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如何看待四中全會公報的這四個提法？

　　如何看待四中全會公報的這四個提法?

　　-----在中華文化與民族未來論壇四中全會精神研討會上的發言

　　張勤德

　　初讀四中全會公報，覺得應當就如何看待它的四個提法和大家交換意見。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正。

　　第一， 如何看待“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和要防止“以權壓法”?

　　盡管在“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和要防止“以權壓法”的提法前面有不少限制詞，但一旦以中央全會的名義講出去，影響就很大，所以必須慎之又慎。

　　習總對蘇聯黨垮臺、國解體時沒人挺身而出進行抗爭，發出了“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感嘆。顯然在他看來，“男兒”應當在當時憲法已取消了第六條即共產黨領導，即新憲法使“男兒”處于“于法無據”的情況下進行抗爭也不能受“必須于法有據”、“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等等的限制，而敢于“以權壓法”即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道理，行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沖破惡法的枷鎖，奮起反抗修正主義統治，誓死捍衛人民江山。所以說，習總這個主張很對，我們應當堅決支持。

　　由此看來，法律是有鮮明階級性的，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人民民主專政，既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又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既民主管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各方面事務，又保衛社會主義制度，而德治、法治等等，都只是人民治理國家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因此必須服從和服務于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體，服從和服務于依民治國這個治國的總綱。離開人民民主專政，離開依民治國這個總綱談法治，決不是社會主義法治。毛主席在談到和走資派的斗爭時說：“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毛主席還批示過要推廣浙江楓橋群防群治的經驗。這都反映了他的依民治國思想。公報講法治，不應當不提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

　　在這個意義上說，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都屬于人民，人民治國之權自然高于包括德治、法治等等工具和手段的具體權力。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任何個人利用權力干涉正常司法的行為必須堅決反對，但是決不能因此就把法制凌駕于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社會主義政權之上，更要注意同西化派通過實行“憲政”改變國體即顛覆人民政權的圖謀作斗爭。

　　第二，如何看待“建沒和諧社會”的提法?

　　四中全會公報強調，要“依法執政”、“依憲執政”，而憲法首先明確規定的是，我們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

　　從無產階級專政角度說，馬克思在談到社會主義時強調，這種社會主義就是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因素和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彼此斗爭的時期。毛主席提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繼續革命。這些論斷，都是認為全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是個繼續革命的過程。堅持繼續革命，就不能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看作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束，看作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就消滅了并且不會再產生。蘇東劇變、中國漸變，都以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從階級斗爭角度說，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看作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就消滅了并且不會再產生，也不符合實際。依靠資本剝削別人者屬于資產階級，走資派不僅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而且利用篡奪的權力保護老資產階級、培植新資產階級則屬于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篡黨奪權就決定著國家性質的改變，這本身又標志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因為，生產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會都存在的一般矛盾，矛盾雙方誰占主要地位都不能直接決定社會的性質，所以不能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就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繼續革命。

　　也就是說，從真正全面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真正抓階級斗爭這兩方面來說，都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繼續革命，而不能把和諧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各，不能堅持建設什么“和諧社會”、“和諧世界”。

　　四中全會文件，通過強調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突出肯定了建設和諧社會的主張。當前有人講“和諧”，講到了掀起孔夫子熱，公開推崇孔孟之道的“和為貴”、“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程度，甚至公開肯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真的按照自己不愿被專政，就不對敵人實行專政那一套去做，還怎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呢?最近網上有一篇題目為《毛遠新談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的文章，談到“毛遠新說，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批那個東西。……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但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矛盾，處理不了，和得起來嗎?”還說“毛遠新指出，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為什么?這是什么道理?”

　　這就告訴我們，一些人既推崇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又推崇孔孟之道，都是在搞剝削階級的精英專制而反對社會主義民治。所以，只有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依民治國這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既抓好反對普世價值的斗爭又抓好批判孔孟之道的斗爭。

　　第三， 如何看待“建立重大決策責任追究制”?

　　四中全會這一主張很重要，問題在于真正落實。我們應當追究的最重大決策責任是什么?是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根據是：

　　要說違憲，改變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制度，顯然是最大的違憲行為之一。

　　要說誠信，一面大講搞好國企，一面釆取諸如減免私有特別是外資企業稅費而多收國企稅費等等手段使國企陷入困境，顯然是造成信任危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要說腐敗，因為官方沒公布數據，有人估算有十幾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也就是全國老百姓每人一萬多塊的血汗錢，流到了私人包括洋老板的口袋里。這顯然是最大的腐敗案件之一。

　　要說考驗，由于上述三點，所以能不能逐步解決這個問題，顯然是對領導者最大的考驗之一。

　　第四， 如何看待“保障公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

　　由于財產權實質上是生產資料所有權，所以保護誰的所有權，必然是法治最要害的問題之一。

　　由于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它也必然成為腐敗增多的最大根源之一。例如，那些不法資本家搞錢權交易，“送去一只雞，換回一頭牛”，怎么能不使腐敗增多呢?

　　由于能否正確地采取對私人資本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事關我們怎樣應對近幾年最多十年可能發生的經濟大危機，所以它必然成為最具關鍵性的課題之一。

　　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單提保障每個公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發展下去就有成為“公民社會”甚至“憲政社會”的可能。這就容易使它成為我們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

　　綜上所述，可見人民民主專政和以法治國的關系，亊關重大，我們務必要處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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