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奇跡》出版二十周年研討會（滴水湖會議）將于10月11日召開，本次會議聚集了國內最一流的經濟學家，《中國的奇跡》作者林毅夫，華生、張軍、張維迎、周其仁等將做主題發言，余永定、史正富、李稻葵、許小年等也將出席會議，期待著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今天，經濟學界的全明星陣容能碰擦出新的思想火花。本文選自《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華生著，東方出版社。
我們現在的討論有共識，也有分歧。秦暉教授寫的文章我很注意，體會很多，也學了不少東西，但是在中國模式的問題上我有幾點不同的看法。
一個就是他分析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問題，但本來還可以自我校正和運轉，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有我們這樣低人權、低福利國家的競爭，本來是不會出大問題的。但正如他剛才說的，“左派右派”都是想討老百姓的好，“左派”上來講高福利，“右派”上臺講低稅收，都不去講大家不愛聽的降福利和加稅收，這樣即便沒有外力也容易出現問題，不能僅從全球化帶來的國家間競爭找原因。
第二，我認為現在失衡不能主要歸結到中國勞動成本低，人權福利低，因而競爭力強。美國人消費過多大量借債實際上并不主要因為中國人的高儲蓄，日本借給美國人的錢跟中國差不多，不能說日本也是因為低人權低福利才積累儲蓄吧?美國的借債主要是三大塊，一塊是石油美元，一塊是像日本、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的大量外儲，第三塊是以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競爭能力比較強，外匯儲備較多。因為，把美國的危機主要歸結為我們的低人權低福利競爭，從這個邏輯上我覺得不是太通。
第三，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模式，是改革開放30年逐步形成的一個格局。這個格局我覺得跟剛才秦暉教授講的是相反的，這30年是不斷在既增加自由也增加福利，這才是我們大家的興奮點所在。應該說前20年主要是給經濟自由，通過經濟自由來改變我們太落后的狀態，進入新世紀以后在增加福利方面也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盡管還遠遠不夠。
……
所以，我不贊成過度地夸大我們今天的問題。很多人認為國企的存在造成了壟斷、尋租和特權，認為把國企取消、國資分完了就好了。其實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國企在相當程度上大大縮小了我們的貧富差距。因為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搞私有制只會造就私人家庭寡頭。如果中國移動、中國石油等都是家族的，在所有權這方面貧富差距自然會驚人地擴大。第二個擴大是經營者的收入，現在說國企領導者的收入太高了，拿個幾十萬，一百萬，但其實只要改制，增加10倍算是少的。現在全國性大型國有銀行的高管工資只是中小股份制如深發展銀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是市場化，高管人員的薪酬肯定幾十倍地增加。
有人愛談權貴資本主義，其實看看一些國家就知道，中國還根本談不上是什么權貴資本主義。但如果私有化真擴大到中國移動、中國石油、中國石化這些央企頭上，那中國就一定是權貴資本主義了，因為國家所有的主要資源都已經掌握在個人和家庭手里，政府也要依賴他們。那時，官商勾結乃至官商一體、公權私用就會真正普遍化、主流化。
我認為當前的難點是改革開放30年了，原有的發展模式走不下去，但新的出路對中國人來說還并不明確。現在簡單地從某一個角度的極端訴求，可能進一步支援現在這個方向尚不明確、本身的基礎已經非常不牢固的現狀。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大家是希望中國的經濟繼續高速成長，改革開放以來自由和福利都在同步增長的狀況再持續20年到30年，這對中國才是最好的出路。我想，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的意義也就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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