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中國發展改革的支撐理論是“非平衡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制造社會的不平衡，讓部分人和部分地區率先實現對其他人及其它地區的相對優勢，從而營造出財富標桿和趨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部分人的創富活力，對私有性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從短期的改革歷程看，不能不承認“非平衡理論”是打破計劃經濟的靈丹妙藥，它讓改革很快就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確實率先富裕了起來，造就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富翁和世界級的企業巨頭，在全國范圍內建成了幾個比較有集群效應的經濟圈，如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及渤海灣經濟帶。
然而，我們在欣賞局部繁榮的同時，必須看到另外一些殘酷的現實：中國還有2億多人未越過世行標準下的困難線;中國大部分地區還處于人均GDP不足5000美元的低水平狀態;全國平均發展水平仍落后發達國家二三十年。這些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發展的指導理論是有嚴重缺陷的，一個13億多人的大國不能長期依賴這套理論，需要認真檢討并廣納良言，爭取推出一種符合整體利益的新指導理論——平衡理論。
我們常常講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為什么進一步改革?當然是要讓落后者趕上來，建立在改變落后面貌基礎上的發展政策才是最好的引導政策，如果我們的政策理論始終是基于“做大做強局部元素”，讓落后者永遠落后，那么，這樣的發展是不符合多數人意愿的發展，是粉飾門面的發展，是為了做出“亮窗效應”，而非服務于全體人民。
過去，學生的教材中一直強調中國的國情是落后的生產力與國民需求不斷增長的矛盾。其實，這種說法已經過時，中國當前最大的國情是失衡，并且是嚴重的失衡，失衡已體現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等都充滿著失衡，中國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失衡，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都可以用“失衡”來回答。
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中國仍然繼續在奉行“非平衡理論”，繼續迷信“區域率先發展”的理論。事實上，“東北振興”、“西部大開發”和“中間崛起”等都離目標遙遠，不去抓緊把這些大戰略搞好，反而又搞“京津冀一體化”等多個新區域規劃，這必將進一步加劇全方位失衡，如果失衡加劇，越發展，中國的矛盾越深化、越劇烈，離革命性劇變也越近，不改變失衡局面，中國的穩定性將變得越來越不可靠。
一、嚴重失衡的后遺癥
失衡政策造成的現實矛盾和未來風險相當可怕，必須引起足夠重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下方面：
1、人口過度趨向局部地區將加深中國的裂痕。
2013年，廣東的常住外來人口(戶籍上的流動人口)超過2200萬，上海超過1500萬，江蘇超過1800萬，浙江超過2500萬，北京超過900萬，福建超過900萬，天津超500萬，全國大約有2.5億以上人口常年生活在珠三角、長三角、大北京地區及其它相對發達地區，人口轉移的未來方向也將是這些地區，若繼續加重發達省市的經濟比重，人口比重必然隨之增加。中西部地區會由“經濟空心化”轉變為“人口空心化”，整個國家的穩定將失去基礎。
由目前的GDP分布看，經濟總量與戶籍人口總量是嚴重不對稱的，前十名之和占有大約75%全國總量。若要長期維持這樣的分布，常住人口(勞動力)應該是變化不大的，很多流動的勞動力最后會不會穩定地成為“當地人”呢?應該是可能的，第一代農民工身上實現不了，第二代農民工身上就會實現一部分，再到第三代就基本可以實現，到2030年左右，中國各地區的人口分布必然發生重大變化。“人口東南飛”膨脹到一定程度，歷史中常見的民族問題和地區矛盾問題必然顯現。
2、國民仇恨意識加劇。私有化引起的失衡已經將國民財富快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1%的人占有40%的社會財富，若繼續加大私有化步伐，再過十年，5%的人占有80%社會財富也不是奇聞，“財富失衡”的顯著效應是“心理失衡”，整個社會將由簡單的“仇富”轉變為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失衡理論主導下的改革，讓富人所得不具有正義性，“仇富”會變成是合理行為。政策可以讓少數人超額占有多數人財富，多數人必然會產生改變權力秩序的想法，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中屢試不爽的手段，未來還會繼續。
3、政策失效率越來越高。“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已經成了兩任政府總理的牢騷話，表面看，是地方政府漠視中央政策，本質則是失衡中國的必然結果，上海、北京、廣東的情形跟寧夏、甘肅、青海的情形是天壤之別，中央下達的同一套政策如何適用?雖然同處中國，但各地百姓的生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消費心理、承受能力千差萬別，抓一劑藥喂全國人民吃，有的人吃了有效應，有的人可能一吃就死。如果任失衡進一步加劇，任何國家性政策都難以在全國通行。
4、經濟刺激的無效性加劇。政府的刺激政策屢屢失效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嚴重失衡的事實，已經進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由于原始創新力的嚴重不足和對外依賴性過強，導致對新刺激產生麻木性，資金已經不能有效刺激經濟活力，因為它們已經接近其有效容量的極限范圍，刺激不能產生正效應。從消費刺激看也很相似，富人的消費水平也已經達到飽和，而消費能力不足的人群，刺激也不能產生有效反應，因為他們沒有消費能力，長此以往，對刺激毫無反應的群體將會占社會大多數。
筆者認為，中國發展的支撐理論由“非平衡理論”轉向“平衡理論”的時機已到。如果說上一波段的成功改革依靠的理論是“失衡理論”，那么，下一波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必須依賴于“平衡理論”，失衡的現狀需要改變，從“失衡”變“平衡”，這個過程將能釋放強大的勢能轉化值，將會產生強大的財富拉動效應。從政策的道德性角度看，中國也應該轉向平衡發展的軌道，否則就會失去群眾基礎。
二、平衡理論的重要舉措
1、經濟活動的再平衡
中國資本可以大量流向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為何不能流向相對落后的寧夏、青海、陜西、甘肅等地呢?東南部地區的“勢能效應”為何不能在國內市場得到體現?政府必須找出其中的原因，然后針對這些原因制定出相應對策，有效化解影響資本流動的制約因素，在一個國家內部，絕對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不管是社會因素還是自然因素，終究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第一方面：人才傾斜。依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依低向高的試點“三免政策”，包括12年免費年義各教育，免費公共醫療和免費租用住房，這些政策的出臺，既有利于把人才留在欠發達地區，又有利于將發達地區的人才吸引過去，形成一個能吸引人才的大引力場圈，人才是實現發展的基礎性依靠。
第二個方面：優惠政策是推動力。國家可依據自然條件，推出產業轉移稅收減免措施，如同當年深圳特區力度一樣，甚至可以出臺力度更大的優惠政策，筆者認為，不妨在西部兩省選擇兩個環境友好型的“西部特區”，對所有轉移到“特區”的環境友好型產業實行“五年內免稅、十年內半稅、二十年內優惠”政策。資本是趨利的，不相信利潤引不來資本。
第三個方面：改革創新試點的傾斜。依據基礎條件，將新的改革創新試點放到中西部地區，而不是發達地區，如果中國還計劃成立新的自貿區，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應該成為重點，所有相對發達地區都不能再設自貿區，讓“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實心化的重要步驟是新政策必須優先定位在西部、東北，否則，所謂的大開發和振興必定都是開而不發、振而不興。另外，建議適時取消民族特殊政策，改用地區優惠政策，因為重視了落后地區，實質上就涵蓋了主要的少數民族地區。
2、收入分配的再平衡
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并非單指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失衡，而是整體性失衡，整個社會缺乏相應的剛性調節法規，“權力主導分配”的模式盛行，公民的權益多寡完全由個人說了算，既沒有協凋機制，又沒有合理的稅收調節機制，造成了一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群體生態。今后，改革的重點應該是稅收調節和平衡工資體系的社會性改革，重點是稅收調節，包括富人稅(遺產稅、轉贈稅、房產稅、資產轉移稅、暴利稅等)和以家庭收入為參照的新個人所得稅制。我們這個國家，“總量”和“平均”遮住了很多人的雙眼，掩蓋了無數苦難的極端性生活，最高領導層對此即使有所聞，未必真能體會到其中的殘酷性，全民收入的再平衡絕對可以說是一項最艱巨的政治任務。
3、全社會勞動者權利的再平衡
按照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勞動權利。但是，現實操作并沒有完全遵循這一憲法原則，勞動者的勞動權和收益權都呈現畸形化發展，很多勞動者被強行要求下崗而失去勞動權，很多低端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沒有得到法律保護。勞動力商品化過度，但勞動力的價值并沒有在商品化中得到合理體現。客觀地講，幸存的國有企業相對較好的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很多私企則剝奪了勞動者的重要權利，籍此獲得對國企的競爭優勢。今后，有關勞動者權益的改革重點應該放在所有勞動者權益的國民待遇相對同等化上面，個人權益的平衡是整個社會平衡的重要基礎。國企借改制讓職工下崗、私企隨意辭退員工都是侵犯公民勞動權的行為，必須依法懲處肇事者。
4、全社會享受公共產品權利的再平衡。
隨著計劃經濟的被打破，中國式的公共產品所剩已經不多，勉強地講，還可以包含教育、醫療、養老三個方面。但是，即使是勉強有這三個公共產品，就其對全國各類人群而言也是千差萬別，絕不只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一國萬制”的生態，這三個方面的再平衡工作最難做，如果能做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最大。我們必須自信地看到，以中國真實的經濟能力而言，解決這三個問題并不很困難，關鍵是缺少取智于民和服務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決心，落后經濟條件下能辦好的事情，不相信經濟越發展，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會越弱。公共產品占有不平衡導致的主要問題是社會失衡心理嚴重，心理失衡導致平衡的政策無法出臺。如果國家整體發展指導理論能變軌到平衡方向，公共產品的平衡性政策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5、農村發展的綜合平衡。
過去，中國曾經提出“城鄉一體化”的概念，但后來并沒有認真充實其內容，“一體化”未出結果。現在，又提出“城鎮化”的戰略，相信也很難做足做實。從科學的角度看，“城鎮化”是一種非平衡戰略，是一個逐步空心化農村讓城市變得龐大的構想，看起來符合全球城市化趨勢，事實上，它完全脫離了中國國情，中國農村的實際人口遠沒有現在戶籍登記的多，兩到三億人口本就實質性生活在城市，并以城市為未來的方向，也即表明中國實際城市化率遠高于統計數據上的城市化率，再盲目借城鎮化拉動經濟發展顯然是錯誤的。城市化率的核心是國民權利的公平化，權利平衡了，他們住在哪里并不關鍵，稱謂更不關鍵。
政府的政策重點應該是構筑城鄉一體的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讓人口過度集中的發達地區人口逐步隨著產業轉移的步伐向其它地區轉移，讓全國各地的農村與中小城市城鎮構成一個交通發達、產業協調、就業充分的有機整體，讓農村不合理的落后布局合理化，讓農村的生活格式逐步城市化，讓城市冰冷的環境逐步鄉村園林化，真正實現生活內涵的城鄉一體化。可以確定地說：“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協調平衡的發展戰略。
6、政治生態上也必須平衡。筆者曾經講過：政治的最高藝術是平衡。這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反復驗證過的鐵律，政治不平衡，政權不可能平穩。具體就當今中國而言，政治平衡就是要充分考慮好左、中、右三方的不同訴求，就是要讓政治構成要素有一個合理的比例。
結束語：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會有階段性的側重點，都會率先制造一個示范性模板，中國的發展也不例外。但是，綜觀所有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一個共同特征：由不平衡逐步邁向平衡。細數歐美和亞洲所有的發達國家，幾乎找不到一個國家存在與中國類同的嚴重失衡現象。兩極分化是一個問題，同時也可以看成一種能量，消除兩極分化就是能量的傳遞過程，利用好這種勢能差，必將帶動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一輪高潮，“平衡理論”應該成為指導國家未來幾十年的決策理論和基礎性理論。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