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工人》上刊登了專訪《茅于軾談勞動關系》，對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工會、工人權利、工資待遇以及勞動關系的前景等提出了自己看法，他的這種看法是與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相關的，是被個人的歷史觀、價值觀所決定的。在此莫干山會議——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上，我們與茅于軾對話，對其這篇文章進行了深入討論，形成了對茅于軾先生此篇文章的五點質疑。
一、茅先生認為市場是神圣的，但市場是中立的嗎?誰掌握了市場，市場到底是為誰服務的?
市場本質上來說由生產關系決定的，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下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市場的作用是配置，協助生產資料以及勞動產品較好地配置到需要的企業手里。資本主義的市場為資本的積累服務，不但不能達到最佳的資源配置，反而成為企業吸走勞動剩余價值的合法手段、資本壟斷社會資源以及自身擴張的工具。
在改革開放前，工人所獲取的生活資源有限，這很大程度上與工業體系剛剛建立起來，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一定水平相關的。茅先生僅以一個買鞋子的例子說明市場優化配置了資源，否定了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發展，與歷史事實并不符合。今日的莫干山論壇上，普遍認為我們已是告別貧困的時代，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底層百姓，生活仍然非常拮據。這本身就是市場被資本所控制所導致的惡果，市場并沒有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同時因為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全盤市場化，直接導致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讓許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這是普通老百姓的共同經驗，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茅先生卻沒有看到。
二、茅先生認為“官二代、富二代、紅二代”是特權與壟斷的來源，必須根除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才能激發市場活力。我們要問這些壟斷和特權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官商勾結的普遍存在難道不正是與茅先生的推動相關?
茅先生所說的官二代、富二代、紅二代的特權，造成了社會分配不公，這可是我們都痛恨的真正問題。
我們要問的是，這三種人的特權是在何種歷史背景和市場環境下出現的?如果沒有30年前莫干山會議所推動的改革模式，他們的權力和機會又是哪里來的?如果沒有國家發展方向的改變，沒有國家機器的助力，他們如何通過倒賣國家資產獲取第一桶金，變身為世界500強，又如何能激發市場活力呢?不管是國際還是我國的發展經驗，市場的出現，往往是通過政府一系列法律法規、政策方案設計和推動的。莫干山會議的改革模式就是通過政府之手創造一個市場，并且把它交到特權集團手里。
可見問題不在于國家是否控制市場，而是市場交到哪個階級的手上了，在為誰服務。今天不管是國家與市場都是牢牢掌握在“官二代、富二代”手上，國家實際上成為了資本市場的助產婆，這才是社會不公、貧富差距的根源。這個根源不鏟除，任何特權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反而是從國家身上把權力讓渡到市場上，才無限推動了特權的滋長。在產權法律的庇護下，這種特權輕易的被合法化，把屬于老百姓的公共資源，轉手于幾大壟斷集團。
事實上市場并不是中立的，它已經成為壟斷龍頭的私人花園，國家機器在這種市場作用下，也不可以想象它可以是獨立運作的機制。因此，天天喊著讓政府退出對市場的干預，但事實是我們的政府天天都在為富士康的全國擴張大開綠燈，圈土地、蓋廠房，動用行政和教育資源為他們招工;同時上海自貿區大張旗鼓的建設，政府大力推動金融跨境流通，大大簡化企業的經營與監管等等程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恰恰是政府的作為，才使的資本在中國享受到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場空間之一。
三、茅先生認為勞資雙方是和諧共贏的關系，請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底下，這用共贏理論與現實基礎在哪里?如何達成?
首先，茅先生所提出的和諧共贏的勞資關系，在我們多年的調研中沒有看到可以證明的例子。30年來市場化的發展，中國已經徹底卷入到全球經濟體系當中，成為一個世界工廠。任何一家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必須通過做大做強在國際大市場上求得生存。怎么做大做強?當然需要減少生產成本，對工人越來越苛刻的要求，對工人待遇的不斷降低。于是工人不得不被拋向市場，接受殘酷的市場競爭和叢林法則。在這種競爭之下，工廠必須竭盡全力地從工人身上攫取和剝奪，工人也不得不通過自身歇斯底里地努力，取得一點點的生存空間。這樣一來，勞資對立還是所謂和諧，已經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了，而是注定存在、絕對普遍的事實。
茅先生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來建立和諧勞資關系，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企業社會責任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張面紗而已，在企業經濟發展好的時候，資方或許還需要以企業社會責任裝點門面，爭取名譽。一旦發生金融危機，企業馬上把工人扔走，不再承擔。以裕元鞋廠為例，作為跨國品牌社會責任的典范，在近兩年由于出口訂單下降，工廠不斷地向內陸、東南亞等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地區，對勞動者的權益不管不問。因而指望以企業社會責任，而不是經濟發展方式來讓企業負擔工人的待遇，根本就是空夢。
四、如果說產業升級給工人帶來的是陣痛，為什么三十多年來，到目前為止，中國工人所受到的傷痛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劇烈?
茅先生認為，產業升級一定會犧牲一部分工人利益的，并認為這只是社會陣痛，甚至舉出了90年代末期工人下崗再就業的例子。但是，在這種理論推動下，大量的下崗工人被拋到市場中求生存，永遠失去了穩定生活保障的可能性。他們不得不進入全球資本市場競爭底下的非正規就業領域，每天都處在朝不保夕、隨時擔心丟掉工作失去生活來源的擔憂之中。根本不像茅先生所說的大部分人收入提高和改善。這是個基本的常識。
此外，所謂產業升級也不過是個沒有實證的空名。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出現了大量以產業升級為名，騰空土地讓渡房地產、逼遷工廠，同時讓工人遷到遠離城市的地方，接受更為低廉的工資和更差的生活條件，本質上來說是資本的進一步擴張，沒有真正的實現產業升級，也不存在茅先生所說，政府因產業升級減少對市場干預，反而我們看到，無論國企改革還是產業升級，都是強大的“政府之手”作為資本的推手。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工人都是白白犧牲的，除了強化幾個大資本集團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我們沒有看到他們犧牲的任何價值。
五、茅先生認為勞動不是創造財富的主要因素，我們要問的是，在今天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條件下，財富到底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這樣看來，茅先生恐怕不太清楚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吧!無論是所謂“新舊政治經濟學”，勞動創造價值是一個普遍認知的基本學理，從李嘉圖、亞當·斯密到馬克思，這個學理被無數次的證明。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在21世紀的資本主義，在創造財富上勞動并不重要，拉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應該是金融投資、跨國貿易和消費。這是將第一世界國家的經驗硬生生的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身上，沒有看到第一世界的財富是通過跨國資本的流動，剝奪第三世界的自然資源、剝削廉價勞動力實現的。因此，金融與流通等領域并不是創造財富的根源，而只能從生產領域轉移勞動價值，通過一系列融資組合和技術創新，創造數字上的虛擬財富，從而掩蓋工人的付出。
在今天的中國，創造價值的唯一根源還是勞動。同樣以富士康為例，它的年度收入是和工人數量成正比的。2004年富士康員工數是接近20萬，年度收入是200億美金，2007年，60萬員工創造了500億美金的收益，到了2012年，130萬工人創造了1060億美元的收益。如今，在世界500強排名30位的富士康，已經依靠著百萬中國工人在流水線上的默默付出所創造的的財富成為行業巨頭。在這種清晰的數據面前，說不是勞動創造財富，是一個經濟學家該做的學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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