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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乍起：俞可平PK王偉光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現實
“國家治理體系”與“階級斗爭”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五子衍宗丸?
“盲人瞎馬、夜半深池”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百姓而言，不過是眾多時髦政治術語中的一例，以前出現過很多，大都逐漸被人淡忘；以后還會出現許多，恐怕也會被人淡忘。然而，在思想界，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愈演愈烈的論戰。
風乍起：俞可平PK王偉光
論戰的一方似乎以俞可平掛帥。俞自2003年從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升任編譯局副局長，任職至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于2013年11月12日落幕，同月30日俞可平組織的“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就在北京召開，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政治發展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辦，鳳凰網評論頻道“大學問”作為特邀媒體參與報道。
俞可平在會議上做了《沿著民主法治的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旨演講，開宗明義強調：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有不少亮點，在我看來，最大亮點，就是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顯然，俞可平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視為中國政治體系改革的“總目標”。其值得關注的論點有二：
其一、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
質而言之，作為共產黨立黨基礎的改造社會、消滅私有制的革命目標不要了，保持執政地位成了共產黨新的目標，這一轉變的理論標志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其二，“治理”有別于“統治”。“‘治理’是上個世紀末興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
俞可平引證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稱：
“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
其一，權威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
其二，權威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
其三，權威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
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
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后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質而言之，中國的政治過去是一個主體的“統治”，今后要改為多個主體的“治理”。
在這面大旗下，關于“國家治理”的論文滾滾而來，筆者在學術期刊網“萬方”上簡單搜索了一下，就下載了266篇。絕大多數與俞可平取向類似。
這股“洪流”奔騰10個月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于2014.9.23在紅旗文稿上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重申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要搞清“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民主與專政及其實現形式等重大問題”，“有必要重溫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與俞可平掛帥的洪流相比，王偉光只是一篇文章，還取了個怯怯的標題“不輸理”。這標題還來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
“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不曾想，如此弱弱的聲音竟引來滔滔的討伐聲浪，這聲浪主要不在學術刊物上，而在網絡媒體上，甚至有人宣稱要絞死王偉光。我的一位當了小老板的中學同學，也對王偉光的文章感到恐怖，認為是高層某政治勢力發出的信號。一些左翼網站則竭力為王文辯護，但總給人以強詞奪理、難以服人之感。
靜心思考，這尖銳的對立聚焦在“專政”、“統治”、“治理”上。王文的主體不過是重申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在一個共產黨執政、號稱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國度中，居然陷入重圍，不能不讓人深思。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現實
按官方的正式文件，中國實施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亦即人民民主專政”。如果將其僅僅單純地當做一個稱謂，那是無所謂的。恰如一面旗幟，中國人稱其為“紅色的”，英國人稱其為“red”,俄羅斯人稱其為“красный”。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既可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也可稱為“毛澤東時代”，還可稱為“前30年”，每個人都知道這些稱謂指是什么，不會產生歧義。
然而將字面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與中國的社會現實比對，卻不難發現學者們所稱的“名實相怨”。一個集團能夠對社會實施“專政”，其基本前提是有錢有槍，這樣的集團還是“無產階級”嗎?
理論上，國企的工人顯然是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主體，但在優化組合、減員增效的政策下，數千萬專政主體被攆出企業，淪為城市貧民，居然沒有遇到實質性的抵抗。有這樣的“專政”嗎?當年的蔣介石政權被稱為地主資產階級專政，這個階級占人口的比重，遠小于無產階級，而打垮他們的專政，經歷了數十年血腥的戰爭，付出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代價。與之相比“無產階級專政”豈不如同兒戲?
這個問題其實毛澤東已經意識到，飽讀史籍的毛澤東對“打江山、坐江山”，造反者蛻化為新生統治者的歷史輪回爛熟于心。奪得全國政權之前，就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黨，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進城后又殺了劉青山、張子善。比之今天的貪腐案，用法律黨的準則看，劉、張罪不至死，殺劉、張不合法治，缺乏“程序正義”，毛澤東是個暴君。然而若不這樣，共產黨肯定早就步李自成之后塵了。
毛澤東在點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那么，是誰在威脅“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1964年薄一波將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轉報毛澤東，12月12日，毛澤東閱后批示：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注意毛澤東這里提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在1965年1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即著名的《二十三條》)中明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到“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表明毛澤東越來越意識到真正在哪里實施專政的是什么人。正是他們事實上控制這社會的政治、經濟資源。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不為大多數人理解，而今的現實，證實了毛澤東的判斷，也對“無產階級專政”打了個打大的問號。
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證了工農大眾成為社會的主人?毛澤東對此表示懷疑：
“教科書說，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系的主人’，‘能夠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規律’。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
歷史證明，這個過程是何其的曲折復雜，很可能我們至今仍在其起步階段，套用鄧小平的術語，是“初級階段”。毛澤東時代事實上分為兩個大階段：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能體驗到，前十七年社會的主導者是官僚集團，無論暴力資源、經濟資源還是行政資源都高度集中于這個集團。而文革期間，自從否定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后，這各項資源又逐漸回歸到這個集團。
1949年革命的勝利，其實是一次典型的改朝換代：一個腐朽而失去“天命”的政權被造反的革命軍打垮了。新建立的政權是一個軍政權，所以到處都以“軍管會”為新政權的起始。這個新生的軍政權基本鞏固后，面臨的方向選擇是：政權的性質走向何方。
其實，當初造反起家的國民黨政權也面臨過類似的問題。孫中山選擇的方向是：軍政→訓政→憲政。希望建立類似西方憲政民主(五權憲法)、但又有某些社會主義特征(節制資本;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權。孫中山天不假年，蔣介石取而代之，將“國民政府”搞成了蔣家王朝，將“中華民國”搞成了“中華官國”(馮玉祥語)。這個中華官國外靠英、美、德、日、法，內倚江浙財團，將伸張底層工農訴求的共產黨幾乎殺絕。結果贏得了1949年的大潰敗。
1949年掌權的共產黨，建立一個“軍政”并不奇怪：清洗殘留的國民黨軍、警、憲、特勢在必行;打黑、掃毒、禁娼為凈化社會所需;土地改革則是共產黨對農民的政治承諾，不容延宕;還要應對燒到家門口的朝鮮戰爭。沒有一個軍政府，這一切均無從實施。
到建國初期的這些難題一個個解決后，軍政權下一步走向何方的問題就擺到了面前。共產黨高層的大多數著眼于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從革命黨轉化為發展黨。所以主張“正規化”，亦即建立一套可自如運行的等級體制。老大哥蘇聯則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模板。
1955年2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實行軍銜制。軍官分成了帥、將、校、尉四大等級，連戰士都分了兩個大等級：軍士四級：上士、中士、下士;士兵兩級：上等兵、列兵。次年國務院明文規定24級地方干部與軍地級別的對應關系。與之對應，建立起工人的八級工資制。
于是全社會的資源主要為官僚集團依級別控制，而體制內的士兵與工人則在官僚集團的指揮下工作。
從整個社會看，體制內的士兵與工人還不是最下層。在城市里，還有大量體制外人口，他們多在“集體所有制”企業謀生，這些企業本質上由各級地方政府管理。與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職工相比，他們能運用的生產資料更少、收入與福利更低、工作穩定性更差。因此他們總是羨慕“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工人。但他們還不是社會上地位最低的。那個時代糧食和許多生活資料憑票供應，因為擁有城市戶籍，他們能獲得這些票證，從而被稱為“吃商品糧”的人。
而農村戶籍的人口則不能得到這些票證，他們是哪個時代地位最低的人群，于是“跳農門”成為他們擺脫這種處境的希望所在。“跳農門”的主渠道有二：高考或參軍，但只有很少的人有希望由此“跳農門”。1964年，國務院轉批公安部戶口遷移相關規定的基本要點時提出兩個“嚴加限制”：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1977年，國務院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此后公安部具體規定了“農轉非”的內部控制指標，即每年從農村遷入市鎮的“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業人口的1.5‰。而農民群體是國民的大多數。
這樣的社會結構顯然與共產黨的理論主張相悖，理論與現實間的差異，使理論日漸失去說服力。當年靠理論吸引激勵人民的共產黨，越來越越依賴另外兩個手段：經濟刺激與政治壓力。
敏銳的毛澤東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
“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F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因此，“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澤東《聽取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后的講話》)
事實告訴我們，1949年建立起的政權，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它其實是一個官僚集團專政。其核心特征為：
一、官僚集團控制全部政治資源，并以“公有制”的名義掌控了大多數經濟資源。
二、無論官僚體系內部還是整個社會，被分化為細密的等級結構。
在共產黨高層中，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并竭力與之對抗，以圖保持共產黨的“原教旨”者，唯毛澤東一人。他依靠在打江山過程中形成的巨大威望，不斷地強調縮小三大差別，反對官僚主義，倡導群眾路線，將軍下連隊當兵，干部去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直至發動文化革命。然而整個官僚體系對此不理解、不認同，但迫于毛澤東的威望，只好消極對抗、陽奉陰違、形左實右、打著紅旗反紅旗。
毛澤東離世后，官僚體系迅速“撥亂反正”，將他的政治遺產定性為“錯誤”。沒了毛澤東的威懾，官僚集團把官員私利合法化、正當化。共產黨“原教旨”中的為民、奉獻、犧牲，被視為愚昧、落伍。理性經濟人的行為準則被視為合理而正當。
官僚集團在其本能的驅使下，力圖從“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獲中獲取盡可能大的利益，而且不是官僚集團的整體利益，只是一個個官僚家族的私利。這將中國引向了資本主義方向。
將數千萬國企工人攆出企業，為的是工業官僚們的MBO(管理層收購Management Buy-Outs)，將名義上公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法律上自己的私人財產。沒有官僚集團專政的現實力量，這一切根本無從著手。在當年的重工業基地東北，這一行為造成的悲劇尤為慘烈，直至激起了通鋼事件，這表明工人階級已經被逼到了墻角。
可見，在今天的中國談論“社會主義”，簡直牛頭不對馬嘴;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更是子虛烏有。
“國家治理體系”與“階級斗爭”
圍繞根本不曾存在過的“無產階級專政”，“左”、“右”兩翼論者打得天昏地暗，不過彰顯了中國學界的淺薄。從純學術的角度看，討論這個問題先得厘清何為“國家”。百度百科稱“國家”是：
“政治地理學名詞。從廣義的角度，國家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血統、領土、政府或者歷史的社會群體。從狹義的角度，國家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地理范疇，國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語言、地理區別出來的領土;被政治自治權區別出來的一塊領地;一個領地或者邦國的人民;跟特定的人有關聯的地區。一般國家行政管理當局是國家的象征，它是一種擁有治理一個社會的權力的國家機構，在一定的領土內擁有外部和內部的主權。”
這個定義從“群體”、“領土”、“治權”的視角描述“國家”。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稱：國家是一個“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他認為：政治應該被視為是任何會影響到控制暴力的權力分配的活動。政治也因此是純粹來自于權力。他進而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傳統權威(宗主、父權、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現代的法律和國家、官僚)。
可見韋伯從政治支配權的視角描述國家，而政治支配權背后是暴力。
卡爾·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即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國家是一個成長于社會之中而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為基礎的、帶有相當抽象性的權力機構。
可見馬克思從階級分化的視角觀察國家。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峰”。打量古今中外被稱為“國家”的各個客體，上述三個視角各觀察了其一部分屬性。因此談不上那個正確、那個錯誤，也沒有理由只許從一個視角觀察，禁止其他視角。
“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在“治理”。韋伯和馬克思的視角都是觀察“治理”的視角，韋伯觀察支配權的來源及其與暴力的關系;馬克思觀察在“治理”系統中不同階級的地位。
按俞可平的觀點，韋伯和馬克思的視角都屬“統治”，而非“治理”。他說：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既然“治理”超越了“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自然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問題。實現了治理，也就實現了“全民國家”，實施“治理”的執政黨也就成了“全民黨”----那是何其美妙、和諧!可惜這不是俞可平的創見，不過是赫魯曉夫的說辭。其后蘇聯的歷史證實，“全民黨”、“全民國家”與蘇聯的現實無關，連這個說辭的創建者自己，也在官僚集團的內斗中，被扔出了局外。
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全民國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今天的中國，只要不是睜眼說瞎話，誰都無法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即便右翼論者，也少有人正面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然而他們在對王偉光的討伐中，卻將重提階級斗爭列為一大罪狀。其實這也不是他們的發明，當初的蔣委員長的筆桿子們不也指控共產黨“煽動階級斗爭”嗎?
于是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蔣委員長的視角。當初的早期共產黨人不過是一群書生，兜中少錢，腰里沒槍，何以能“煽動”起暴風般的狂潮，以至于在北伐戰爭中搶了這位黃埔軍校校長、北伐軍總司令的風頭，以至于蔣總司令要發動4.12大屠殺來對付？何以這個幾乎被殺絕的黨，居然能在江西、湖南、福建一帶發展出一支紅軍，并建立起一個“蘇維埃共和國”，還接連打敗蔣總司令指揮的重兵圍剿？好容易從蘇聯回來的28個半愚蠢地讓蔣總司令打得走投無路，紅軍卻為何又咸魚翻身，游到了陜北?抗日戰爭，國軍且戰且敗，共軍卻在敵后日益壯大，這又因何?抗戰勝利后，以財力論，國民政府統治著所有富庶之地，共產黨的根據地不過是一些“邊區”;以軍力論，國軍遠大于、遠強于共軍。卻為何不數年間，國軍土崩瓦解，丟了大陸?
毛澤東的答案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邊”。在哪個時代，人民的主體是貧困農民，站在他們一邊，為他們某利益，是共產黨立身之本。與之對比，國民黨依靠的是列強和江浙財團。正是這樣的階級路線選擇，決定了兩黨的命運。
想必這經歷給毛澤東極深刻的記憶，以至于多年后他還對地方負責人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轉引自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而今，正如俞可平所承認的：“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不穩定因素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流失。”“我們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執政危機。”
公信力流失、維穩代價不堪重負、執政危機----這不就是丟掉政權的前兆嗎?30年來，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以維持執政地位為首要目標，竟然搞到這個地步。哎呀呀，該如何是好?
別急，俞可平開出了藥方。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五子衍宗丸?
俞可平稱：“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征。”“‘治理’是上個世紀末興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
“現代”、“主要國家”，“新政治概念”、“普遍趨勢”，好耀眼的頭銜。當年主流經濟學界推銷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不也蒙著類似的虎皮嗎？不妨仔細看看這虎皮之下賣的到底是什么藥方。
俞可平稱：“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五個標準。”可見它是個五味方，恰似五子衍宗丸。它能否化解執政危機，湊“衍宗”之效呢?不妨讀一下這方子。
第一味：“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
制度化和規范化是任何社會都會追求的，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春秋時代子產鑄刑鼎，就是在追求制度化和規范化，這談不上什么“現代”、“新政治概念”。
到是這“制度”與“規范”服務于誰，才是問題的要害。以漢謨拉比法典為例，它將全社會人口分為三種等級：有公民權的自由民、無公民權的自由民、奴隸(王室奴隸、自由民所屬奴隸、公民私人奴隸)。這當然不是法典造成的，法典不過是將這既成現實“制度化”，使之固化而已。以私有化為方向的“改革”進行30年來，靠國有資產流失形成了巨量私有財產，于是2007年不顧社會上激烈的反對意見，強行通過物權法，使這既成現實合法化、制度化。透過表面中性的言辭，人們看到了為新生資產階級保駕護航的私貨。
第二味：“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
太好了，“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的意志”、“人民的主體地位”，我如此代表了人民，看誰還敢吱聲？可惜這也不是新東西，古今中外，以人民的名義說話的大有人在，連蔣家王朝都號稱“中華民國”。而今的美國更高舉“民主”的旗號四處插手，操控“天鵝絨革命”、“玫瑰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郁金香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雨傘革命”、……，正在香港搞“占中”的勢力不也打著“民主”、“真普選”的旗號嗎?
抽象地標榜“民主”，其實與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無干，倒是與維護私有制密切相關。而30年來的歷程再次展示：私有制必然造成劇烈的兩極分化，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高度集中到不足1%的人口手中，社會絕大多數人口只能給他們打工，靠“工資性收入”為生。按俞可平的藥方將這一現實“制度化”后，這些打工仔們只能遵循資本家的規則行事，否則就要丟飯碗，抵抗則是違法，自有“法治”來伺候。于是所謂“民主”，只能是精英集團內部的游戲，依據掌控的打工仔的多少，資本家、黑社會頭子成為大小“樁腳”，政客們要生存，只能四處拜山頭、拉樁腳、乞討政治獻金。這倒符合哈耶克的理想：“財富控制權利”，而中國的精英集團正是哈耶克的門徒。
第三味：“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
這其實是第一味藥的具體化。然而這一條卻暴露出俞可平們的虛偽。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版)，第一章第一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30年來以私有化為導向的“改革”，將名義上的國家領導階級掃地出門，使之淪為打工仔。一篇弱弱地重申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文章，遭到了狂風暴雨般的圍剿。憲法在他們眼里哪有什么“最高權威”?對他們而言，只有“物權法”之類維護私有制的法律，才是“最高權威”?？梢钥隙?，只要這股勢力繼續把持政壇，早晚會再次修改憲法。什么“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肯定會被扔進垃圾堆。
第四味：“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
云山霧罩的虛話講了半天，總算來了點實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以至于“不穩定因素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30年來，連蒙帶騙造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現實，卻面臨四面楚歌的危機，要使之合法化、穩固化，該動用國家機器了。
記得當年問朝中一位專家，“維穩”前景如何?答曰：取決于財政支持能力。而今“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再不搞“效率優先”危乎殆矣!俞可平總算說了句實話，在他們心中，所謂政治體制改革，追求的其實就是維穩效率。而今“維穩”到底是什么，早已盡人皆知，將其與“統治”、“治理”相比較，顯然更接近“統治”，在實事上的私有制大環境下，這統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俞可平們心中的政治改革，說白了，就是建立一個高效率的資產階級專政。
第五味：“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
很好!統一整體，相互協調，這是任何制度都應追求的。換而言之，這味藥可以放到任何藥方里。中醫里，有這樣功能的是甘草----調和諸藥。
由此，這個五味方的核心是第四味----提高維穩效率。前三味堂而皇之，不過是為維護私有制打馬虎眼。在俞可平們的心里，鞏固私有制，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才是價值選擇，卻不可明說，只能“去天津先說到廊坊”。而今他們高聲忽悠“治理體制”現代化，俞可平卻不小心說出了“治理體制”在他們心中的真實地位：“治理體制和治理行為主要體現國家的工具理性”。原來，在他們心中，“治理體制”不過是其實施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這工具有用嗎?回顧65年前國共兩黨的斗爭史，握有全國政權的國民黨，其“工具理性”遠強于山溝里的“共匪”，結局呢?
“盲人瞎馬、夜半深池”
感謝俞可平，他提醒我們，之所以需要在“國家治理體系”上大做文章，是因為“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不穩定因素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流失”導致的“全面的執政危機”。而這一切與蔣家王朝潰敗之前何其類似。
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痛定思痛，反思失敗時，總結了四條原因：
“第一，是內部不能精誠團結，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撥的可乘之機。第二，是違反國父遺教，大家不以服務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第三，是喪失了革命的黨德，不能以個人自由與能力，貢獻于革命大業。第四，是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偉大。”(《葉永烈：蔣介石反思失敗的原因》)
這里沒有一條涉及“國家治理體系”，條條涉及的都是國民黨官員的精神狀態與人格。從“國家治理體系”的視角看，國民政府的“五權憲法”比現代化的“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還多了兩個獨立的權：監察權、考試權。在法制方面，早就有了《六法全書》，遠比土里土氣的共產黨“制度化”、“規范化”、“現代化”。然而這個現代化的精英集團卻敗在一群泥腿子手下。
正是這明擺著的現實，迫使蔣委員長反思國民黨人的精神狀態與人格。他從“黨德”、“民族道德”、“服務”還是“奪取”等方面反思。這不免引人聯想：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看，敗壞“黨德”者為叛徒;有違“民族道德”者為內奸;從“服務”轉而“奪取”者為民賊。----與文革期間那頂著名的帽子：“叛徒、內奸、工賊”何其相似?考諸當下現實，那頂當時令人難于理解的帽子簡直是量身定制的。蔣委員長是在事后總結教訓時才意識到，而毛澤東則是提前數十年就預見到了。
能在這個層面而不局限于“工具理性”層面進行反思，證明蔣委員長的思想水平到底高于俞可平副局長。然而蔣委員長的水平終究有限，沒能進一步反思：在他的領導下，為什么國民黨官僚集團淪落至此?這可以理解，因為進一步反思，板子就打在自己的屁股上了。在依靠列強和江浙財團后的國民黨內，只能是理性經濟人日漸取代三民主義者。魯迅早就觀察到：
“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后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正是這樣的過程，使國民黨從一個理想主義的革命黨演變成一個官僚黨：入黨為了升官，升官為了發財。這才是國民黨潰敗的根源。
回到當今現實，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不穩定因素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黨和政府公信力嚴重流失”的根源何在?
筆者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中，詳細分析統計數據，揭示出30年來資本利潤極大化成了經濟體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這一機制導致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有效需求失衡、逐利資金與祭獻利潤的消費資金失衡，危及了經濟體的運行。為了保持經濟體的運行，宏觀調控當局不得不長期實施凱恩斯類政策，這又導致第四個失衡：貨幣發行量與全社會可交易財富的失衡。
30年來，這三個失衡持續、加速擴大，導致不到1%的人控制了99%以上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使99%以上的人口只能為那不到1%的人口打工，靠工資收入為生，而那不到1%的人則聚斂了99%以上的財產性收入。“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是：“1:99”。不想這倒準確地刻畫了中國階級分化的現實。
主流學界一聽到階級和階級斗爭就暴怒，這可以理解，回顧近代階級斗爭史，眼前是鮮血淋漓的場景：一方是“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一方是“清算斗爭”。每個神經正常的人都不希望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然而，希望是一回事，客觀現實又是一回事。當社會分化為“1:99”后，誰能保證階級斗爭不激化?靠“國家治理體系”?笑話!
要避免階級斗爭激化，從根本上需遏制階級分化。最起碼的措施是：給利潤極大化機制戴上嚼子，這就是孫中山的“節制資本”。計不出此，卻不許人們議論階級和階級斗爭，豈非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想靠“國家治理體系”維穩，蔣委員長早這樣干過，蔣經國在贛南走得更遠，更認真，至今為人津津樂道。但救活了蔣家王朝嗎?
而今，一面求救于“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一面以“混合所有制”的名義大搞社會公共資產的私有化，為利潤極大化機制保駕護航。其后果必然是：一方面經濟困境和社會矛盾同步加??；一方面不得不將越來越多的財政資源用於“維穩”。
企望由此擺脫“全面的執政危機”，其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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