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但不知從何時起網民們習慣在其稱呼上加上一個引號，這引號并不是簡稱的意思而是所謂的意思，因為在人們眼里“公知”們的思想越來越反動。眾所周知，知識分子中的一些專家、教授被人民群眾罵做“磚家”、“叫獸”，“磚家”是對他們不學無術的蔑視，“叫獸”是對他們道德敗壞的叱罵。而“磚家”、“叫獸”都是“公知”的組成部分，從不學無術到道德敗壞又到思想反動，正是當下“公知”們的心路歷程和發展規律，公共知識分子中這類人多了就會量變引起質變，自然名聲掃地，讓“公知”變成了一個貶義詞。本來知識分子在中國歷朝歷代都充當了民族的脊梁和社會的良心，不料到了今天居然變得如此聲名狼藉，實乃民族的不幸，社會的悲哀。
近段時間，“公知”們遭遇了兩件讓他們鬧心的事。
一件事就是“王偉光事件”。前不久，中央委員、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在黨刊上發表了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重新強調了一下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不料卻捅了“公知”們的馬蜂窩，他們一哄而起對王偉光進行圍攻，大罵王偉光是毛左分子、文革余孽、法西斯，要求當局處分王偉光，甚至要絞死王偉光。不過讓他們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的囂張氣焰遭到了廣大網友的迎頭痛擊，更讓他們失望的是，官方竟然沒有表現出一點支持他們的意思，這和對待重慶那次事件的態度大相徑庭。
其實王偉光何罪之有，他不過是簡單介紹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常識而已，而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都早已堂而皇之地寫進了黨章和憲法。所以問題不是出在王偉光頭上而是出在“公知”們的頭上，是他們自己無視黨章挑戰憲法。他們攻擊王偉光的武器是鄧小平理論，指責王偉光違背了鄧小平關于反對階級斗爭為綱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示，然而，反對階級斗爭為綱并不等于反對階級斗爭，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不能代替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才是完整的鄧小平思想，并且要堅持一百年不動搖。只有一個中心沒有兩個基本點不行，只有一個基本點也不行，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二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包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公知”們割裂鄧小平思想，自己不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還反對別人堅持，對堅持的人惡毒攻擊，肆意污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們的底氣何來?底氣來自他們自身，這些“公知”往往身居要職，掌握話語權。底氣還來自他們的后臺老板，那些身居高位的貪官和裸官，這些官員是暫時沒有被整肅的權貴，為了保護既得利益，這些權貴一心想推翻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要達此目標必然要反對階級斗爭和人民民主專政。“公知”們是附在權貴皮上的毛，雙方休戚與共，在“王偉光事件”中“公知”們積極充當權貴們的鷹犬便是情理中的事。
另一件事就是“新焚書坑儒事件”。日前有人在微博上爆料：政府下達內部通知，要求將余英時、九把刀的書全部下架，野夫、茅于軾、張千帆、梁文道、許知遠等人的書不予出版。爆料導致網上形成了一個輿論熱點，有人宣稱這是新的“焚書坑儒”。筆者從未讀過這些人的書，也不知道他們是何方神圣，只看到環球時報把他們歸納為臺獨分子、支持香港占中、反主流、反體制的人士。不過我最了解的是茅于軾，雖然我沒有讀過他的書但看過他的幾篇文章，可以直白一點說，他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奸，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把茅于軾和這些人并列可見都不是什么好東西。
想當年茅于軾誹謗開國領袖毛澤東遭到5萬群眾的集體起訴，本人也位列其中，但結果是遞交起訴狀的人遭到上海公安局警察的毆打，茅于軾不但逍遙法外而且愈發變本加厲起來。然而曾幾何時，今天他又成了“被坑的儒”，雖然言過其實但也反映了官方部門的一種態度，可以說官方已經認識到，茅于軾之流與現有體制格格不入，與國家主流政治路線相對立，是形形色色的顛覆力量。對于這樣的人應該來個真正的焚書坑儒才對，以消除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心腹大患，但官方不過是對他們的書做下架停刊處理，算是予以薄懲吧，其中警告的意味甚濃。然而較之過去對他們的姑息縱容已是大大的進步了。
上述兩件讓“公知”們鬧心的事，的確反映出黨的十八大后官方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與“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有關，與“反腐敗運動”有關，與習總書記“前后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有關，也與美國加緊反華步驟有關。當然變化是微小的，漸進的，惟其如此才是穩妥的，見微知著，只要堅持這條路子走下去，就會由小變到大變，積小勝為大勝，對此，我們應該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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