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劇》播放以來非議較多。對那些非議,我不知可否。我只是對《鄧劇》中關于包產到戶的非議
包產到戶到底是前進還是倒退呢?讓我們先來看看三個典型:
一是山東省沂源縣的張家泉村和領導人朱彥夫
二是四川省彭縣的寶山村和領導人賈正方
三是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和領導人劉金鎖
先看山東省沂源縣的張家泉村和領導人朱彥夫。新聞報到朱彥夫的英雄事跡如下:經歷47次手術才得重生的傳奇英雄;他是拖著17斤重的“鐵腿”,帶領鄉親們為擺脫貧困奮斗了25年的村黨支部書記;他雖沒上過一天學,卻以33萬字的自傳體小說讓身經百戰的老將軍潸然淚下;他曾被俄羅斯《真理報》譽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他就是一生都在與命運抗爭的“永遠的戰士”——朱彥夫。
1947年,14歲的朱彥夫成為解放軍的一名小戰士。1950年,朱彥夫走上了抗美援朝戰場,在一次戰斗中,他身負7處重傷,經過47次手術,昏迷了93天后才蘇醒過來。然而此時,朱彥夫已經沒了四肢和左眼,變成穿衣、吃飯都需要人照顧的重度殘疾人。
傷勢穩定下來的朱彥夫被轉入山東省榮軍休養院。但倔強的他不愿意躺在功勞薄上讓人伺候。四年之后,朱彥夫作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決定。
1956年,朱彥夫離開榮軍院,回到故鄉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的張家泉村。他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自食其力。
朱彥夫開始像孩子那樣重新學習吃飯、穿衣、喝水、排便和裝卸假肢。經過無數次摔打磨練,這個鐵骨錚錚的漢子終于站了起來。這時他的體重只剩下50多斤。
重新站起來的朱彥夫贏得了父老鄉親的愛戴,回鄉的第二個年頭,他被選為張家泉村黨支部書記。
當時的張家泉村,108戶人家分散在6座荒山上,村里不多的土地被三條大溝分割的七零八落,吃水也要到鄰村去挑,很多人常年逃荒要飯。朱彥夫上任后提出:用鋤頭和獨輪車,向荒山和溝壑要耕地。
幾個冬天,朱彥夫拖著17斤重的鐵腿,和全村上百號勞力一起住荒山,填深溝,造梯田、修水庫。
終于,張家泉村有了六口水井和1500米長的水渠。地和水解決了,村里人吃上了白面饅頭和小米面煎餅。這時朱彥夫又提出:“山頂松樹帶帽、山下林果纏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爬山越嶺,親自勘察地形,規劃藍圖。
家鄉父老當初沒有看錯!這個身體重殘的帶頭人和鄉親們一起,一次次改寫著張家泉村的歷史,150多畝旱澇保收的小平原造成了,幾座荒山變成了蘋果園、花椒園和桑樹園,糧食畝產也提升到了上千斤,從此,這個昔日貧瘠的小山村幾乎年年都迎來豐收的喜悅。
在戰場上九死一生,退下來本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受,但朱彥夫為改變家鄉落后面貌,仍像戰場上一樣拼命。他說過,為群眾做事,就是守陣地。正是有了這股拼勁,他帶領群眾走上致富路。戰場上舍生忘死,和平年代堅韌奉獻,這就是一個老戰士的追求。當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開展,重溫老英雄的事跡,我們靈魂受到了洗禮,也感受到了榜樣的力量。
感想:我看了電視廣播朱彥夫的先進事跡和這篇新聞報到后,非常感動,一個四支不全的獨眼龍,能帶領鄉親們走上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這種一心一意為集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太偉大、太崇高、太感人了。為此,我寫了一首打油詩:
神州出個奇英雄,無腳無手獨眼龍。坐享其成他不愿,改天換地建奇功。
再看四川彭縣的寶三村和領導人賈正方。賈正方原是地質勘探隊干部,因工傷嚴重,眼睛也只有零點零幾,病退回到四川彭縣寶山村。當時寶山村也是窮鄉僻壤,很窮很窮!本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對象,因為本村的女青年嫁到山下去了。賈正方回到家鄉義務參加集體農業生產,久而久之社員就選賈正方當寶山村的黨支部書記。他帶領全村社員艱苦奮斗幾年后,寶山村就逐漸富起來了。這時外面的許多女青年就主動到寶山村來找男青年談戀愛了。
當全國聲勢浩大地刮起分田到戶的單干風時,賈正方義無反顧地帶領社員走共同富裕的集體化道路。
2008年地震前夕,我單位組織到寶山村旅游,我和一個同事參觀一個水電站。我問一個女工人,你一個月的工資是多少?
女工人說:一千四百多元。
我說:你和城里的工人工資一樣了。
女工人說:還不一樣,我們還要自己種菜。
我說:你比城里的工人還好,因為你吃水、吃菜都不要錢。
吃午飯時,我和同事問一個女老板,老板,寶山村到底好不好?
女老板說:他們好安逸喲!他們每月都領工資多好啊!
我說:你開食店也安逸嘛,生意這樣好。
女老板說:我們只是旅游旺季才好,平時就沒有他們(寶山村的社員)好了。
感言:一個病退的殘疾人,能帶領鄉親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一個窮鄉僻壤,貧窮落后的村莊變成富裕村,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值得可歌可泣。一翻感慨萬端后,我寫了一段順口溜:
四川彭縣寶山村,英特耐爾一典型。村里公仆多奇志,共同富裕不變心。
不為個人為集體,不為眼前為子孫。致富不搞欺和騙,脫貧全靠工與耕。
披星戴月勤為本,戰天斗地苦當榮。千方百計科技引,高瞻遠矚教育興。
物質財富不斷長,精神文明逐漸增。公共福利大家有,多勞多得按勞分。
不依不等人施舍,自力更生往前奔。黨員精英賈正方,集體致富好榜樣。
再看安徽鳳陽縣的小崗村和劉金鎖。鳳陽縣的自然環境是比較好的,劉金鎖等人也是年青力壯的人。他1978年搞分田到戶單干了26年,直到2004年沈浩去以前,小崗村還是很窮。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還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有個摁手印的“英雄”的遺孀的住房還是人民公社時修的,下雨天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這與大吹大擂“中國改革第一模范村”的“金字招牌”是十分不相稱的。于是有關這方面為了打腫臉沖胖子,鼓搗乖,就給小崗村涂脂抹粉,多次動員各方向小崗村“輸血”,國家的頂級要人也分別先后親自到小崗村去加油打氣,并多次派干部去扶持它,媒體也大喊大叫小崗村好。但直到沈浩去以前,那里還是共同富裕不起來。
是什么原因使小崗村共同富裕不起來呢?以前怪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富裕不起來,后來單干“吃小鍋飯”怎么還是富不起來呢?2004年那些“吃大鍋飯”的農村都共同富裕了,有的還富得流油,如華西村。
從電視劇《永遠的忠誠》看出,小崗村的問題不是“大鍋飯”和“小鍋飯”的問題,而是那里的人特別是那里的干部太自私自利造成的。人民公社時大家都懶,干部又多吃多占。分田單干時,有的人就把原來學校的房子占為已有。有的人把挖土機占為已有。沈浩修紀念館時,要掛摁手印的有個“英雄”的照片,那個“英雄”要肖像錢,不然就不準掛。修路時,有個“英雄”臨時把豬圈擴大,修路經過那里時要拆遷費。由于沈浩沒有滿足有些人的私利,那些人就千方百計想把沈浩趕走,沈浩不走,就唆使人把沈浩打傷、、、、、、。小崗村現在的模樣,不是小崗村人自身改變的,而是沈浩去“打右燈往左拐”改變的。
所謂打右燈往左拐,就是他不敢公開改變原有的分田單干的“金字招牌”,但他要新辦的事就不單干,要集體干。過去外面援助的錢基本上是分給個人,浩浩帶去的伍十萬元錢,那些人喜笑顏開,認為又要分錢了。沈浩就不分給個人。沈浩爭取的外援也基本上不分給個人,用來辦集體的事業。過去所謂一包就靈,沈浩也不搞個人承包。沈浩帶去的50萬元,說要修路,村里的主要干部就主動要求承包。沈浩不同意承包,要村民大家共同來修路發工資。如果承包要58萬才能修好,但村民自己修只用了20多萬就修好了,余下的20多萬還能辦更多的事。請大家思考,這是不是“打右燈往左拐”呢?
請大家再思考,沈浩為何要帶小崗村的干部去參觀華西村和大寨呢?眾所周知,華西村和大賽走的是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分田單干的路。他叫大家參觀華西村和大寨到底用意何在?
從電視劇《永遠的忠誠》看出,沈浩是累死氣死在小崗村的。累死大家能理解,小崗村人就說:沈浩是積勞成疾猝死的。
為什么說沈浩也是氣死的呢?因為沈浩為集體每干一件好事都要遇到那里的人的阻力,于是就陰郁生悶氣。沈浩臨死前,招商引資都談好了,萬事俱備只差修路了,但修路時就遇到最大的阻力,經過一家的包產田地,這家人有意搗亂,胡攪蠻纏要高價,否則就不讓修。沈浩就氣得很,加之招待商家,在氣頭上,吃飯時酒飲多了點,當晚就猝死了,死時只有45歲。
電視連續劇《永遠的忠誠》我是全部看完的。看完后,我對沈浩十分惋惜,于是,寫了一首打油詩:
一心一意扶“阿斗”,既累又氣把命丟。學習雷鋒好榜樣,太可惜!鮮花插在牛糞上。
從以上三個村莊的實際情況充分證明: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是進步,是前進。搞分田單干是落后,是倒退。張家泉村和寶山村,是窮鄉僻壤,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集體化道路就逐漸共同富裕了。而小崗村的自然條件比較好,又有外面的人力物力支援,還有媒體大吹大擂和一些頂級人物先后親自到場支持鼓勵,由于走的是分田單干落后倒退的道路,始終共同富裕不起來。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當年支持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是錯誤,是倒退。現在如果是作為總結經驗教訓是可以諒解的。但要把它作為功勞大講特講,那就是給支持搞分田單干的人們抹黑。原因是:(一)說明他們不懂歷史,兩千多年的歷史和現實證明:個體小農經濟只能產生兩級分化,不可能共同富裕。(二)說明他們的目光短淺。他們沒有看出當時人民公社的根本問題。78年整個農村的人民公社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正確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決定一切。當時有些生產隊搞得不好,是那里的干部不好,有的干部是沒有能力,有的干部是既沒有能力又自私自利。小崗村的問題就是干部既沒有能力又自私自利,不是人民公社不好。現在還有幾千個堅持走集體共同富裕的村,那些村之所以能堅持下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主要就是那里的干部不自私自利,有能力帶領大家共同富裕。能夠幫助把落后的生產隊搞成集體富裕的先進的生產隊那才算有本領。沒有能力把落后的生產隊搞好,就同意把它搞垮,那不算本領。(三)搞分田單干的結果使農村的生產力倒退了,因為把大田變成小田,每家人的承包田地東一點,西一點,南一點,北一點,已有的農業機械就沒有用武之地變成了廢鐵。有的地方耕牛無法分,就把牛殺了分牛肉。人心散了,有的正在建設項目半途而廢,我家的生產隊正在修的一個大堰塘就停止了,已有的公共設施也無人保護維修了。因此就出現了“三農”問題。更嚴重地還出現了“三留”問題,即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又叫空窠老人)。那些走共同富裕的村就不存在“三農”和“三留”問題。
“三農”問題是經濟問題,“三留”問題是社會問題。特別是有些留守兒童逐漸長大后在社會上游蕩,被壞人利用就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有個娃娃16歲就偷汽車,抓到后因才16歲,教育后就放了。后來壞人就利用這個娃娃繼續偷汽車,在一年之內就偷20多輛汽車。因還沒有滿18歲,如何處理?弄得公安局焦頭爛額,束手無策。又有一個娃娃被壞人有意把手打斷讓他去碰瓷。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多很多。
取消人民公社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破壞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農村很多人無人管,到處流浪,因而釀成了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
現在《鄧劇》的編者和導演還大吹大擂包產到戶是他們的世界觀決定的。
201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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