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與“階級斗爭為綱”沒有等同關系
最近引起熱議的王偉光談階級斗爭一事顯然也是個議題，與會的發言者各自談了看法，有反對的也有肯定的，各抒已見，看得出來，看法并不統一。反對者有明確認為王某該被罵的，也有委婉表示王某的話語過于過去時，太生硬，沒有與時俱進，難以形成話語優勢，所以需要改進乃至改造，以形成與普世價值至少能夠對等的話語地位。這種看法，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目前執政黨在話語方面沒有取得有利地位，跟他們積弊甚多的話語方式的確有很大關系。執政黨宣傳部門自說自話“關起門來奏凱歌”的單一灌輸方式，的確難以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網絡輿論戰的斗爭需要。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時代，網絡輿論戰是一種適時和互動為主要特征的網絡戰爭，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信息的發布者或傳播者，“宣傳口徑”、“新聞通稿”以一統輿論的話語壟斷顯然已成為“過去時”，也難以抵御來勢洶洶的負能量信息的輪番轟炸。網絡輿論戰的交鋒往往都具有“短平快”的特點，長篇大論術語堆砌理論文章一般來說很難引起受眾的閱讀興趣，這就需要討論和研究正能量如何有效傳播的方式方法問題。
但是，研究正能量信息的傳播手段和方法的問題，并不意味著在根本性原則性和常識性問題上對負能量話語的回避或迎合，諸如階級斗爭理論這種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問題，回避就意味著退讓，迎合就意味著放棄，這顯然是不可取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石，是馬克思主義鮮明的階級性所決定，這個理論無論如何包裝，都無法融入西方的主流話語體系，除非以放棄或投降去納投名狀!竊以為，除了針鋒相對，別無其他選擇。
階級與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對這種客觀存在的認識和認定，是屬于社會科學的常識——甚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首先提出來的，而且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才有這種認識。比如民國時期的國學大師呂思勉就說過：“天下有天良發現之個人，絕無天良發現之階級;天下有自覺覺悟之個人，絕無自覺覺悟之階級”。階級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分化與重組之中，階級是以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支配程度而劃分的(生產資料與財富有密切的關系，但并不等同于財富)，“小生產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新生的資產階級”也在產生，對氣勢洶洶對重提階級斗爭者是何階級的詰問，并不能獲得道義上的話語優勢——正如詰問馬克思恩格斯是何階級人士也無法降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位一樣。而且據我所知，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朋友自發組織了許多讀書會，重新捧起了《資本論》，重新捧起了毛澤東著作，雖然暫時還沒形成了主流，但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影響力也并不象會上有些朋友說的那么不堪那么拿不出手!我還偏就不信，主張馬克思主義認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人就交不了朋友!甭管是不是洋朋友!
政黨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政黨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也是一個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本身就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所以，作為執政黨的工人階級政黨，重提“千萬不要忘階級斗爭”那是天經地義勿需含糊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那是載入了黨章和憲法的，有必要那么羞羞答答難以啟齒么?哪怕是有些人奉若圭臬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也沒有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在我另參加的一個地方黨史的討論會上，就有中央黨史室的專家聲稱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反對“重提階級斗爭”。)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并不等同于“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是一個武器，但并不是武器的全部!《實踐論》的觀點，應該是我們把握尺度的一個指針：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黨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曲折歷史證明，這種“……為綱”的提法在理論上是否嚴謹姑且不論，但在貫徹執行的實踐中很容易中產生歧義，很容易因片面理解且產生極端化擴大化的破壞性后果，那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需要正視需要慎重對待的。在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同時，也應該注意不要再犯過去犯過的錯誤，時時注意防范極端化擴大化的苗頭出現。我認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提出來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仍然是富有生命力具有指導意義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的歷史階段結束，是否“為綱”就要慎重對待了：雖然不排除階級斗爭在一定時期的主導地位，但放大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時期，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二、網絡輿論戰是長期的艱巨的
勿庸諱言，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階級斗爭，突出表現在輿論戰中，目前最突出的表現是“網絡輿論戰”。正能量的傳播者，必須對這場網絡戰爭的長期性與艱巨性有清醒和明確的認識。輿論陣地的失守已經多年，收復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場輿論戰爭的參與者們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能量聚集。這次會議有些人作了聲情并茂的悲壯表達和訴求，明里暗里寄希望于執政黨公權力的介入，以消除或“擺平”對手操縱輿論的物理存在來打贏這場戰爭。我認為這是不可取的，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能。執政黨面對的積弊和問題很多，而且遠較建國之初復雜，領導者只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先為有后為，單純采取壓制的方法只能帶來更多的負面問題。
我認為，在網絡輿論戰中，執政黨公權力不是不能介入，但介入要合情、合理、合法、合度。面對對手以資本操縱輿論平臺咄咄逼人的進攻，不是以強求“輿論一律”的行政命令來“令行禁止”，而只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不斷收復、鞏固和擴大正能量輿論陣地：如鼓勵、支持正能量輿論特別是民間正能量平臺的發展;舉起公平公正的旗幟有理有節地要求負能量媒體提供展示雙方輿論交鋒的擂臺，以“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不斷蠶食和擠占之;利用各種公共教育資源平臺(如今很多已被負能量輿論壟斷)，以各種方式影響和教育醬油眾特別年輕一代的醬油眾……，等等。這些工作領域，是可為甚至可以大有所為的，但前提是正能量輿論的生產者傳播者必須以極大的耐心極大的毅力，以“厚積薄發”的方式積累足夠的能量，以取得這場持久戰的主動權。要鼓勵正能量傳播者們樹立“孤軍作戰”的信心和勇氣，網絡傳播的特點就是一個人就是一個信息源，那就是“無后方作戰”。只要掌握了真理和事實，那是不怕圍攻抵毀!我舉個例子，曾經有一位長期活躍于人民網的正能量傳播者昵名為“數學”，從上個世紀末就在堅持傳播正能量，堅持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講道理，而那個時期是負能量輿論最強勢的時候，但這位“數學”妙趣橫生深入淺出的文風卻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受眾，這就很值得研究和學習。
希望今后的這類會議，更注重務實而不是務虛，更注重創新而不是懷舊，更注重尋求辦法而不是渲泄情緒。這次會議上我沒有見到幾個網絡輿論戰的真正主角——自干五的代表人物，35歲以下的年輕人也沒有幾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撼!希望今后這類會議，眼光要向下，再向下!
如果承認網絡輿論戰是持久戰，那就必須有長期的部署和準備。而與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相比較，現在正能量傳播方面存在的問題是：一、執政黨的公信力大為降低，執政黨宣傳部門又長期滿足于自說自話的傳播方式，對網絡輿論的實際影響力很低，對網絡輿論戰的主要力量“自干五”的影響力也很低;二、“自干五”雖然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并不是一支步調一致的隊伍，也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和中堅力量，迄今仍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態，很容易被資本支持下負能量輿論予以邊緣化;三、正能量媒體還遠遠難以滿足輿論戰的需要，甚至本身也被負能量媒體蠶食甚至把持，不說左右逢源貌似公正的《環球時報》，就是黨媒《人民日報》本身，也經常發布不實信息甚至謠言，嚴重損毀執政黨的公信力;四、正能量輿論自身思想準備不足知識儲備不夠，目前主要的斗爭方法還是喧呼吶喊式的“道義密集轟炸”，執衷于先站隊劃線再給對方戴上政治帽子，甚至自身也熱衷于傳播貌似與自己觀點有利的不實信息，很難為更多的醬油眾所接受;五、部分正能量傳播者有極端化傾向，有蛻變為負能量傳播者的可能。
在改革開放前，執政黨通過黨的隊伍黨的方針政策對輿論工作者隊伍實現掌握，但目前這種掌控能力很難在短時期內得到恢復，如何尋求和重新形成正能量輿論隊伍的中堅力量，的確需要認真探討。如今很多正能量傳播者提到正能量傳播隊伍需要“整合”，但正如會議主持人言及的那樣，這個工作有難度。筆者也認同這個看法，但可否考慮先作一些協調和準備工作?如思想建設、知識儲備和溝通交流切蹉技藝的工作?真正拔開泡沫一沉到底，尋找正能量傳播者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風頭人士?可否考慮多多支持建立一些能跟對手分門別類唱對臺戲的輿論平臺?循序漸進地逐步完成一支中堅和骨干隊伍的集合?……
這些問題，都急切需要提上日程。
三、輿論戰的需要把握政策和策略
要想真正打贏輿論戰，那么正能量傳播隊伍本身就有一個自身建設的問題。雖然在黨的領導大為削弱甚至黨的有關部門自身也有諸多立場和方法問題的今天，基本上還在各自為戰的正能量傳播隊伍自身建設有很大在困難，也沒有公信力很強的權威機構予以適時掌控，但黨在以往各個歷史時期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的影響也是積累了很多財富的，而且這些財富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正能量傳播者的認同，那么這種趨勢也是可資借助以對正能量傳播者形成影響力的!而且這種影響力還有可能越來越大。那么利用現有的平臺，傳播和學習歷史的經驗和歷史的教訓，就應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考慮。
正能量傳播者特別是網絡正能量傳播者中最重要的組成是青年，他們熱情很高，能量很大。但他們大多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小布爾喬亞，很多人是被公知或負能量傳播者給惡心或“逆反”成“自干五”或“左派”的，因為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他們沒有系統地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沒有系統地接受過革命歷史中的教訓和挫折的教育，還談不上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他們本身的可塑性仍然很大，在對社會現實中負面影響的本能反抗中，肯定會產生各種極端化的思維和行動，這就需要對他們施加影響——這種影響目前還只能在為數不多的正能量傳播平臺上實施。
比如，正能量傳播者們目前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建國以來的歷史，這個分歧就很大，極端者就是各取其一而否定其二，這個問題如果不處理好，正能量傳播隊伍分裂分化乃至勢不兩立，甚至一部分人蛻變為負能量，那幾乎就是一種必然。如此，就需要預估這種趨向并將其影響邊緣化最小化，就需要通過已有的正能量傳播平臺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傳播“兩個不能否定”，在講清楚“否毛要天下大亂”，也要認識“否鄧也要天下大亂”的道理!我們可以檢點毛時代鄧時代各自的得失，但必須堅持兩個時代的傳承關系、遞進關系以及“否定之否定”的關系——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將無以延續!在認識右的危害的同時，也要認識“左”的危害!“盛世危言”的吶喊喧呼必須有所節制，“震驚中央”的夸張造勢必須有所收斂。多干事，少整景，應該成為正能量隊伍的時尚。
在網絡輿論戰中還有一個趨勢，就是存在著“左推墻”和“右推墻”這兩種極端勢力：極右的“推墻黨”認為執政黨是“共產主義邪惡勢力”、“執政黨不是民選沒有合法性”，因而鼓吹推翻執政黨;極“左”的“推墻黨”認為執政黨已然成為“修正主義集團”、“權勢利益集團”，“站到了工農群眾的對立面”，因而必須打倒。這兩種力量在對社會現實不滿的群眾特別是青年受眾中，都有一定的影響，這也是值得重視而且需要使之邊緣化的。正能量的傳播者們，尤其不能隨意提出夸張和極端的口號。比如，現在不少人提出要推翻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很敏感很重要的問題，不能說這個決議一點問題沒有，不能說這個決議重新認識和探討沒有必要，但要“徹底推翻”，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就曾經跟“左推墻”討論過：如今“右推墻”也要推翻這個決議，推翻的目的是徹底否定前三十年乃至整個黨的歷史，你們同意么?你們和他們的勁兒是在往一處使?如果你們合力不同心推墻成功了，是你們“左推墻”說了算還是“右推墻”說了算?你們自己掂量一哈本錢，你們有沒有能力拿下“右推墻”掌控大局而不生出萬劫不復的內亂來?以文化大革命為例，最高領袖那么大的權威，不也生出了那么大的亂子么?如果再生出比這更大的亂子來，那這個國家真就是四分五裂萬劫不復了，到時候，你們是歷史罪人還是功臣?……
在輿論戰中，正能量的傳播隊伍要逐漸形成自己的輿論主導地位，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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