠見的教導，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請注意，鄧小平這里只提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經濟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還沒有提到發展國內的私營經濟，但他在當時就已經卓有遠見地敏銳地指出要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防止走“邪路”的問題。鄧小平特別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14]

　　有些人對鄧小平的科學論斷和嚴厲警告置若罔聞，甚至公然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這里，特別要警惕對中央政策的斷章取義、肆意歪曲，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攪亂人們的思想，迷惑人們的視線，妄圖將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篡改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共產黨人在為現階段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時候，決不忘記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將要走向共產主義，達到徹底消滅私有制。如果忘記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5]鄧小平這一重要論述，卻被有的人說成是“口誤”而加以否定;也有一些人加以曲解，他們講社會主義本質時，只講“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閉中不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抹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把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篡改成為機會主義的觀點，若不是別有用心，那就是思想片面、斷章取義啊!中央強調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些人就說“現在我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只要能發展生產力，不管什么所有制都可以”，“所有制是手段、發展生產力是目的”，“要淡化所有制觀念，不要講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和私有制要平等發展”;中央提出企業要改革，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反腐敗，有些人就說“公有制是腐敗的根源，私有制是遏制腐敗的力量”;中央提出國有經濟中一些產業要“有進有退”，有些人就提出要全面“國退民進”，“國有經濟要跑步退出”，“排隊限令退出”;中央提出國有經濟在一些領域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些人就提出“國有經濟重在不為”;中央強調國有資產管理中應“產權明晰”，有些人就提出“只有產權量化到個人”才算明晰，主張把公有制企業“賣光，沒有人買，就送”;中央提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一些人就通過承包、租賃、改制和暗箱“置換”，將國有企業產權低價轉讓和“零轉讓”，把國有企業變成私營企業;中央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有人歪曲說“現在重要的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重點是發展私有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本來就有明確的概念，有人卻加以篡改，胡說“純粹”由私人持股的典型的私有股份公司，都明確為“新公有制企業”;有的提出“現階段最緊迫的不是國企改革，而發展非公有制”，“非公有制大企業家收購國有大企業”，“以后不再搞國企”。此外，還有些人人云亦云，把憲法明確規定的“私營經濟”說為“民營經濟”，把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明的“私人資本”說為“社會資本”，這必然混淆是非，引起混亂，等等。這些觀點中，有的赤裸裸地明目張膽地與中央唱反調，主張把公有制經濟改變為私有經濟;有的貌似公允，不偏不倚，但實際上以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來蒙騙群眾，企圖否定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們只許自己大放厥詞，不許別人反駁，如有人加以反駁，他們說是反對改革，就拿出“不爭論”大帽子壓人，說什么“不爭論”——“這是鄧小平說的”，用虛假的大帽子來威嚇人，妄圖封住別人的嘴巴。這是他們色厲內荏，心虛膽怯，害怕爭論，害怕他們的謬論被戳穿，而真理昭然于天下。實際上，他們所謂“不爭論”的話是造謠，是對鄧小平觀點的歪曲，是拉大旗作虎皮，裹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以達到壓制和反對他們的意見和實現私有化的目的。鄧小平曾尖銳而明確地痛斥：“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6]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17] “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人們常常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18] 很明顯，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在事關政治大局、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鄧小平歷來不是主張“不爭論”，而是主張“還要繼續爭論”。如果照那些人所謂的改革搞下去，勢必造成兩極分化，離開共同富裕的目標、背離我國幾代共產黨人為之奮斗、廣大人民共同追求的社會主義，那“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末就應該怎么辦呢?鄧小平堅定而嚴厲地指出：“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19]鄧小平的這一論述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國家機器要在這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了。有相當一部分人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混亂中，打著企業改制、經營層持股(MBO)和混合經濟的改革旗號，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掠奪公有制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資產，把地縣鄉級的公有制企業基本毀滅了，產生了一批億萬富翁，劉漢黑社會集團就是典型的代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比重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地位不斷削弱，貧富不均日益加劇，這應當引起黨和國家高度警惕和重視。如果公有制不占據主體，那末是違憲的，憲法具有最高權威，應該根據憲法對違憲現象堅決加以糾正。必須充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的作用，根據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規律的要求，國家宏觀調控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確保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地位不動搖。只有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才能保證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得到實現，也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執政地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有效防止兩極分化而導致腐敗發生。

　　四、我們黨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是加強和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下，增加了共產黨被資本主義腐蝕的危險和脫離群眾的危險。黨員隊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某些所謂新的社會階層成員加入中國共產黨，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在共產黨內部，有些黨員成為私營企業的雇主，有些黨員成為私營企業的雇工。這些共產黨員之間必然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他們之間的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地位差異極大，這竟然被有些人說是平等競爭。一些私營企業或私營企業商會設立共產黨組織，其中黨委成員主要是由富翁的黨員組成，他們中不乏有億萬富翁。許多私營企業主有“代表”、“委員”等各種頭銜，還有種種桂冠，這樣一來，金錢財富的多少成為判斷人們價值的標準。這種情況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有些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模糊，劃不清剝削與勞動的界限，以官商聯盟為時尚，以傍大款富豪為榮耀，結果許多黨員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墮落成為腐敗分子，這是多么慘痛的教訓啊!黨內消極因素增加，對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監督、管理困難增多，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增大，黨風廉政教育、宣傳教育的滲透力、輻射力受阻，組織紀律的約束力弱化，一些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受損，大大削弱了對腐敗侵襲的抵抗力。因此，整黨勢在必行，必須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加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必須使全體黨員與剝削階級、剝削思想、剝削行為劃清界限，堅決禁止黨員領導干部口頭高喊要大干社會主義，而暗中卻支持家庭大干資本主義，搞“一家兩制”而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信，以保持黨員在思想上的共產主義純潔性;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決不斷清除黨內的蛻化分子、腐敗分子和各種的投機分子，積極慎重吸收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入黨，保持黨組織上的純潔性;必須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對違紀行為和腐敗現象要堅持不懈地進行無情的斗爭，以維護黨紀的嚴肅性;必須加強作風建設，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堅強的團結戰斗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經得起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經得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考驗。要真正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在全社會占統治地位;并把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落實到各級黨組織，落實到每個機關、學校和企業事業單位，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占領一切陣地，保證社會主義事業永遠立于不失之地。

　　時代在呼喚，人民在期待。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黨一定能夠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高瞻遠矚，深謀遠慮，運籌帷幄，把握正確方向，完善戰略策略，加強領導，團結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包括廣大知識分子，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進行到底，增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開辟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時代，創造出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鼓舞全世界人民為解放事業而英勇斗爭!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頁。

　　[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8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5] 《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頁。

　　[6]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頁。

　　[7]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頁)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頁

　　[9]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頁。

　　[10]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11]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