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來中國工人議價力變化初探

　　內容摘要：在對中國勞工問題的研究中，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工人階級的抗議得到了研究者較多的關注，而工人的力量變化僅被作為影響工人行為的內在因素，較少得到直接地考察。本文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為基礎，綜合既有文獻將工人的議價力分為市場議價力、車間議價力和集體議價力三種類型。分析了資本積累的制度特征、技術類型等因素如何影響工人的議價能力。工人的議價力也會借助于特定資本積累體制的特征發生凝聚與變化，并對相應制度的轉變提出要求。本文以此為基礎探討了2008年以來中國工人議價力變動的表現和原因。

　　關 鍵 詞：工人議價力;市場議價力;車間議價力;集體議價力

　　作者簡介：李怡樂(1986-)，女，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羅遠航(1975-)，男，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國民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4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306(2014)05-0062-12

　　一、引言

　　有關工人議價能力的研究，長期以來是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三大學科共同關注的重要領域。其中，經濟學研究主要集中于考查直接衡量工人議價力變化的部分指標(如工會參與率、集體勞動合同覆蓋率等)作用于工資形成、工資份額和勞動力市場供需的機制與表現。社會學研究多以階級形成為切入點，討論影響工人階級結構、意識和行動的各類社會制度因素如何塑造出特定的勞工的力量。政治學研究則重在考察特定國家立法、政治制度為工人力量的形成和調用預留的空間。然而，相關領域既有的經濟學研究多停留在使用單一指標和有限樣本取得的簡化經驗結果，較少展開有足夠深度的學科間對話以挖掘影響工人議價力的更多制度因素;與此同時，在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主導下，工人議價力的調用多被視為對市場均衡結果的偏離，較少考慮到工人力量的提升可能是影響甚至改善生產方式的重要樞紐。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則多表現為就“階級”談“階級”，或者就“勞動關系”談“勞動關系”，缺少從工人力量到資本積累歷史與邏輯的直接闡發。因而，一項進行了跨學科視角整合的研究，對于分析工人議價力在全球化生產方式和資本積累體制中的形成與演變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近年來，在我國沿海區域“用工荒”和勞工抗議頻繁發生，這其中是否暗含了中國產業工人力量的變化?對此進行分析，需要我們清楚地界定工人階級議價力的構成，并闡明當前中國資本積累的制度因素變化如何對其產生影響。

　　本文將首先綜述理論界既有的分析工人力量的典型方法，說明我們為什么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和視角研究工人議價力的問題;在對勞工力量的多種影響因素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我們將工人議價力歸為市場議價力、車間議價力和集體議價力三類，總體上對應了工人階級對于勞動力商品化的地位和剩余價值生產過程的反抗，以及工人集體對經濟生活中資本主導地位的挑戰。最后，我們將以上述框架為基礎，觀察近年來中國工人階級總體議價力的變化和走向。

　　二、文獻基礎

　　工人的議價能力既是一個影響勞工群體或者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選擇能力的微觀指標，又表現為一個反映勞資總體階級力量對比的宏觀指標。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它不僅受特定資本積累體制給定的制度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將作用于資本積累體制的變動方向。

　　(一)經典著作——“力量”決定結果

　　在經典政治經濟學當中，我們知道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歷史和道德的因素，顯然工人階級的力量將直接影響特定時間和地區工人所必需的消費品的范圍，也就是說工人的議價能力直接影響在全部新價值中工人所能分配到的比例。與此同時，當馬克思描述勞資間關于工作日長度斗爭的歷史時，與常規的想象所不同，他并非是全然站在一個革命者的立場，而是闡述了在遵循平等契約和市場交換規律的基礎上，階級斗爭如何在和平中發生，斗爭的結果則由雙方的力量對比所決定。

　　“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并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①

　　更進一步地，在討論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時，馬克思闡述了資本具備同時控制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能力，這推翻了“平等的”市場交換規律。然而在此情形下，工人們試圖組織起來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卻被認為是破壞市場規律而受到強烈譴責。

　　“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于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間組織有計劃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后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永恒的’和所謂‘神圣的’供求規律。”②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當中，所謂市場“自發的”結果是權力博弈基礎上的產物，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上本沒有“自然的”均衡，工人階級的議價能力將決定他們相對于資本的處境。“階級斗爭這一概念的引入標志著馬克思與古典以及當代經濟理論的徹底背離。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描述經濟的語言，轉移了關注的焦點。”③回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我們能夠在方法論上獲得的突破是——解除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工人議價力的調用將導致勞動力市場失去均衡這一假設的束縛，動態地觀察勞資雙方力量的變化與資本積累之間的互動。

　　(二)工人議價力問題的經濟學研究

　　在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在相關領域中的研究進一步細化了工人議價力變動對于個體行為和對于一國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例如，他們對美國在二戰后一度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資本積累體制緣何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趨于瓦解的討論，正是以勞動和資本相對力量的改變影響勞動生產率(特別是勞動強度)變化為基礎的。④而那些被他們直接考察到的影響工人議價力變化的因素則特別體現在工人的失業成本(與一定時期內罷工等抗議行為的發生頻率呈反比;⑤直接影響工人在給定工資水平上所愿意付出的勞動強度⑥);工人被發現偷懶后被解雇的可能性;工人的組織化程度以及影響員工被替換容易程度的環境指數等。⑦無疑，這些具體的指標都是決定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力市場上行為的關鍵因素。

　　與此同時，在關于中國問題的經濟學實證研究中，工會組織和集體議價機制的存在，作為工人議價能力的正面代表，是否對勞動者的工資、福利和勞動份額產生推進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樣本檢驗。例如，Yao、Zhong(2013)，⑧魏下海、董志強、黃玖立(2013)⑨對既有工會組織在推進工人福利和收入方面的作用給出了比較肯定的結果。詹宇波、張軍、徐偉(2012)⑩則發現集體議價機制在不同所有制企業，在職員和生產工人身上產生的影響不盡相同。然而，正如大量研究者在處理勞工議價力實證問題時所抱有的謹慎態度，盡管在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到工人組織力量提高——表現為工會和集體協議覆蓋率的提升，對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可以產生正面的影響，但是這卻可能源于利潤更高、工資水平更高、勞動關系更為和諧的部門表現出對于工會和集體判斷更高的寬容度。于是，問題又回到了什么樣的經濟和制度原因為某類部門的工人創造了更高的議價能力。對此的回答不僅需要解釋特定時期、特定行業的利潤空間為改善分配提供的可能性，也需要從階級形成的特定歷史和制度背景中尋找答案。

　　(三)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勞工力量研究

　　新馬克思主義背景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泛的勞工力量分析框架。賴特(2000)在討論工人力量和資本利益間的關系時，區分了工人的組織力量和結構力量。前者由工會組織和集體行動的實際作用能力決定，后者則包括市場議價力與車間議價力兩個組成部分。(11)比較遺憾的是，賴特當時的研究沒有直接和激進經濟學背景的相關研究進行互動。西爾芙(2003)討論的全球化生產對于勞工力量的影響則相對彌補了上述缺憾。在她構建的研究框架中，市場議價力的影響因素包括：失業率水平、工人對稀有技術的壟斷，以及依靠工資之外的社會保障可以生存的程度等。這些因素與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者討論的失業成本概念是相互呼應的。車間議價力則主要從屬于特定的生產方式。例如，在服務于全球市場及時生產(just-in-time)的流水線作業中，局部的停滯可能引發大范圍的生產斷裂，這樣螺絲釘似的個體就在生產場所中擁有了不可忽略的力量。而物流網絡和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以及信息傳輸對于破壞的敏感和脆弱性，同時賦予了從事此類生產性服務的工人顯著的車間議價力。(12)這些被生產技術和勞動組織方式所決定的因素，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關注的車間內的權力關系對工人行為的影響是相呼應的。

　　(四)政治學視域中的勞工力量

　　近年來，政治學領域對工人力量的理論研究較多體現在分析制度化勞工運動對于工人議價力的實際影響。國家作為工業關系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設定了工人運動的制度框架。而當大多數的抗議行為被制度化之后，盡管社會運動的總量可能上升，運動的破壞性和對政體的沖擊力卻實際下降了。例如，陳峰(2009)提出國家通過積極的勞動立法規定工人的工資、福利、勞動合約等經濟權利和解決勞動爭議的程序，然而類似這樣的對于勞資關系制度化、勞動沖突司法化而去政治化的措施，事實上是進一步化解和防范了工人自身組織動員的能力。(13)對此，汪仕凱(2012)認為，國家通過法律賦予工人權利，而工人要想將其轉換為現實利益，只能通過在企業內與資本博弈來進行，從而將討論引向了生產政治和內部國家的問題。(14)這就再次與馬克思主義視角的勞動過程研究形成了契合。

　　以西爾芙為代表的全球化生產視野下的勞工力量分析，普遍持有的一個觀點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勞工力量的凝聚和抗議的發生也將在更大的范圍內上演，故而全球化生產絕不單一地表現為由于資本高度流動性導致的工人議價力下降，而是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反向運動”(Webster et al.，2008)。(15)然而，這一推論成立與否必須深刻地考慮到當全球資本積累被推進至特定國家時，一國工人力量變化的制度基礎，從而引出了國家的作用和工人階級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與此同時，面對要求無限積累和增長的資本邏輯，工人力量上漲的空間是否足夠大乃至成為一場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徹底的革命，抑或僅僅表現為“雙向運動”的周期性過程(Burawoy，2010)。(16)對于這一本質性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深刻理解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在資本積累的特定制度環境中被塑造的，但它同時又將重塑此類制度。這也是我們為何選擇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工人議價能力的原因——充分考慮資本積累的客觀性和勞動者的主體性之間的互動。

　　三、三類工人議價力的構成解析

　　以激進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既有的分析概念為起點，我們將上述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意義上存在交叉的內容進一步整理，初步梳理出現實中可以去觀察和發掘那些影響工人議價力的核心因素。

　　(一)市場議價力的建構

　　市場議價力直接挑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無產階級工人的勞動力商品化這一“前提”，反映了工人對抗市場力量控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它總體上可與工人的失業成本直接相對照，后者是指工人因辭職或遭遇解雇而引起的收入損失。失業成本由工人的現行工資水平、失業金多少、非工資收入來源，以及預期的失業時間共同決定(更完整的還應考慮工人現職工資和下一份工作的收入差;與就業相關聯的福利成本等)。顯然，低失業成本甚至負失業成本意味著工人更容易更換雇主，并且在市場支配之外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可能性更高，是與資本展開議價的重要物質保障。以失業成本的概念為基礎，我們可以發掘以下一些市場議價力的影響因素：

　　第一，廣義的失業率水平。我們看到市場議價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來決定的，供求比直接影響工人找工作的時間和現行工資水平。同時，除了各類失業率指標以外，我們還可以去考察勞動力市場上的求職/就業比例(反映員工被替換的容易度);農村可轉移的剩余勞動人口比例;以及馬克思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業后備軍和現役軍的比例(Neilson、Stubbs，2011);(17)勞動合約的穩定性(代表工人遭遇解雇的難易度)等因素。

　　第二，勞動力去商品化程度(孟捷、李怡樂，2013)。(18)勞動力去商品化程度反映了勞動力再生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國家和社會來負擔，而不是被純粹的市場交易所決定。市場外的生存能力無疑是工人能夠組織起來與資本進行談判的重要物質保證。而工人在市場外的生存能力則主要受社會保障水平的影響。對于農民工而言，是否保有土地以及土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負擔農村家庭的再生產是其無產階級化程度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標志。

　　(二)車間議價力的構建

　　車間議價力挑戰了完全由資本掌控的剩余價值生產，反映的是工人的反抗和資本代理人的管理策略間的動態關系，與生產組織方式密切相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過程研究對此進行了豐富的討論，如拉佐尼克(2007)展現了主導型的車間技術如何影響工人議價能力的歷史圖景。(19)現實中，我們可以去觀察代表性行業和企業采用的主導技術對于工人有意的懈怠、減速，甚至破壞行為的敏感性程度;這些技術的可調整范圍;工人不合作行為被觀察到的可能性和被處罰的有效性等。此外，勞動過程的組織特征還直接影響到工人能否形成有效的集體談判。例如，趙煒(2012)注意到在跨國公司治理的生產網絡中，當生產過程和工資結構被進一步細分，所謂績效部分在工人工資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時，集體議價的作用范圍顯著縮小。工人利益的維護離開了談判桌而轉移到整個生產過程中。(20)這意味著現代公司采取的技術類型和組織結構決定了車間議價力的表現和效力。

　　(三)集體議價力的建構

　　集體議價力反映工人行動對自身利益的爭取，對上述兩種力量的凝聚和作用發揮保證。我們可以觀察三類要素：一是現行制度認證的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的覆蓋范圍(表示體制內的工人集體力量)。當然，我們應對這一類指標保持較強的謹慎，正如前文所提及制度化勞工的抗議行為的結果可能表現為消解工人組織的議價能力。二是工人自發組織的罷工等抗議行為的發生頻次(表現體制外的勞工集體力量)。高罷工發生率意味著工人更有激勵和組織資源去調用他們的集體力量。三是內部國家式的機制是否存在(表現為企業中的工人集體力量)，能否為工人爭取新價值中更多的分配份額和對于技術變革方式的發言權。

　　四、中國工人議價力變化的分析

　　關于當代中國工人議價能力的討論，伴隨著市場化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再形成(沈原，2006)(21)而逐漸展開。“下崗”、“農民工”、“世界工廠”這樣一些標簽性的詞匯意味著中國勞動力市場形成的過程的確伴隨著強制性的產業后備軍再造，對兼業工人高度靈活的就業關系的依賴和進駐到全球產業鏈的末端，表現為工人力量相對資本力量被嚴重弱化的過程。轉折發生在2008年前后，伴隨“勞動三法”的出臺和勞動力市場上用工缺口的相對突顯，不論是法律渠道的勞動爭議還是自發組織的工人罷工都呈現了明顯上升趨勢，引起了學界新一輪對于普通工人議價能力變化的討論。下面我們結合上文所做的工人議價力分類及其影響因素對這一狀況進行簡析。

　　(一)中國工人的市場議價力變化

　　Piovani(2014)基于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勞動榨取模型，檢驗了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工人議價力變化作用于勞動生產率變化的情況。(22)Piovani將工資份額視為工人議價力的標志，與GDP中的社保支出比例、正規部門就業比重、正規部門相對非正規部門的工資比重一些變量顯著相關。與之相對照，這樣一些指標作為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影響因素在孟捷、李怡樂(2013)對中國勞動力商品化發展進程的研究中得到了重點考察。而那些加劇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因素在Piovani的研究中表現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中國工人工資份額和議價能力下降的直接動因。那么，近年來勞工抗爭行為的增加是否反映了勞動力“去商品化”調節的制度背景下工人市場議價力的提升呢?

　　回應這一疑問的直接方式是去考察工人失業成本的變化。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指標是勞動力市場上崗位空缺和求職人數的比重變化。自2004年以來，該比例一直保持在0.9以上，2010年上升至1.01，2013年更是常年處于1.10的高位。(23)面對于勞動力供求趨勢的長期預測也顯示出在2015年之后勞動力需求缺口進一步擴大的趨勢(Knight et al., 2011)。(24)勞動供求比是影響工人預期找工作時間的重要因素，直接作用于工人的失業成本和市場議價力大小。與此同時，各類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比例在城鄉社會中總體呈現顯著上升趨勢。(25)社保覆蓋率的提高直接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對市場機制的依賴，也就是延長了他們在勞動力市場外的可生存時間。

　　對于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而言，稀缺的耕地資源和微薄的農業收入既是將他們推向勞動力市場的原動力，也是為他們用腳投票暫時脫離城市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后方支援。土地承包制度在相當程度上對農民工及其家庭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設計進一步圍繞著不改變農民原本的土地權益，允許他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獲得租金收入和分紅。如果這一政策設計運行良好能起到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將進一步改善半無產階級的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

　　(二)中國工人的車間議價力變化

　　在后福特制生產方式下，原本一體化的公司生產網絡被分拆，以訂單為中心建立臨時項目組，根據個體表現定工資的形式，加劇了工人的分層化和碎片化。源自于勞動過程的工人車間議價力看似遭到了嚴重的打擊，然而正如西爾芙(2003)所注意到的，環環相扣又對時間高度敏感的生產網絡在遭遇工人不配合行為時受到的損失也可能更加嚴重。2010年南海本田的罷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罷工的發生并未經過大范圍工人的周密組織，而是僅由一名發起者按動組裝車間流水線上的緊急停止按鈕引發。面對組裝車間的突然停工，鑄造、鋁加工等車間的工人尚沒有即時響應，然而由于組裝是流水線上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其他車間的工人被自動卷入了罷工。(26)隨著自動變速箱供應的中斷，本田在華的各家企業因缺乏重要零件的供應也相繼停產。資方不得不臨時啟動勞資談判，雙方在工資漲幅上達成了一定的妥協。

　　盡管缺乏有力的工人組織和穩定的集體談判制度的支持，在南海本田的案例中我們還是看到工人們自發調用了他們具備的幾種議價能力：首先，工人充分利用了流水線生產的缺點，選擇用手投票調用了他們原始的車間議價力。其次，最初按動停工按鈕的罷工發起者早已決定離開企業，他們易于尋找一份類似的替代工作或者選擇暫時脫離打工市場學習新的技術，這源于上文所述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狀況和他們所在的半無產階級化家庭所提供的生存支持，此類市場議價力的存在幫助罷工的組織者完成了用腳投票。最后，在最初的罷工發起者被辭退后，更大范圍的工人反而主動參與到罷工，其過程反映了工人們在生產中被激發的反抗意識，和以再生產空間(集體宿舍、實習生班級)為基礎的組織動員過程。正如潘毅等(2010)所述新興工人群體在共同的生活空間中形成的階級意識和認同，更易于打造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相互支持的網絡，(27)這為下文所述工人集體議價力的凝聚進行了鋪墊。

　　(三)中國工人的集體議價力變化

　　2008年以來勞動立法趨于完善的步伐有目共睹，工人的議價行為和產生的收效都更為引人關注。據統計，2008年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中心平均每天都會發生至少一起千人以上參與的罷工，更不用說小規模的罷工事件。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中國農民工正在更為積極地保護他們的權利，工人運動呈現了激進化的趨勢，罷工、街頭行動、公共示威被更多地使用。(28)盡管存在勞工自建組織的制度約束，但是移民工人大量通過工廠層面的罷工表達其不滿和發出集體抗議。這些抗議行為的正面結果得到了統計數據和學者研究的支持。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年內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22%。各地最低工資增幅均為歷年最高。“勞動者集體議價能力在勞動力價格的標志性指標——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上顯示了出來。”(29)

　　然而，僅有立法行為和“制度外”的工人抗議對于工人集體議價力的保障而言卻是不穩固的。正如陳峰(2009)所言，勞動爭議程序的建立僅將工人作為個體而非組織化的階級納入到體制中，立法本身不能形成足夠的集體議價力。《勞動合同法》作為個別勞動關系調整法，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對雇主權利的限制，卻不能保證企業內的勞資關系平衡。只有通過勞動者集體力量的穩定制度保證，才能實現勞資力量的相對平衡(常凱，2013)。(30)《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數據反映，2008年以來的勞動報酬問題已經成為引發勞動爭議的最主要原因。在張銜(2011)統計的2007年到2010年7月間我國發生的57次罷工中，63.1%是因工資待遇過低、薪酬不合理引發。(31)2011年，我國城鎮就業人員的工會參與率達到70%以上，但是目前體制內的官方工會卻基本沒有承擔起為工人集體爭取增長型利益的職能，這也迫使工人自發的體制外自下而上的抗議頻發。

　　針對工潮頻發的狀況，蔡禾(2010)、(32)陳峰(2011)(33)更為具體地指出對于維權性質的“底線型”利益訴求(勞動時間、勞動合同、工作環境等)，可以通過法制化的官方渠道來解決。而對于“增長型”的利益取向抗爭(如更高的工資水平)則必須依靠工人集體力量的構建。政府作為勞動法律執行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可以直接維護工人的底線型利益訴求;然而，增長型利益的獲取就要從制度上保障工人更強的集體議價力，這就要求賦予工人組織更強的組織效能，在企業中建立起“內部國家”式的勞資間穩定的談判機制。

　　工人集體議價力變動的另一個趨勢是，改革過程中城市老工人和外來農民工之間原本截然不同的勞工政治特征(Blecher，2010)(34)正在出現趨同。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城市工人抗爭大多是以舊單位體制為基礎的反商品化的波蘭尼式抗爭;農民工抗爭則多被歸為源自生產過程的反剝削的馬克思式抗爭。然而，伴隨不同類型單位的勞動管理體制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靠攏，城市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流動性以及工人間的異質性都進一步增強，市場和利潤的不確定性及其對工人分配份額的作用增加。這一局面使得城市工人和農民工抗爭的共同目標指向了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對于工人創造的剩余的壓榨。抗爭目標的趨同事實上增加了新時代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于中國工人集體議價能力改進的呼吁。

　　(四)工人議價力變動的不確定趨勢

　　首先，2008年以來農民工工資相對農村家庭人均所能獲得的非工資收入一直是處于上升趨勢的，這意味著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用腳投票權僅限于在城市中更換雇主;對于城市工人而言，盡管低保和失業金制度在緩解城市居民貧困中起到了一定的兜底作用，但是它們相對平均工資水平的替代率水平依然較低。例如，2012年北京市的平均失業金標準相對于單位在崗人員平均工資的替代率僅為12.6%，且這一標準自2006年以來是處于下降趨勢的。因而盡管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總體走向對于工人議價力提升是有益的，但是工人遭遇失業的即期損失依然非常顯著。工人失業成本和市場議價力的變化還需要更確切的數據支持來估計。

　　其次，全球化生產的特征往往是將某一類成熟產品的生產中心轉向工資較低的地區。此時，當地的資本已經不能再獲得在產品創新階段的“壟斷利潤”，從而資本也無力去復制發達國家同類部門曾建立起的穩定的勞資協議。因而，如果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則工人抗爭所能獲得的利益增長也是受限的。

　　最后，以南海本田為代表的罷工案例顯示了工人們對于流水線作業賦予他們的車間議價力的主動調用，但是這種調用依然處于“自然”的狀態而缺乏制度化的集體議價力的協同推進。既沒有勞資雙方認可的常規化的利益取向性的談判機制，也缺乏被法規認定的由工人組織領導的罷工活動。距離由“內部國家”協調的勞資雙方利益、分配和技術調整方案依然路途遙遠。

　　五、結語

　　本文嘗試歸納了勞工的三種議價能力，提供一個開放性的研究思路，如下幾點值得我們回味和在未來進一步研究。

　　首先，去商品化的制度改革是增強工人市場議價力的重要方面。在一個已經形成的勞動力市場上，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扭轉產業工人弱勢地位的關鍵途徑。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否能保障或增進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生存能力也是決定未來半無產階級化工人市場行為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政府的相關政策選擇直接影響未來工人議價力的變化。

　　其次，伴隨勞動力數量優勢和成本優勢的弱化，工人議價力的提升并不單純預示著資本收益的絕對下降，而是可能引向中國企業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和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如果工人議價力提升助推了勞動者參與管理的合作性生產方式，結果并不僅僅意味著增加產出中對工人的分配份額，而是由工人推動生產方式的不斷轉變，最終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異化”勞動的困境。

　　最后，本文所做的工人議價力分析是面向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概況瀏覽，對于車間議價力和集體議價力也僅以全球化生產中的出口型工業企業為典型。而對于不同行業、不同職業類型工人的議價力研究，有待于我們在后續工作中收集更多具體的案例和數據來完成。

　　注釋：

　　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頁.

　　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7頁.

　　③Harvey, David.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pp. 138.

　　④Bowles, Gorden,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lan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1.

　　⑤Schor，J.,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11).

　　⑥Bowles, S., R. Edwards, and F. Roosevelt.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Weisskopf, T. et al.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3(2).

　　⑧Yao, Y., and N. Zhong. Unions and Workers' Welfare in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3, Forthcoming.

　　⑨魏下海，董志強，黃玖立.工會是否改善勞動收入份額?——理論分析與來自中國民營企業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13(8).

　　⑩詹宇波，張軍，徐偉.集體議價是否改善了工資水平：來自中國制造業企業的證據，世界經濟，2012(2).

　　(11)Wright, E.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2)Silver, B.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3)陳峰.國家、制度與工人階級的形成——西方文獻及其對中國勞工問題研究的意義，社會學研究，2009(5).

　　(14)汪仕凱.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塑造：工人階級的解體和重建，江蘇社會科學，2012(4).

　　(15)Webster, Lambert, Bezuidenhout. Grounding Globalization: Labour in the Age of Insecurity, Oxford: Blackwell, 2008.

　　(16)Burawoy, M. 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 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 Global Labour Journal, 2010,1(2).

　　(17)Neilson, D., Stubbs.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Capital & Class, 2011(35).

　　(18)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視角，開放時代，2013(5).

　　(19)拉佐尼克.車間的競爭優勢.徐華，黃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0)趙煒.集體談判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一家合資企業集體談判歷史變遷的實證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2).

　　(21)沈元.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2).

　　(22)Piovani, C. Class Power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Miracle: Applying th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to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1980-2007,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23)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相關時期“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狀況分析”。

　　(24)Knight，Deng Quheng, Li Shi.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22).

　　(25)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視角，開放時代，2013(5).

　　(26)周正華，劉子倩.直擊南海本田“停工門”事件，《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5月調查稿.

　　(27)Pun Ngai and Lu Huilin.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2010, 36(5).

　　(28)同上，pp. 138，數據原始來源AFP, Labour Unrest Growing in China: Activist, 15 January 2008, http://www.china-labour.org.hk:80/en/node/100193/。

　　(29)常凱.從個別勞動關系到集體勞動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2(3).

　　(30)常凱.勞動關系的集體化轉型與政府勞工政策的完善，中國社會科學，2013(6).

　　(31)張銜.我國現階段罷工的性質、原因與政策建議，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1(1).

　　(32)蔡禾.從“底線型”利益到“增長型利益”——農民工利益訴求的轉變與勞資關系秩序，開放時代，2010(9).

　　(33)陳峰.罷工潮與工人集體權利的建構，二十一世紀，2011(4).

　　(34)Blecher, M.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Labor Politics in China, Global Labor Journal, 2010(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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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owles, S., R. Edwards, and F. Roosevelt.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Harvey, David.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0.

　　[4]Piovani, C. Class Power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Miracle: Applying the Labor Extraction Model to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1980-2007,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5]Schor, J.,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11).

　　[6]Silver, B.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Weisskopf, T. et al.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3(2).

　　[8]Wright, E.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9]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常凱.勞動關系的集體化轉型與政府勞工政策的完善[J].中國社會科學，2013(6).

　　[11]陳峰.國家、制度與工人階級的形成——西方文獻及其對中國勞工問題研究的意義[J].社會學研究，2009(5).

　　[12]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雇傭關系的發展——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視角[J].開放時代，2013(5).

　　[13]汪仕凱.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塑造：工人階級的解體和重建[J].江蘇社會科學，2012(4).

　　[14]趙煒.集體談判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一家合資企業集體談判歷史變遷的實證研究[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2).

原標題：工人議價力之構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2008年以來中國工人議價力變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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