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區別于18世紀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新派別。十八世紀中后期，亞當·斯密確立了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經濟人”假設是其理論基礎。1929-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自由主義分化為兩派：凱恩斯學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由于應對大危機需要，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學派占據了主導地位。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滯漲”，凱恩斯主義失靈，新自由主義流行起來。廣泛流行于八十和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等各個領域。僅就經濟領域來說，它主張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對公有制；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是否定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惡果。在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導致企業大量破產、資本外逃、債務深重、貧富嚴重分化，經濟增長緩慢。蘇聯實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導致國破黨亡。資本主義國家也導致一場嚴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沒有完全走出危機的泥沼。
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也形成了氣候，有多種表現。主要表現為改革以來日益強勢的私有化思潮，也表現為迷信市場萬能，主張靠市場來解決一切矛盾和問題，貶抑政府的作用。
我國私有化的主張之一，是高調宣揚“國退民進”、“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即要求國有企業讓位于私有經濟。因為宣傳勢頭持久而強硬，人們誤以為是中央精神。其實中央是不贊同這種觀點的。《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為傳達中央的精神，曾發表過多篇否定這種觀點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還有人將“國退民進”宣傳為國有經濟改革的方向。
私有化的主張之二，是公開出版《人間正道私有化》著作，并在國內外發表文章和講演，宣稱我國國有經濟是“國家社會主義”，謊稱其根子是來源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而私有制經濟是“民辦社會主義”。這是曹思源先生的杰作。他在香港《前哨》1999年11月9號發表《中國經濟改革走向》一文，其中刊登了他同年在北京大學的講演的照片。文章的內容是與在北大講演相同的同年5月在美國一所大學的講演稿。他在講演中發問：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是誰發明的?有人回答說是馬克思，他說不對!“是希特勒”!還特別聲明：“我在北大也講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祖宗是希特勒，而民辦社會主義是老百姓辦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在一天天爛下去”，而“我們的民辦社會主義在一天天好起來”。“中國的私有制經濟發展了，我們作為中國人，應當感到高興和光榮”。他提出的改革走向是國有經濟私有化。他說：國有經濟“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來，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他斷言：“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
前幾年，張五常在國內走紅，在全國各處做報告。去高等學校，去社會團體、機關，去中央黨校，公開否定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宣傳“人是自私的”，主張經濟私有化。他于1999年提出的《給中國十個經濟建議》就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精神即新自由主義提供方案的，近年來也還有人請他去做報告。
斷言國有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的來源不是馬克思，而是希特勒，純屬編造。第一，希特勒難道在德國實行過國有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么?沒有!第二，馬恩從《共產黨宣言》起，在一系列著作中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消滅私有制，首先將生產資料掌握在由勞動人民掌權的國家手中。始終主張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其主張私有化之三是，錯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私有化張目。恩格斯批判過將俾斯麥的國有化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冒牌社會主義”。有人將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國社會主義中來，斷言我國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會主義”。反之，又錯解鄧小平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將其作為區分“姓資”“姓社”的標準，據此，斷言私有制經濟“姓社”，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是高尚全和何偉等先生長期堅持和宣傳的理論觀點。有的學者斷言，誰把非公有制經濟看作是非社會主義經濟，只有公有制經濟才是社會主義，這是“應當摒棄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點”。這樣一來，不但私營個體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連本是外國資本主義性質的外資企業，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了。按照這種邏輯，既然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現有一切私有制都是社會主義，那么，只要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以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和一切公有經濟，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了。然而，這種為私有化提供的理論依據，是打著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旗號，曲解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的，是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其主張之四是，從各個方面給國有企業潑污水，否定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當然，國有經濟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點，特別是某些國企高管過高的薪金和腐敗為世人不滿。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治理以獲得健康發展。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士硬要從根本制度上否定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詛咒國有經濟，要求國有經濟退位，要求國有經濟從壟斷行業也退出來，公開提出反對國家和國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非公經濟已經發展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到70%以上，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中只占20%了，又提出種種非難國有經濟的“理由”，說國有經濟“與民爭利”，阻礙非公有經濟發展。陳清泰先生也親自出馬，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一再發表文章，要求摘掉“所有制”標簽，消除“姓國”、“姓民”的鴻溝，以消除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讓私有制經濟更快發展。總之，最后目標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宣傳私有化的聲浪再次掀起。有人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解讀三中全會的《決定》，似乎以為《決定》為他們打開了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與自由化之門。
今年頭幾月，由媒體操作的兩種觀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同國有經濟對立起來，宣稱二者是相互沖突的。一位經濟學家講：“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又要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一種語言腐敗，還是一種思維混亂？”“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民企無法成長”。另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企業研究所的副所長講：中國13萬多家國有中小型企業“應該徹底民營化”。其余幾個大型和特大型國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經濟，然后“整體上市，逐步釋放國有股”。國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用來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或是只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或是將市場決定作用與政府宏觀調控對立起來，著力于批評“強勢政府”，否定黨和政府在改革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觀點對我國的改革實踐也帶來了負面效應。如所周知，我國在國企改革轉制中，存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現象。在“國退民進”、“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囂中，名賣實送，半賣半送，自賣自買等化公為私的盜竊國有資產的行為，時興了一陣。也可看出新自由主義思潮并不停留在理論層面的宣傳上，而是會轉化為實踐。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與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對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濫，讓其得逞，會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災難性后果，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將會實現。聽聽西方政要們和平演變中國的策略，該會得到一些警示：尼克松在其《透視世界》一書中講：“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頓的講話：要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使中國“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私營企業取而代之”，可以“為人權和法制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可見，西方政要和平演變我國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經濟“銷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新自由主義在我國會起什么和起了什么作用，與國外勢力的期待和慫恿聯系起來看，就看得更清楚了。
近些年來，中國學界也進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有人激烈反對我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多年來，高尚全先生在發表的有關改革開放的論著中，不斷質疑我國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認為這種批判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反對鄧小平的改革理論，上綱上線很高。例如，2005年10月9日網上轉載《經濟觀察報》刊發的《高尚全：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一文，是以與《經濟觀察報》問答形式而刊出的，該文由《新華文摘》2005年第24期轉載，標題為《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文中批評社會上所謂對改革的干擾。“一個干擾就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義設計的，…這樣一來就否定了我們改革的歷史，否定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中國的改革是按鄧小平理論來實踐的，‘摸著石頭過河’難道是新自由主義嗎?”“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后果。”記得高尚全先生還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講到有人批判新自由主義，但是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大家并不清楚，他問過一個外國學者，回答說不知道。是用一個外國人的無知當作根據。
高先生尖銳批評所謂借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改革進行干擾，很能吸引媒體和讀者的眼球。對一些不甚了然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危害，也不甚了解我國關于改革理論的爭論實情的人們來說，肯定會傾向于高先生的這種“震驚四座”的高論的。“反改革!”“反鄧小平!”這還了得!
然而，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高先生指出究竟何人何處借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否定鄧小平，又是怎樣否定的。藏頭藏尾，反招虛構煽惑之嫌。如真有反改革、反鄧小平其人其事，應公開揭示其具體言論，進行辯駁。恐怕高會長是揭不出來的!
高尚全先生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認為這種批判是否定改革、否定鄧小平。實際上是他自己誤將改革與鄧小平理論同新自由主義混淆起來。是他自己的觀點就持新自由主義的一套。他把我國國有經濟看作是恩格斯批評過的俾斯麥的冒牌社會主義，是“官本經濟”，是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他認為私有制經濟是“民本經濟”即“人民社會主義”。改革“本質上就是由原來的官本經濟轉向民本經濟的過程”。
國際上新自由主義已經聲名狼藉，成過街老鼠。但在國內，新自由主義思潮并未偃旗息鼓，還在頑強地占領理論陣地，力圖影響改革與發展，不能等閑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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