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李恩樹 實習生 吳荻 冼洋/文
7月2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會見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朱馬里，對這位社會主義鄰國的領導人談及黨內反腐形勢時，王岐山表示依然嚴峻：“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面，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
在這條新聞由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發布22小時后，2014年7月29日18時02分，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審查，由此形成中共十八大以來又一個新的反腐高潮--僅一個月前，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3周年前一天，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其涉嫌的受賄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最高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處理。
在這一次“打虎”20天后，王岐山才再次公開露面，但未講話--8月20日，他出席了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
五天后，他在全國政協“意外”亮相。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開幕時，王岐山拋開“沒味道”的書面稿，脫稿即興講演一個多小時，隨后用半小時回答了八名全國政協常委的問題。
據《財經》記者了解，促成此次露面的正是王岐山本人。與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回憶，發言伊始，王岐山解釋了自己為何參會--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王岐山建議政協會議應該增加關于“反腐倡廉”的議政話題，獲得總書記支持，之后便受同事俞正聲之邀前來作報告。
“他(俞正聲)說，既然是你提議的，就由您老人家來講。沒轍!就這么著，來了。”王岐山說。
時值周永康案已公開披露，在會上王岐山特意回應了大眾對反腐的期待，再一次提到腐敗問題“嚴峻并復雜”，“反腐和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
事實也還“在路上”--周永康案公布后，截至9月7日，40天內，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又公布了95名官員被查的信息，平均每天約2.4名，包括5名省部級官員--其中4名來自山西，延續了自金道銘、申維辰、令政策、杜善學落馬以來對山西官場的治理。
自2012年11月15日執掌中央紀委，700天來，王岐山治下的這一共產黨紀律機構刮起一場讓人始料未及的反腐風暴，并深刻觸動了國內社會現實。
王岐山以往的工作從未和紀檢搭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廣東省副省長、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位，更多著眼于其金融、經濟所長。他出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初，外界曾有諸多不解。
但截至2014年9月7日的成績單--49名省部級官員落馬，包括2名副國級官員(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3名十八屆中央委員(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書記陳川平)，3名候補中央委員(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以及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被作家二月河稱為，“讀遍二十四史，沒有像現在這么強的。”
若要“打虎”，還須棋逢對手。與既往一樣，不論任職廣東省副省長化解金融危機，還是調任海南一把手應對房地產泡沫，抑或火線履新北京處理SARS事件，王式風格一脈相承。如今，對內，中央紀委大刀闊斧改革機構，“去神秘化”逐漸走入公眾視野;對外，有條不紊，抽絲剝繭，“老虎蒼蠅”一起打。
這背后，是新一屆領導人對大局的觀察。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說：“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隨著“老虎”次第入籠，風暴眼中的王岐山這樣評價自己的反腐工作：“反腐敗要講‘不敢’‘不能’‘不想’，我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說，‘不敢’這條已經初見成效。”
露面玄機
北京西城區平安里西大街41號，沒有門牌，電信系統查號臺也無電話登記。整個大院被4米多高、1米多厚的灰色磚墻包圍。雖無軍事禁區標識，卻由全副正裝的軍人嚴密保衛。
令貪腐官員聞之色變的機構--中央紀委，正坐落于此。
2012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舉行，王岐山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
履新700天以來，雖然反腐成績單耀眼，但王岐山異常低調--本屆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見諸報端的公開露面，王岐山最少。
據《財經》統計，自履新至2014年8月底，王岐山共公開亮相99次(不包括出訪)，其中參會講話43次，出席活動33次，外事活動15次，考察調研8次。
履新伊始，王岐山在公開參加的第一次活動--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2012年11月19日召開的全體黨員干部大會上，開門見山提出要“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此后，王未食言--左手抓黨風廉政，右手抓反腐敗，將中央紀委的兩項傳統職能發揮到了極致。
剛剛上任不久，他便展示了強烈的個人風格。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就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問計。座談會上，一位專家剛提到“尊敬的王書記”，就被王岐山打斷，他請在場專家少說客套話，言簡意賅。
愛文好學、樂于薦書的王岐山剛上任時看了一部與紀檢工作相關的電影《忠誠與背叛》--內容關于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創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紀委前身)，此后，他在多個場合推薦這部電影。
履新的前三個半月，王岐山頻頻露面，是其公開現身最多的幾個月份。在2012年11月15日至當年年底的一個半月里，他現身7次，4次為主持會議并講話;2013年1月份，高達9次;2月份則為6次。除去每年全國“兩會”所在的月份外，其余月份的現身頻率均未超越前三個半月。
這段時間內，王岐山參加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等數次會議，奠定了他主政下的中央紀委階段性反腐思路--“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期間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落馬，成為其任內落馬的第一位省部級官員，也為之后的反腐行動拉開帷幕。
從公開報道可以發現，2013年3月“兩會”結束后，王岐山在4月似乎從公共視野中“消失”，僅在月底時參加一次外事活動。實際上，這個月他在中南海約談了一些派駐機構的紀檢干部。
《財經》記者遍閱《中國紀檢監察報》發現，去年4月22日至26日的五天時間里，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班子成員，分別約談了53位派駐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
4月22日8點57分，王岐山在中南海約談中央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劉建華。事后，劉建華回憶說：“感覺像拉家常一樣，氣氛越來越輕松。”王岐山約談她，是抓住“五一”這個時間節點，提醒、警示包括財政部在內的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持之以恒抓好“八項規定”的貫徹落實。
約談，是中央紀委工作方式方法的一種創新。像這種一對一、面對面、交流式的匯報，許多派駐紀檢干部坦承此前未有。
“約談的是紀檢組組長，繃緊的卻是我們全機關的‘弦’。”同樣被王岐山約談的國資委紀委書記強衛東回憶，約談結束后回到單位，他才知道這次約談牽動了國資委機關所有人的心。“盡管約談的是我們這些紀檢組組長、紀委書記，但觸動的，是我們駐在部門的一把手，提醒、警示的是黨組、黨委。接到約談通知，我就找到我們國資委黨委書記匯報。我認為，警示正是約談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說。
王岐山稱反腐要“‘潤物細無聲’，不搞‘三把火’”。這種工作風格，被接近中央紀委的人士解讀為“由淺入深，層層推進，不急于求成”。
履新前半年，中央紀委公布的落馬官員并不多。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5月底，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僅披露了7名官員，包括1名省部級官員李春城。從2013年6月起，落馬官員數量直線上升。
6月至8月三個月內，反腐漸入佳境--23名官員被查，含6名省部級官員，包括備受關注的“四川幫”重要成員郭永祥，以及“石油幫”兩名高管王永春、李華林。
這似乎成為一種規律。梳理王岐山的報道可以發現，他公開露面次數偏少的月份，落馬的高級官員數量較多。最典型的是，2014年6月至8月三個月，中央紀委網站公布了165名官員被查的信息，含17名省部級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蘇榮，期間王僅公開露面6次。
在這6次露面中，王參加并講話的兩次會議至關重要。
一次是今年7月16日，王岐山對2014年中央第二輪巡視工作進行動員部署時稱，“哪里問題集中就巡視哪里，誰問題突出就巡視誰，巡視過后再殺個回馬槍，給黨員干部以警示，發揮更大威懾力”;并對該輪巡視指明方向--“在腐敗問題上，要緊盯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項目、惠民資金和專項經費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問題”。
會議結束不久，中央紀委網站陸續曝光陜西省商洛市房管局局長李志全、呼和浩特市金川工業園區黨委書記白海泉、安徽省地質礦產勘查局局長李學文、湖北省黃石市城鄉建設委員會主任何國有等“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領域官員被查的消息。
第二次會議是8月25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會上，王岐山脫稿而言：“我們中央紀委堅持一條，就是曝光。省長、書記跟我講，岐山同志，你怎么處理都行，就是別給我曝光。我說，就是不處理也得曝你的光。”
會后第四天，白云、白恩培、任潤厚--3名省部級高官同一天落馬。
在中央紀委網站的《反腐三人談》節目中，中央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處長方文碧披露了部分落馬官員問題：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在被查前幾天，還去會所大吃大喝;海南省原副省長譚力，被查之前還在外省由私營企業老板陪同打高爾夫球;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在被查當天，手機信息顯示有兩場飯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一方面，這些官員的腐敗情節被不留情面地曝光;另一方面，對官員的貪腐細節，中央紀委也了如指掌--這對其他官員形成了極大震懾。
至2014年5月4日，中央紀委網站共曝光32位國有企業高管被查的信息，尤其在2014年4月份，有9名企業高管落馬，其中包括華潤集團原董事長宋林。對此，中央紀委反應迅速，5月6日至12日，王岐山鮮見地連續四次主持召開座談會，與部分中央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國有金融機構負責同志座談，強調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他在會上稱，“重點查處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干部，形成有力震懾。”
會末至8月底，又有26名企業高管陸續落馬，在58名落馬企業高管總數中將近一半。
這符合王岐山的做事風格。據媒體報道，王在農研所工作時期的同事回憶，王在聯絡室主事時“不說廢話”，“辦事風格非常明快”。
近兩年來，“大老虎”揭幕前，整個辦案過程可謂雷厲風行而不失穩重。截至8月底，中央紀委網站共公布512名官員被查的信息，涵蓋黨、政、軍、人大、政協等多個領域，包括47名黨委一把手，今年1至8月共公布406人，約為去年同期29人的14倍。
調研背后
根據公開資料，王岐山履新至今，曾和13個省(區、市)領導有過公開接觸。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中，王岐山先是參加全國政協農工黨、九三學社界別的聯組會議，之后又分別到北京、安徽、黑龍江、江西、寧夏人大代表團參加審議;2014年全國“兩會”，他先是參加全國政協民盟、民進界別委員聯組會，又參加北京、河南、陜西、吉林、四川的人大代表團審議。在這兩年的“兩會”中，他發言涉及最多的還是反腐。
據《鄭州日報》報道，在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時，王岐山曾和全國人大代表、輝縣市孟莊鎮南李莊村黨支部書記范海濤對話半小時，其間提到中央紀委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兩個職務的不同。“他說，他當副總理管經濟的時候，很多人找他，都是想要個項目，項目就是政策、政策就是錢啊;現在他當紀委書記了，都不找他了。現在別人跟他說話，語速都慢了，有些話還不敢給他說，見他也不理他。”范海濤回憶。
2013年7月8日至10日，王岐山開始了身為政治局常委的第一次考察調研，到自己的聯系點黑龍江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他隨后的調研路線是：天津、湖北、山東、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山東、內蒙古。2013年11月24日，王岐山到湖北調研。三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被查。自此，湖北官員頻繁落馬，截至8月底，共被查44人，為所有省份最高。2014年3月24日，王歧山到山東調研。之后，從中央紀委官網公布的信息來看，山東由近乎“零”官員落馬變為月均3名官員被查。
僅有少數官員的落馬和王岐山的公開活動有時間先后的關系。蘇榮、徐才厚、周永康三名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查前后，王岐山均鮮有露面。僅在公布徐才厚、周永康案前，各有一次外事活動。在活動中，王岐山均表示堅決反腐。
2014年6月24日，王岐山會見丹麥議會監察署代表團時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要從執政黨自身抓起……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六天后，徐才厚事發。
期間7月3日、4日，王岐山現身內蒙古考察調研，并召開部分省區市巡視工作座談會。據央視畫面，在會上談到反腐時，他表情凝重，以手背敲桌。
在周永康案公布前一天，他會見朱馬里時重申，“1993年以來，黨中央始終強調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新形勢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作出依然嚴峻復雜的判斷。”
周永康案公布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巡視方略
在整個反腐大局中，巡視的作用被發揮至極。王岐山本人擔任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13條規定，共產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巡視制度系中共黨內監督的基本制度之一。
根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會成立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同級的紀檢委。
中央巡視組的職能是對下級黨委及政府黨組領導班子、成員進行監督，不具體辦案，但發現線索要報給中央紀委和中組部。巡視制度恰好填補了對“黨委一把手”的監督空白，成為黨對自身監督的重要利器，但發展十數年來，“巡視制度只是走形式”的批評聲不絕于耳。
王岐山試圖做出改變。他首先打破了巡視組組長的“鐵飯碗”，變為“一次一授權”;其次，巡視組和巡視對象的關系不再確定，以前是分為地方巡視組、企業巡視組、金融巡視組等，現在重新洗牌，變為隨機抽選;中央巡視組的公開度也大大提高，兩年內的四輪巡視，中央紀委網站上都會公開巡視組的重要信息，如組長、副組長名單、通訊地址、手機、座機等，以往頗為少見。甚至多地的黨報也發布該地區被巡視通報的內容，肯定成績的內容被壓縮，直陳問題的篇幅大幅增加。
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共派出208個巡視組對1214個地區和單位進行了巡視，涉及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眾多中央直屬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
據統計，四川省的被巡視地區和單位達到91個，為最多的省份;廣東省以83個位列第二，但廣東卻是被派駐巡視組最多的省份，曾有13個巡視組進駐。
王岐山在會議中曾將巡視比喻為發現問題的“尖兵”，他強調，巡視是黨章賦予的重要職責，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尖兵”的人選，自然至關重要。
關于選任中央巡視組組長的職級、是否在職等標準，《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并無明確要求。但根據1996年實施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建立巡視制度的試行辦法》，則有兩個硬性標準--“已經離開領導崗位的正部級干部及個別副部級干部”和“70歲以下”。
從近兩年四輪中央巡視組組長人員來看，選任的范圍并非囿于“已經離開領導崗位”，而是更寬：許多組長被選任時還在任上。
王岐山稱，巡視組對重大問題應該發現而沒有發現就是失職，發現問題沒有如實報告就是瀆職。他還明確釋放信號：巡視不力者將被問責，巡視得力者將獲重用。
這一信號在三輪巡視過后得到證實。“60后”侯凱，是前兩輪巡視組20名組長中最年輕的干部。他在2013年10月份帶領中央第九巡視組進駐中國長江三峽集團，經過兩個月的巡視，中央第九巡視組向中國三峽集團反饋情況時指出，一些工程項目存招投標暗箱操作、分包及親友插手工程建設等問題，還有領導人員違規占有多套住房、公務消費鋪張浪費等現象。在該輪巡視完成后，侯凱調任上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
2013年第一輪巡視，第七巡視組副組長黎曉宏調任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13年第二輪巡視第三巡視組組長楊曉渡則剛剛調任中央紀委副書記;2013年及2014年曾兩任巡視組副組長的賀家鐵，今年9月15日履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幾番人事調整體現了王岐山的用人觀，巡視工作給了更多有能力的干部以獲得重任的機會。
除去年輕干部，“反腐尖兵”中的老將更得王岐山信任。在巡視中四輪連任的徐光春、張文岳、馬鐵山均為“40后”干部，都曾為地方大員，三人在退居二線(或退休)后又再次出山，效果明顯。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韓先聰等官員，在三人各自的巡視中落馬。
另外，巡視時，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杜德印、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董宏都在巡視組中任組長。
人事變動
和上屆中央紀委一樣，此屆中央紀委維持了“一正八副”的架構，王岐山的現任副手為趙洪祝、黃樹賢、李玉賦、杜金才、吳玉良、張軍、陳文清和楊曉渡。其中，趙洪祝還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黃樹賢兼任監察部部長職位。
據《鳳凰周刊》報道，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憶，王曾直言，內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別很大，要求紀檢干部盡快變成某一領域行業內的內行、學者。
梳理中央紀委八位副書記的履歷可知，他們均有在中央、地方、軍隊紀委或司法系統長期工作的經驗。
大力反腐的同時，王岐山也在肅清紀檢隊伍。
700多天來，已有兩名曾在紀檢系統工作的高官落馬--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曾任四川省紀委書記)和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金道銘(曾任山西省紀委書記，此前曾任中央紀委監察綜合室副主任兼外事辦主任、中央紀委外事局局長、中央紀委副秘書長等職務)。
期間中央紀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從組織創新和制度建設上加強和完善內部監督機制，加大自我監督力度，解決“燈下黑”問題。2014年3月，中央紀委在第二次機構調整中，增加了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指向紀檢監察辦案人員本身。
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由中央紀委副書記趙洪祝直接分管。中央紀委副書記陳文清曾就此機構解讀說，“防止我們隊伍內部出現‘蛀蟲’。”
沒過多久，中央紀委原委員、中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原主任魏健，中央紀委原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相繼落馬。
自查自清的同時，中央紀委機關也在進行重要的人員更迭。
2014年3月24日，科技部披露，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中央紀委副秘書長兼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機關綜合服務中心主任崔鵬等一行八人專程赴科技部，調研國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工作。
這是崔鵬首次以新職務公開亮相。此前，他擔任天安門地區管委會主任。再往前，2003年，王岐山由海南省委書記調任北京市長處理SARS疫情，直至2007年卸任，當時，崔鵬擔任北京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市應急委辦公室(市應急指揮中心)主任。期間，經歷了SARS危機和奧運會相關工作后，崔鵬升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
現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辦公室主任黎曉宏則曾于2006年由中信證券調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職位，在2007年3月升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之前2010年1月27日，黎曉宏獲增選為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時年已57歲，被外界有聲音認為“退居二線”，不過，隔年黎曉宏出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紀委書記。之后，黎曉宏進入中央巡視組工作，再次成為王岐山的助手。
現任中央第十二巡視組組長董宏與王岐山有較多交集。王岐山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時，董宏任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王岐山先后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時，董宏歷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產業體制司司長、海南省委副秘書長、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2013年，年滿60歲的董宏從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任上退休。如今，已過花甲之年的董宏挑上巡視擔子，成為紀檢新兵。
2014年6月，北京市委常委、秘書長、政法委書記趙鳳桐調任中央紀委駐國土資源部紀檢組組長，此前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另外，北京市委原副秘書長肖培、北京市紀委原秘書長王榮軍業已履新中央紀委。
機構改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稱，“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這被看作是強化制度反腐的重要改革，也被認為是中央紀委“擴權”的一個重要依據。王岐山通過一系列機構變化，實現了這項改革的“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
中央紀委先后兩次調整內設機構和人員配置，在機關編制、機構、人員總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盤活存量、內部挖潛、轉變職能等方式，將人力向負責辦案的業務部門擴展。中央紀委的紀檢監察室變為12個，直接從事紀檢監察業務的人員增加了100多個。
通過改革，地方紀委還要從地方黨委中“斷奶”。按三中全會決定，紀委的辦案權上提一級，“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地方紀委領導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如何“斷奶”，以及如何破解“同級監督”難題，關鍵在于“人財物”。
中央紀委將原來的干部室和宣教室拓展為“組織部”和“宣傳部”，加強紀檢監察干部隊伍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宣傳工作。成立組織部，更被看作是為了解決地方紀委領導的提名權、考察權等人權、事權的問題，逐步加強對地方紀委的垂直領導。
侯凱由中央巡視組調至上海任紀委書記，被看作是此項改革的一個顯著體現。
中央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做客中央紀委網站《在線訪談》欄目時指出，組建中央紀委組織部和宣傳部，緣由之一便是為了“保證各級紀委監督權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
三中全會也對中央紀委的派駐機制提出要求，“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
在三中全會結束的20天后，王岐山主持召開部分中央和國家機關紀檢組組長座談會，在會上說：“派駐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派駐機構要眼睛亮一點、耳朵長一點、鼻子靈一點，善于監督、敢于執紀，嚴格責任追究，切實承擔起監督責任。”隨后，多個中央紀委派駐部委紀檢機構著手組建“辦案人才庫”，大力擴招。
王岐山也十分重視信息披露，在其任上，中央紀委旗下五網合并為一。2013年9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開通。王岐山在當天赴網站調研時說，“要強化服務意識，及時發布權威信息，重要輿情要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紀檢監察干部要學網懂網用網，注重發揮專家學者作用，向群眾解疑釋惑，回應社會關切。”
之后，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一躍成為極高關注度的國家機關官網，這得益于其第-時間發布中央紀委監察部查辦的重大案件等信息。這一做法，改變了以往大案要案信息主要由新華社首家披露的方式，也讓媒體7×24小時緊盯網站成為常態。
截至2014年9月2日，該網站已發布重要案件信息600余條，其中，中管干部接受組織調查信息49條。網站實名注冊的人數超過1.5萬人，留言4萬多條;日均收到舉報量一度達到800余件，為開通前的4倍。
網站的火爆也增加了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媒體報道，該網站之所以能在半夜、清晨更新，系因為網站團隊跟各大門戶網站相同，24小時全天候上班，白班、晚班兩班倒。全網一般在早晨7時前就完成了首次更新。
經過一系列機構調整，中央紀委變得異常繁忙。多位中央紀委工作人員說，“這兩年是最忙的時候，周末也經常加班。”尤其在中央紀委公布周永康案后，一位內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最近變得特別忙，領導多次開會要求我們‘慎言’。”
這一系列改變，為中央紀委帶來巨大改觀。有觀察者認為，這些改變讓中央紀委的職能回歸設計初衷，但也有媒體將之稱為“最強大”的中央紀委。
早在2013年最后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對紀檢工作作出肯定，“中央紀委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很好完成了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
今年8月在全國政協的發言中，王岐山談到，習近平曾說，八項規定的落實，應該是作為一個名片(業績)，是本屆中央委員會向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交代。
“總書記說完之后，我聽明白了，這事兒我得抓五年。”王岐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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