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事思考
盧麒元
香港學潮，是香港問題的一種反應。
香港問題，本質上仍然是經濟問題。香港的經濟問題，本質上是香港經濟管理主權問題。筆者曾經寫過兩篇文章：《香港的超級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前一篇談的是財政主權;后一篇談的是金融主權。超級地租嚴重侵蝕了香港居民的利益，筆者測算香港居民廣義稅負超過了其總收入的60%。筆者建立了一個公式，當居民廣義稅負達到其收入70%，這個地方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社會動蕩。香港居民廣義稅負已經接近動蕩的邊緣了。香港聯系匯率制度是一種極端的貨幣制度，非政府發行港幣紙幣上印有四個字：憑票即付。那意味著，港幣本質上是美元兌換券。也就意味著，香港政府喪失了自主管理通貨膨脹的能力。美元兌換券強化了超級地租模式，使得香港的超級地租達到了驚人水平。超級地租太高了，滅絕了制造業等低附加值產業。同時，超級地租是一種殘酷的社會分配模式，地租使得任何勞動都變的無足輕重，年輕人很難通過勞動改變命運，他們整體上沒有了出路。當然，超級地租也制造了超級富豪，他們以類稅性剝削侵占了大部分社會財富，也包括三十二年來香港打工者的血汗。香港經濟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那么，超級地租是誰造成的呢?是特首造成的嗎?換了特首就能解決問題嗎?當然不是!地租問題是財政問題，是一個立法問題，特首沒有立法權，完全不著邊際。那么，是富豪們造成的嗎?不完全是!他們雖是受益者，他們卻沒有直接立法權，解決了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香港問題源于港英時期的立法安排，特別是源于一九八三年后的一系列法律安排。當然，中國政府也有一定責任。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后，我們并沒有完全徹底地落實一國兩制。一國，就是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就必須行使立法權(例如堅決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就必須行使財政主權和金融主權(例如抑制超級地租和恢復主權貨幣)。遺憾的是，我們用“五十年不變”耽擱了一國之落實，維護了并不合理的港英舊制。同時，因為一國之主權未回歸，無法賦予港人之治港的權力，“高度自治”其實并不等于港人治港。香港的經濟問題錯綜復雜，遠非特首無能，或外部因素使然。我們要尊重歷史，我們應辨析歷史，我們必須超越歷史。
說到這里，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已經明晰了。一句話：落實一國兩制。中央政府應對歷史遺留問題進行深刻檢討，認真行使一國之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在完全落實一國之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之后，將治權完整地交付香港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使香港成為一個真正可以落實高度自治的模范地區。中央政府的工作，集中于對《基本法》的立法和釋法。《基本法》作為一個框架，也確實需要系統地建設和修飾。我們不能允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停滯的局面長期存在。結論是，延長了十七年的過渡期應該結束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檢討一國兩制的實施狀況，我們必須進一步落實一國兩制，造福于香港普羅大眾，如此明天才會更美好。筆者建議，依據《基本法》第七條和第一百零八條，全面檢討超級地租問題并迅速作出制度性改變。筆者建議，依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條，對第一百一十一條進行檢討和變革，香港應該擁有具有中國主權特征之本土貨幣(次級主權貨幣)。香港問題的根本解決，不在街上，在立法中。
是否存在敵對勢力對香港的搗亂破壞呢?當然存在，一向存在，仍將存在。我們必須高度警覺敵對勢力在香港搞蘇格蘭模式。然而，這是外因，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落實了一國兩制，才能更好地管理敵對勢力。換句話說，敵對勢力猖獗，證明了我們的工作還不到位。回到本文的主題，政治現象不過是經濟問題的表達而已。香港學潮，是香港經濟問題發展的必然結果。可以肯定地說，你可以遏制學潮，你也可以推遲學潮。但是，不解決經濟問題，未來將不僅僅是學潮問題了。
最后，想說一點題外的話。我接觸了一些香港學生，他們是愛香港和愛國家的，他們是講道理和想和諧的，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基本判斷和具體建議。我反復說，中央政府最樂見香港民主，現在需要我們一起在立法中去充分地實現。我相信，只要誠意溝通，只要耐心引導，孩子們會成為推動香港改革開放的建設性力量。學潮不算什么，壞事可以變好事，我們完全可以就此開啟香港偉大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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