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下旬，當我國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即將開幕的前夕，美國壟斷資本代理人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953-)[1][1]到訪北京，并于28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拋出以他為首的世界銀行與我國政府智囊機構合作撰寫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簡稱《世行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已于2013年3月正式出版。以下只有頁碼，沒有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該書)，用意十分明顯，即企圖借以影響“兩會”輿論，甚至滲透不久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大的走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該《報告》剛一亮相就遭到有關職能部門的堅決抵制和質疑;在人民網就此問題的討論中有90%以上的網民表示強烈憤慨和反對;甚至在28日新聞發布會上當場就遭到獨立的年輕愛國學者的強烈抗議，高喊：“世界銀行，帶著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其實，如果說《世行報告》是一劑“毒藥”的話，那還是被一束十分誘人的“橄欖枝”遮掩著的。這就是《世行報告》的主要問題所在。本文即擬對此主要問題作一簡要分析。
一.《世行報告》出籠的時代背景
為了深刻認識《報告》的“毒藥”和“橄欖枝”式的主要問題之內涵和實質，首先弄清《報告》出籠的時代背景是很必要的。
建立在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帝國主義從來就是把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視為眼中釘，恨不得把他剛一出世就“扼殺在搖籃里”。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的第二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就打起聯合國的旗號迎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渴望，以侵朝戰爭為契機，把戰火燒到我國東北。1953年我國贏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使美帝認識到用武力消滅社會主義中國是根本不可能的。時任國務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便提出“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國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這是一個極其陰險毒辣的使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毒計。
1959年11月的一次小范圍的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最早提出了這個問題。在會上，“他印發了杜勒斯的幾篇演說，內容都是講和平演變的，要大家看一看。他說：杜勒斯講他們要以甚么‘法律和正義’來代替武力。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變到符合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2][2]。1964年以后，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了日程，并提出了應當采取的一系列實際步驟”[3][3] 。我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與杜勒斯的這一毒計進行了針鋒相對、驚心動魄的斗爭，使之未能得逞。
但在70年代以后，美帝又乘國際新自由主義蓬勃興起之勢，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機會，以新自由主義的形式加緊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竟至猖狂到由中央情報局在中國加緊推行綱領性的“十條誡令”，以達到和平演變中國之目的。
所謂新自由主義乃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承襲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基礎上，作為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并開始蓬勃興起的一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這種思潮經過80年代的進一步發展，到1990年更形成較為系統完整的名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綱領。其核心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國內全面市場化、國際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國(實際主要是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開放商品、資本市場，讓跨國公司的商品、資本無障礙地自由進入本國，直接投資辦廠等。不難看出，這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無異于是要自己放棄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經濟，甚至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甘當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謂“華盛頓共識”或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對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實行和平演變，從根本上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一把“軟刀子”。世界銀行則是揮舞這把“軟刀子”，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國際經濟機構之一。
為什么這么說呢?
世界銀行(WB)在戰后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操縱下的一個國際金融機構。其重要任務之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樣，都是以“援助”之名，來控制發展中國家，使之朝著有利于充當自己經濟附庸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二者的區別只在于方法有所不同。
如果說IMF著重于短期貸款，那么WB則著重于長期貸款。發達國家就是企圖通過IMF、WB等國際金融機構，乃至WTO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便把發展中國家統統納入自己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以滿足自己掠奪世界勞動人民利益的要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深知內情的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揭露了IMF、WB、WTO對窮國是如何在“援助”的名義下推行新自由主義來掠奪窮國的“四部曲”。這就是：第一步，私有化。他說，受援國的領導人往往用世界銀行的要求去壓制對他們的批評以推行私有化，而自己卻從削價出售數以億計的國有資產中，撈取10%的回扣，中飽私囊。第二步，資本市場自由化。這是IMF、WB對窮國的“拯救計劃”，要求受援國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一旦投機者抽逃資金，國家儲蓄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干了。為了吸引外資，穩定金融體系，IMF、WB就要求把利率提高至30%、50%，甚至80%，結果使受援國工業生產遭到嚴重打擊并耗光了國家財富。第三步，價格市場化——一個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接著的第三部半，斯氏稱之為騷亂。像玻利維亞2000年發生的水價騷亂，2001年2月厄瓜多爾發生的水、燃氣價格騷亂則是由世界銀行引起的。斯氏還揭露道：從世行對厄瓜多爾的“轉軌型國家援助計劃”秘密報告里看出，世行就希望他們的計劃能激起“社會不安定”。一旦引起騷亂和動蕩，又引起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崩潰，外國公司則可以趁機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礦山開采權或港口。第四步，自由貿易。這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統治下的自由貿易。斯氏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鴉片戰爭。他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4][4]
在此，斯蒂格利茨已將世界銀行推行新自由主義、奴役發展中國家的實質揭露得淋漓盡至了。作為美國壟斷資本家代理人和世界銀行行長的佐利克當然更是全心全意忠實于世界銀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為美帝國主義稱霸世界服務。他們所炮制的《世行報告》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針對中國所制定的作為實施其和平演變戰略的重大舉措。
二.《世行報告》的核心是要使我國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
《報告》在回顧1978年以來約30年間中國經濟已取得迅速發展的巨大成就之后，提出在未來20年即到2030年的中國，要建設成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宏偉目標。但要實現這新的宏偉目標，就需要采取新的發展戰略。在第二章題為“面向2030年新的發展戰略”中，提出了新戰略的六個重要領域。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國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報告》說：“中國在2030年成為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發展愿景，將要求市場與民營部門在資源配置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P.23)。這個說法單從私營、外資經濟方面來看，可以說是有理、有利，但卻全然未顧及我國憲法、執政黨黨章規定的，以及中共歷次黨代大會所一再重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而且查遍《報告》全文，也找不到一個地方說要“堅持以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問題。在目前公有經濟所占國民經濟比重已下降到只約1/3的情況下，這種片面強調發揮市場與民營部門配置資源更大作用的觀點，難道還不是在鼓吹、推銷全盤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貨色嗎?
不僅如此，《報告》接著還說：“政府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可能會抑制中國走向價值鏈高端”(P.23),即“政府在關鍵經濟部門繼續保持支配地位，這在過去或許是個優勢，以后卻可能成為提高生產率、創新和創造力的制約因素”(P.28)。因此，“首先，政府應鼓勵經濟中不斷增強的競爭，其中一項措施是加快放寬企業準入和推出限制;其次，國有資源應當致力于范圍更廣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以便服務于越來越復雜而精致的經濟”(P.23)。這就是說，作為社會主義主要經濟基礎的、被譽為共和國“長子”和頂梁柱的國有企業，今后則應從國民經濟命脈部門和關鍵領域統統退出，取消其主導作用，以免妨礙競爭、創新、技術進步和效率(這些都是極為荒唐的借口——筆者注)，而另由私營、外資企業進入取而代之;其他一般經濟領域國有企業也應逐步退出，說什么“國有資本可以逐步退出非公共產品提供領域”(P.31);國有企業只限于經營公益事業的產品和服領域;隨后，《報告》又進一步建議，即使公益事業的產品和服務部門也要盡量讓私營經濟去占領：”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的國有資本應當主要或完全用于提供公共產品。……國有資本投入的比例和方式取決于特定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少數被認為有特殊重要性的領域(如國防領域)，政府可以持有全部或大部股權。但在多數領域，少量股份參與就可能實現有效提供某種公共產品的目標”(P.30)。這樣，在《報告》設定的框架里，不僅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復存在;縱然在公共產品領域，國有經濟除極其特殊的如國防領域外，也只能縮居一隅，而大部分都要讓給私營企業去經營;何況國防領域也要讓出一塊給私人企業呢!請看，這是不是要進一步私有化，甚至徹底私有化?
《報告》雖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可取的建議，諸如防止環境污染，走綠色發展道路;建立開放型創新體系，提高技術水平;完善財政體系，加強社會保障等。但這些不僅處于陪襯的次要地位，而且其用意更多的也在于忽悠、騙取人民的支持，以更有利于兜售其私有化的謀略而已。
習近平同志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而科學社會主義最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我國現階段則是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原則，舍此，必將走上邪路。目前我國之所以出現愈益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腐敗盛行，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說，都無不直接、間接與公有經濟主體地位被削弱、動搖、喪失或過度私有化有關。因此，《報告》提出要使國企進一步私有化的主意，除了有利于實現帝國主義者和平演變中國的目標外，別無好處。所以有的把它比喻為“毒藥”，我覺得也并不過分。
三.《世行報告》的目的究竟何在?——揭穿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之謎。
以上分析說明，《世行報告》的目的乃是要在中國推行私有化政策，以實現帝國主義既定的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目標。這顯然與《報告》作者們的說法大相徑庭。
《報告》的序言暗示：編制這份報告的目的是要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序言說“中國已經開始了在未來15到20年內進入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征程。與此同時，中國的決策層一直致力于增長戰略的調整，以適應未來的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為幫助中國實現這個愿望，“2010年，在慶祝祝中國與世界銀行合作三十年之際，世界銀行時任行長佐利克先生提議開展本項聯合研究。面向2030年，識別和研究中國中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總結國際和中國自身成功發展的經驗，提出對中國決策以及中國與世界銀行未來關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框架，并以此作為紀念雙方合作的標志。”這個“標志”的載體就是《世行報告》。可見，《報告》在佐利克們的筆下已十分清楚，就是為了幫助中國實現“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愿望，而且還是佐利克先生主動提出來的。這里展現出佐利克和世界銀行對中國多么友好，又是具有多么強大利益誘惑力的一幅美妙畫卷!
但是，當我們揭穿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論之謎之后，就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說《世行報告》是一劑“毒藥”，這個“陷阱”論則可能是遮掩這“毒藥”的一束“橄欖枝”。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由任職于世界銀行的英德米特·吉爾(Indermit Gill)于2006年首先提出來的。據吉爾自己講，他從2005年至2007年任世行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局首席頋問。當時他帶領該局一個團隊對東亞經濟增長進行研究過程中發現，東亞5個高收入經濟體與拉美8個中等收入國家幾乎同時都在20世紀60—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日、韓一直保持高速發展，并進而成為發達經濟體，但拉美國家至今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這就是被他稱為的“中等收入陷阱”。于是，他把“中等收入陷阱”界定為“當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即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之后，其所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轉變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不能繼續指導其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在這一階段，以往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如果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將難以產生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進而導致社會問題突出，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5][5]此后，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大體都是依此界定展開的，而且基本上都認可它提出的一些中等收入經濟體過去快速發展時期集聚起來的各種矛盾現在集中爆發而使經濟長期停滯于中等收入水平，而難于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的說法。應該說，在拉美那樣一些國家的“陷阱”現象確是客觀存在的，但很難說是一個普遍規律。如日、韓等國就曾由五、六十年代的中等收入水平接連在七、八十年代就跨入了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其間就未遭遇像拉美各國那樣長期停滯不前的“陷阱”; 一些老牌的經濟發達體如英、美、法等國也不曾有“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各國所處社會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的差異，在生產力與生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辯證發展變化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經濟增長有快有慢的差別，甚至出現停滯、倒退的現象。但卻不會因由低收入階段跨進中等收入階段的快速發展，便必然會集聚各種矛盾集中爆發而阻撓居民收入繼續向高收入行列跨越。正如恩格斯提示于我們的：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6][6]
因此，在設計我國未來20年(即到2030年)如何發展時，若把拉美各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視為一個普遍的規律來運用，顯然有張冠李戴之嫌;而且把拉美各國長期停滯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原因，歸咎于它們在由低收入階段跨入中等收入階段時因快速增長而積聚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結果，也不切合實際。
事實上，拉美各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是因受剛剛蓬勃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和影響而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倒退的。
早在70年代初，美國新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就培養了一批芝加哥男孩(Chicagoboys)送回智利傳播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1973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左翼阿連德總統后上臺執政，便重用這批芝加哥男孩任經濟部長等要職，執掌經濟改革大權。后者則根據貨幣主義理論重塑智利經濟，執行價格市場化改革。這在起初雖然對抑制通貨膨脹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隨后卻引發出新的更大的經濟混亂，并影響拉美各國的經濟;加之，美國在八十年代又實施“貝克計劃”(Baker Plan)、“布雷迪計劃”Brady Plan)，以資金 “援助”為誘餌，迫使拉美各國接受其新自由主義政策。這樣，在拉美從智利的“價格市場化”改革算起，經過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涉及到貿易、金融、國企、稅制、勞動力市場等等各個方面，其結果不僅沒有使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和居民的收入、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相反卻帶來嚴重的、一再發生的債務、經濟危機，生產下降、工人大量失業，貧富兩極分化凸顯，及至爆發社會政治危機。據統計，拉美經濟年均增長率1950——1980年為5.3，1981——2000年僅3.2%。即改革后的30年較改革前的30年經濟增速下降40%，而且改革后30多年，還經過3次經濟衰退。分別是1999年和2001年基本上為0增長，2002年為負增長(-0.5%)。最典型的阿根廷，在1999——2002年出現連續4年負增長的局面(-3.4%、-0.8%、-4.4%、-11.0%)[7][7]其中，2001年12月還爆發了罕見的金融危機、經濟混亂、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僅半個月之內就更換了幾個總統。可見新自由主義對拉美經濟政治的影響是多么嚴重。正如亞洲開發銀行所說的：“拉美國家不甚充分的經濟和社會進步與其經濟政策發生的變化之大形成反差”[8][8] 。
反觀日、韓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卻能使經濟繼續增長，以致跨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究其原因，除了他們不斷創新，實施技術立國等政策外，由于在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相對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較小有很大關系。
日本在二戰后雖然仍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但戰敗后的日本經濟，在美國監管下的統制經濟經過民主改革卻并沒有盲目全盤照搬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而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和承襲歷史上國家干預經濟的傳統，確定了在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強化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控制作用，逐步地由統制經濟向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過渡;并在1952年基本恢復了國民經濟的戰爭創傷之后，從1956年起連續實行了若干個內容不同的逐步升級的經濟計劃，加強對宏觀經濟的指導和控制;同時在微觀上，企業實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對激勵職工安心本職工作，并不斷努力進取有重要作用，因而能使日本在戰后當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又緊接著在七、八十年代較順利地跨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當然，日本畢竟是資本主義經濟，由于其內在固有矛盾和在美國操縱下通過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到90年代就陷入經濟停滯的“失去十年”，但這依然沒有妨礙它穩居在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之中。
韓國是在二戰后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并于1948年正式成立韓國后，經濟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發展中國家。由于受二次大戰和美帝侵朝戰爭的影響，他的經濟騰飛實際是從上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的。1962年國民生產總值(GNP)只有23億美元，人均87美元，屬于絕對低收入經濟體。其后在短短30多年就一躍而升至高收入水平的行列。到1996年GNP已達4850億美元，人均1.07萬美元，并于1996年10月被經合組織(OECD)吸收為第29名成員國。其原因除得助于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外援外，主要就是由于它選擇了符合本國國情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的市場經濟模式，并在1962——1996年連續編制和執行了七個五年計劃，加強了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同時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加強國家保護，連公路上的汽車都一律是國產品。這當然與韓國人民過去因飽受殖民主義之苦，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支持有關。總之，韓國與日本一樣，相對地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較小，而與拉美各國因受新自由主義之嚴重危害而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廻然不同。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既非一切國家都會必然產生的普遍規律，也非一個國家由于在從低收入階段向中等收入階段過渡必然積聚各種矛盾總爆發的結果，而實際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和影響所造成的。
因此，《世行報告》所拋出的要使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論，不過是企圖用以引誘中國人民接受其私有化的毒計而最終和平演變中國的一束“橄欖枝”。這束“橄欖枝”給我國可能造成的直接危害：一是如果我們缺乏對“陷阱”的認識，就可能被它轉移視線，忽視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例如我國當前存在的貧富兩極分化等等愈益突顯的經濟社會矛盾，歸根結底，最主要的就是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和影響，使我們的改革開放偏離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軌道，特別是沒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結果。因此，如果對新自由主義不予抵制，而是像拉美那樣全盤接受，則真有可能像拉美那樣落入“陷阱”。二是：如果我們接受“陷阱”論，按其邏輯，為了避免落入“陷阱”，就需要發展壯大“中等收入階層”[9][9](這是吉爾和贊成吉爾觀點的學者們的共識)。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壯大資產階級的實力，加深私有化，擴大兩極分化，而與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完全背道而馳。因為所謂“中等收入階層”，一般認為是擁有中等收入的“白領”職工、中小私營企業主和較富裕的個體戶，以及有財產性收入的富裕市民和農民的混合群體。其中除“白領”職工屬于工人階級范疇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余都屬于或者是明顯的資本家階級，或者是處于不斷兩極分化過程中的小資產階級。因此若企圖以壯大“中產階層”的辦法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不過是要決心扶持、壯大資本家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另一種欺人之談而已。
總之，《世行報告》無論是拋出私有化的“毒藥”也好，還是再掩上一束“橄欖枝”也好，都是與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風馬牛不相及的，是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和一切有良知的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人民所絕對不能接受，也不應該接受的。誰要是按照《世行報告》的藍圖推行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殖民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誰就必將成為歷史的罪人。(2013年10月16)
注釋：
[1][1]佐利克出生于1953年7月，1980年初獲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后1985年就進入政府部門任職，可算平步青云，一帆風順。曾先后擔任政府外交顧問、白宮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被任命為總統助理、1993——1998年又先后出任聯邦抵押協會執行副總裁、美國海軍學院教授、高盛投行高級顧問;當2006年6月再度加盟高盛集團時，則升任該集團國際副總裁和投行董事長。他還是一個國際經濟談判高手，對中國情況比較熟悉。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宮后，他被任命為美國貿易代表，在參與啟動多哈回合貿易談判、推動美國與非洲之間的貿易、簽署與智利和澳大利亞等國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以及促成中國和臺灣地區先后加入世貿組織(WTO)的談判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小布什的賞識，2005年1月即被提升為副國務卿。此后，他更致力于發展中美關系，公開以中國為對手，處心積慮地算計中國。
[1][2] 逢先知著：《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2頁。
[3][3] 同上。
[4][4] 張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5][5] 參見記者王宗凱報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參考消息》2013年3月4日11版。
[6][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頁。
[7][7] 見何秉孟主編：《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50——151頁。
[8][8] 美洲開發銀行：《拉美經濟改革的得與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91頁。
[9][9] 見注釋5：“中等收入陷阱”論的發明者英德米特·吉爾說：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以此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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