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發表昆侖巖文章《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敗》（完整版)
開宗明義，我堅定認為昆侖巖將軍《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敗》是綱領性宣言，離開這個綱，私有化不會得到有效遏制。今西方代理勢力高舉“混合所有制”大旗，欲綁架以習總為首的黨中央，一旦國民經濟徹底私有化、附庸化之圖謀得逞，就會把反私有化者扔進“政治絞肉機”，而他們還會繼續“光榮革命”，誘迫中共屈服接受悲劇性下場。
一 不容回避的問題：股份制是私有財產制度形式
老布什和貝克皆回憶過的歷史一幕：1989年美蘇兩國領導人馬耳他會晤，戈爾巴喬夫在有關蘇聯經濟問題的會談中，試圖對社會主義財產權重新定義，準備將持股人擁有的公司(即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公司)看作一種可以接受的“集體所有制”形式，老布什和貝克為戈爾巴喬夫的私有化知識的貧乏深感吃驚。就是說：股份制是私有財產制度的實現形式，源自人類社會對于財產占有與分配制度的基本界定，絕不是賜之“紅頂”就可以自然“變性”的。混合所有制對企業來說，是股份制的別稱，著重體現不同性質來源財產的股權占比。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廣大勞動者共同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從而任何人都不能以生產資料為手段來謀取和占有特殊的利益——這就是為何不能說股份制或者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道理。2005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北京論壇召開，盡管中方傳媒對公眾掩飾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具有私有化本質特征的真相，但數位諾獎獲得者對中國“國企改革”都使用了“私有化”這一標準學術用語，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股份制可成就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可制造附庸性的殖民地
在人類史上，股份制可以成就較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可以導致較為虛弱、潰敗及其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前者需要擁有無與倫比的貨幣權(如美國)，后者因喪失貨幣主權地位，多處于新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地地位(如巴西、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故此，股份制不是什么靈丹妙藥，充滿著國際風險。
俄羅斯國家杜馬私有化結果分析委員會的數據分析表明：1994～1996年，俄羅斯出售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卻只賣了72億美元。僅1996年俄羅斯因國有企業私有化而造成的損失，遠超過希特勒侵蘇戰爭時期所遭受的損失。
世界性私有化浪潮，實際是受美元系統控制的。美國主控的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以周期性的貨幣量作為衡量社會財產量的技術體系，屬工具理性范疇，具有財產量增減、財產權跨境轉移、資源掠奪與重新配置等諸功能——經越南戰爭，美元體系實現了浮動匯率制的轉變，務求世界經濟以美元幣值變動為基準而改變，每完成一次周期性運動，經濟危機便人工合成一次。系統控制原理為：圍繞美元指數100.00震蕩與波動，每一次見到100.00，就形成一次封閉環路，進而實現穩定性。故美元體系具有人工合成、動態管控與改變全球經濟狀態等特性，浮動匯率制強化了對全球經濟的管控、財產跨境轉移及其制造他國信用危機等能力——經此轉變, 美元指數、CRB指數和道瓊斯指數成全球經濟風向標，美元數量能夠決定全球貨幣市場強弱，控制全球期貨市場走勢，左右全球股市的漲跌，進而操縱諸國經濟及其財產的全球性掠奪。以1979年沃爾克沖擊爆發為重大歷史分水嶺，130多個國家加入美歐及其跨國集團策動的以社會主義及第三世界諸國財產權為目標的全球私有化掠奪運動，優質國民財產痛遭瓜分，國際壓迫向諸國內部傳導為階級壓迫。新殖民主義的誘惑與壓迫，給諸國帶來的結果是百姓窮困、族群裂解，及其全球資產階級的聯合。可見，股份制未必就是強國之路。
美元運行曲線顯示俄羅斯賤賣國民財產發生在第二次沃爾克沖擊期：上世紀90年代第二次沃爾克沖擊，美元幣值變動由底部大幅震蕩(1991～1994年)和持續大幅升值(1997～2002)這兩個階段構成，制造了北歐與日本的銀行危機(1992年美指80.00～95.00快速震蕩)，英鎊日元均遭沉重打擊，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日本陷入長達十年的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得出日元量失效的結論。俄羅斯私有化歷經這兩個階段(即美元底部大幅度震蕩和持續大幅度升值)，受到雙重貨幣打擊，導致盧布喪失貨幣主權，終引爆1998年的金融危機。1992～1999年，休克療法導致俄羅斯經濟持續7年嚴重衰退，1998年國民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44%，工業總產值減少54%，消費品生產則下降58%，經濟從1987年世界第5位下降到占世界第13位，GDP總量不到美國的1/10。在喪失貨幣主權的情況下，葉利欽盲目推進私有化，未導致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卻導致嚴重的國家衰敗。
歷史上由他國貨幣數量而引發本國經濟危機及其財產流失的，其國內必有龐大的異國貨幣數量在泛濫，進而造成依附性的局面。究其根源：1.未能構建自主的主權貨幣及其傳導關系;2.無法維護獨立的貨幣金融安全邊界;3.喪失本國經濟的控制權及其無法保衛國民財產的安全。事實表明，經兩輪沃爾克沖擊后，蘇俄、東歐及其第三世界國家的私有化，在其中央和地方部門、買辦利益集團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聯合主控下，導致絕大部分國家重新扮演為西方資本主義集團服務的角色，淪為新殖民地性質的經濟附屬國。
對中國而言，在人民幣主權地位式微條件下，若強制推行以瓜分優質國有資產為目標的私有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依附性的國際地位、國民財產被掠奪及其勞動階級的日益不滿等歷史局面。故現階段中國不可再度瓜分各類國企資產，應以國家安全為立命之本，制定順應人民意愿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走出“改革就是賣”、“一股就靈”、“一混萬能”的歷史誤區，有效遏制優質國有資產的跨境流失，防范買辦利益集團內外勾結，為掠奪國有資產制造金融陷阱乃至社會危機，避免國家根本利益遭受顛覆性損失。
三 2004年國企私有化遭擱置、黨內共識與“私有化代表”的變本加厲
1997～2002年中國加速接受漸進式私有化的美國方案，借口產能過剩，關停并轉國營企業，以“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為工具，向中外資本出賣國企產權，造成巨額國有財產流失。國營大中型企業私有化的具體步驟為：先將某按產業布局的國營企業拆分為“集團”與“股份公司”，前者為母公司(存續企業)實行全民所有制，后者為子公司(股份企業)實行股份制，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為：母公司80%，子公司20%，且子公司財產權出賣于海內外，掠奪者通過占有少量股份即可控制整條產業鏈。該方案導致能源化工、冶金制造、電信和銀行等攫為中外利益集團所控，數千萬工人失業，后因石油石化頻發工潮，及其美國通過《薩—奧法案》欲全面控制中國國有企業等安全因素，引起中共高層警惕，國企私有化進程于2004年被擱置，維持現狀至今。
2004年國有大中型企業私有化遭擱置，母子公司產權占比凍結為80%：20%，業已成為中共黨內共識，不可再動。然而，2008年借金融危機，一些大中型國企的子公司通過行政渠道，實際控制了擁有80%財產權的母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為母公司后續私有化作準備。
子公司行政控制母公司的具體作法是：委任子公司董事長同時兼任母公司的董事長和黨委書記，令其充當改造母公司黨政機構的“私有化代表”，經過系統改造的母公司便可持續向子公司轉移財產權(如中國石油、光大銀行等)。可見中外資本家階級破壞中共執政基礎的戰略能力巨大，只需派一名“私有化代表”就可繳械中共苦心經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黨組織，使之喪失原則性和戰斗力。股份制改造前，石油工業的干部工人隊伍素有“中國共產黨近衛軍”之美譽，“我為祖國獻石油”是社會主義石油工業道德風貌的寫照 。股份制改造后，企業基層黨組織建設陷于混亂、癱瘓，干群離心離德，甚至嚴重對立，礦難頻發(川東井噴、吉化爆炸)，腐敗盛行(石油窩案)，國有財產流失巨大。
更嚴重的是，十八大以后，某些國企的“私有化代表”背離中央暫停私有化的內部規定，借深化國企改革之名，勾結相關部委與內外資本家，違憲將母公司私有化改造，如中國石油西部管道公司已擅自私有化、光大集團喪失財產權等。昆侖巖將軍警言：“如果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變了，組織基礎散了，經濟基礎掏空了，那走向反面就快了”。
四、光大集團母公司喪失財產權的利益鏈
在金融系統，光大集團是典型一例。其“私有化代表”將母公司存量財產權幾乎全部賣光，是中國銀行業私有化的客觀寫照。
1983年，光大集團成立，后更名為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即光大香港總部;1990年成立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即光大集團北京總部。光大香港總部以個人代國家持股的方式按香港法律注冊，光大集團總公司由財政部直接出資按照內地法律注冊，一集團兩總部，無股權隸屬，均歸財政部。“光大系企業”包括光大銀行、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永明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光大金控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及光大實業集團公司、光大投資管理公司、上海光大會展中心、光大置業公司等，在港有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等20家公司。
2014年8月，光大集團新一輪改革方案獲國務院批準，集團總公司由國有獨資改為股份制公司，更名為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方案由財政部和中央匯金公司聯合發起，后將販賣于市。此番改革，聲稱整合兩總部，卻暴露母公司財產權長期流失、跨國資本滲透及其持續瓜分存量財產權等問題。龐大國有企業的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是多少呢?是否將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控制在80%：20%?其母公司存量財產權變更、流失及其流向等情況又是怎樣的?
2007年以來，作為光大集團的核心子公司光大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的唐雙寧，同時擔任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以及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光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光大國際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集光大集團所有母子公司權力于一身。從此，光大集團就喪失了對光大銀行的控股權。2007年，中央匯金公司借美國信貸危機，向光大銀行注資200億元等值美元，廉價收購其優質財產權;光大集團在光大銀行的股權比例從45.5%降到13.25%，匯金成第一大股東，控股超70%(光大銀行上市后匯金持股稀釋為41.24%)。而致使母公司喪失財產權的唐雙寧，竟榮獲2007年“中國十大金融人物”稱號。
2013年，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香港，當年光大集團資產約2.6萬億，光大銀行總資產約2.415萬億，母子公司實力對比令人驚訝。當年匯金公司控股光大銀行持41.24%股權，光大集團總公司和光大控股公司合計僅持有光大銀行7.78%股權，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約7%：93%，大大突破2004年有關大中型國企財產權占比的凍結數80%：20%。以持續瓜分母公司存量財產權為目標的系列私有化行為，違背黨內共識，未經中央與人大，卻能悄然順利實現，其中機關微妙。
1 重大疑點：中投公司與光大集團私有化的關系
人類史上，母公司私有化皆為最徹底的私有化。今突破國企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約束的首推銀行業，母子公司財產權皆遭持續稀釋、掠奪及其非法轉移，其間美元泛濫，不可不接受社會的拷問。
民眾很難理解：光大集團由中央匯金控股，中央匯金由中投公司控股，皆是國有控股公司，光大母公司財產權流向另一家國企，能說是私有化嗎?可是，既然都是國有資本，何必要將一家國企的財產權轉到另一家呢?國務院授權中央匯金公司代表國家依法對國有金融銀行業行使出資人權利和履行出資人義務，實現資產保值增值，它們怎么可能僭越基本社會制度，從事瓜分國有銀行業母公司存量財產權的勾當呢?然而，2007年中投公司670億美元收購匯金公司為全資子公司，旗下中央匯金公司攫取光大集團控股權，都是用美元成交(其他銀行亦多如此)。為何非要用美元收購，而不采用人民幣進行國有企業財產權轉移呢?難道中投不是中國的?
確切地說，中投公司是披著國有獨資外衣、實為國際金融資本附庸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司。全球范圍的主權財富基金具有附庸性、買辦性，并非中投所獨有。主權財富基金的興起源自諸國央行儲備膨脹的結果，而儲備膨脹是美元體系全球擴張的系統結果(如持續增發美元等)。1988～2008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中，石油出口國約占60%以上，其他國家約30%以上。2009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排第四，資產估值約2000億美元，2008年購黑石集團12.5%股份，持摩根斯坦利10%股份。
該類公司號稱“由主權國家政府建立并擁有的金融投資工具，是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然它的發展與美元霸權密切相關。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基礎是美國主控的全球化，其貨幣基礎是以美元體系為核心的定價與支付系統，延伸至外匯、資本和貿易等，可制造貨幣量與財產量的全球運動。浮動匯率制的美元體系作周期性運動，商品、財產和諸國貨幣等價格波動劇烈，國際社會則相應構建兩種類型的貨幣金融系統，以圖有效防范經濟危機：一是建立諸國貨幣聯盟;二是建立主權財富基金。前者，可成功擺脫美元體系的桎梏，贏得獨立的貨幣主權(如歐元體系)，擁有相對獨立的商品、財產和貨幣的定價與結算權;后者，喪失本國貨幣主權，淪為美元體系的附庸，通過販賣本國資源、商品、財產及其勞動力等換取美元(如海灣產油國、中國)，終不可持續。故主權財富基金是一國被美元控制、喪失貨幣主權進而喪失財富主權的系統結果，具有確定性的被殖民特征。
主權財富基金具有三大戰略功能：一是確立美元絕對主體地位、推行美元市場定價與結算制、構建主次貨幣間的傳導關系;二是充當削減本國主權及其貨幣金融安全邊界的有效工具，實現以美元計值的財產跨境轉移與重新配置，配合國際金融資本集團掠奪諸國財富;三是商業行為具有強化美元主控全球經濟的功能。2000～2008年，美國吸引了主權財富基金的大多數跨國投資，主權財富基金交易總量為480億美元。2007～2008年交易量430億美元，其中10筆交易中，有9筆投資于美國金融公司——由此構成美元全球環流的新通道，其特征是美元環流回美國，強化了美聯儲的“殖民地國家的事實中央銀行”的技術基礎。美聯儲總法律顧問斯科特﹒阿爾瓦雷斯在眾議院作證時說：主權財富基金是美國貨幣金融機構的有益來源，美國大型銀行一直利用主權財富基金補充自身資本。美相關專家指出：主權財富基金多來自中東、俄羅斯和中國，規模已超對沖基金，預計2016年將達15萬億美元，要防其主權財富基金所獲得的股份可能被用于發展本國利益。
德國通過立法限制主權財富基金, 并呼吁歐盟采取行動。2008年德通過法案以防范外國主權財富基金控制德國企業，外資限制由工業領域擴大到電訊、銀行和能源領域，法案規定外國投資者須申報收購計劃，德國有權決定凍結該收購活動或附加強制性條件，依據以是否危及國家安全而定，反映其對主權財富基金欲控其戰略性產業的高度警惕。法國主張建立核心產業保護法以防止主權財富基金的掠奪。德法的戰略指向皆為防范美元對歐元體系的滲透、控制與顛覆，保衛本國重要產業。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后，有機構游說德國建立主權財富基金，而依據通貨原理，若德國建立主權財富基金必依托歐元支付系統，非美元支付系統。
毫無疑問，主權財富基金公司是美國霸權在喪失貨幣主權的國家里所設立的買辦機構，是美元霸權實施國際壓迫的有效工具，它在財產掠奪與跨境轉移上皆使用美元定價與結算，不僅洗劫與掃蕩他國財產，還洗劫與掃蕩本國財產。這就不難理解，中投收購匯金，以及匯金收購光大母公司財產權，為什么均采用美元而不采用人民幣的怪異行為。它對國內其他銀行，亦如法炮制。古今中外,世界大國哪有用異國紙鈔而崛起的?世界大國哪有用異國紙鈔來實現國民財產的保值增值的?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目前中投公司及其匯金公司持有重要財產權包括：工商銀行35.46%，建設銀行57.21%，中國銀行67.72%，光大銀行48.37%，農業銀行40.21%，新華人壽38.815%，中金公司43.35%，銀河控股78.57%，國泰君安21.28%，申銀萬國37.23%，建銀投資100%，中信建投40%，國開行47.63%，中國再保險84.91%——如此龐大的貨幣金融業竟由具有買辦性質的機構和旗下子公司主控，其董事會成員分別來自國務院以及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等5部委——這豈不搞成了“第二國務院”?中共中央為何同意在中央政府內部設立美元霸權的買辦機構?說明中共高度集中的領導制度已遭破壞，垂直管理體制瓦解，黨政部門各自為政，私有化裂解力量借改革之名持續壯大，甚至不惜借助洋人勢力。金融銀行業表現尤甚，建立發展買辦寡頭機構，慣采用美國殖民主義方案推行私有化乃至附庸化。
2 “資本和親”的通貨原理及其中投被控流程
古今霸權與依附的系統控制皆采取“以少控多”系統方法，形式不同，本質相同，即“主奴二元”或“霸權與依附”。昔東亞朝貢體制宗主國對其屬國曾采用“和親方式”來構建霸權與依附的朝貢關系，以宗主國的皇親血脈與屬國王權的聯姻作為基礎，構成貨幣運動與貿易運動的系統控制。典型案例：元帝國對朝鮮半島王朝的聯姻，下嫁的公主在高麗王宮擁有生殺大權，便于控制由對馬海峽至日本列島的銀絲貿易運動。元帝國的戰略奧妙：即派遣一名優秀的皇家女性而非娘子軍便控制了高麗王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的命脈。
“資本和親”是美元霸權的系統控制法，即霸權國家與依附國家之間的資本混合或資本融合，它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作為“資本和親”的全球戰略基礎，以財產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作為技術手段，以主控經營權而非主控財產權作為新殖民主義的統治工具，進而實現“以少控多”的全球霸權。且無論附庸國所控制的國民財產量多寡，經營權始終高于財產權，可有效地避免因控制附庸國財產權而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資本和親”有三個遞進關聯的發展階段：第一，強力推行美元制階段;第二，掠奪諸國微觀經濟領域的經營權最終奪其所有權階段;第三，推行顏色革命階段。其中，美國為第一階段設定三大約束：①削減諸大國貨幣金融主權及其安全邊界;②確立美元主體地位、推行美元定價與結算制、構建主次貨幣的傳導關系;③強化全球經濟控制權。三大約束力求美元主控大宗商品、財產與諸國貨幣的全球運動，重點體現貨幣與財產的控制力;為此上世紀70年代美國改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機構，企望將其建成新帝國主義時期的事實世界政府的核心。第一階段三大成果：①主攻西歐，美歐資本集團建龐大的歐洲美元市場，迫西歐廢黜黃金貨幣權，令其依附于美元定價與結算制;②向經互會滲透美元，成功行賄蘇聯與東歐官僚集團，粉碎其構建超主權貨幣體系的計劃;③卡特方案誘騙中國重返新殖民主義體系，將其國民經濟體系納入美元數量的控制中。第二階段，通過培植、腐蝕、拉攏、行賄和控制社會主義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買辦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政權代理人，促其與國際壟斷資本財團聯合推進經濟私有化，令其蛻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美國政府認為廢黜公有制是首要任務，然1980年代時任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指出：“若能說服蘇聯在能源領域改善投資環境，就能吸引大量外國投資資本而非外援，蘇聯將贏來高效能源生產和外匯收入的增加，西方集團可獲豐厚利潤。但若蘇聯政府堅持對石油天然氣實行中央控制，上述一切就不會發生，故應誘使蘇聯政府將其石油天然氣從加工到分配交由資本家管理(即掠奪經營權)，開始是國營性質，若將其改為合資股份公司，就走上私有化道路了，關鍵戈爾巴喬夫是否愿意取消中央集權對經濟的控制。”核心是掠奪國營大中型企業經營權，為此，蘇共領導人不惜廢黜社會主義路線，國企經營權淪落帶來國民財產被掠奪，基本經濟制度瓦解，加之西方輔以美元緊縮、制造債務危機等貨幣手段發力，這些都成為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經互會分崩離析的直接原因。第三階段，由美國國會、國務院、五角大樓、中情局及其重要智庫等機構制定，通過策動民眾起來進行反抗官僚集權壓迫的所謂“民主”革命運動，實現國家重構，使其在政治構架上更加符合美國全球戰略利益。顏色革命中，大國將持續解體，小國將選擇茍且。目前中國居于第二與第三階段之間，美國等西方勢力欲誘迫其全面私有化并引爆顏色革命。
霸權對主權財富基金的“資本和親”是全球資產階級聯合的標志，具有攫取經營權而奪其財富、制造霸權貨幣量和雙邊財產量轉移、強化霸權貨幣與諸國財產的全球運動等特征。本質是以宗主國法幣權為全球擴張動力源，以財產權輸出入為紐帶，在最優價格區間滲透諸國主權財富基金，最大限度削弱附庸國的貨幣金融主權及其安全邊界，重構世界霸權的控制系統。重點體現三方面關系：第一，依據經營權高于財產權原理，迫主權財富基金的財產權與經營權分離，即國家持100%股權私營形式，霸權資本集團主控經營權。第二，經營權獨立的主權財富基金對“霸權貨幣母國”堅持“做小股東”原則，用以改善“霸權貨幣母國”的貨幣金融環境，并成為“霸權貨幣母國”大型銀行自身資本的補充來源;第三，主權財富基金淪為貨幣霸權的工具，對內大量攫取本國金融銀行業的財產權，力爭做大股東，并依附于霸權貨幣量與本國財產量相向而行的跨國環流而持續壯大，強化了霸權貨幣的世界法幣的功能。
中投公司被控流程：鑒于全球范圍的主權財富基金依附于美元支付體系的買辦性特征，美國成功通過美聯儲調整貨幣增發量而構成一條諸國金融銀行業財產權流入主權財富基金公司的財富通道，對應構建美元環流通道，利用主權財富基金的全球擴張，實現美元的全球擴張、美元環流及其美元量的系統可控。這是美國全球戰略體系建設的重大成果，其殖民主義統治史無前例。.
美聯儲控制中國財產權流動示意圖
光大集團私有化外顯為中投與匯金公司主導，以財產權變更為主線實際構成以美元增發量為驅動的隱秘利益鏈：即以光大集團、光大銀行、匯金公司、中投公司、中金公司、美國資本集團及國際附庸集團等共同推動的財產運動與美聯儲增發美元量所推動的貨幣運動呈相向而行的可控性機制，在《美聯儲控制中國財產權流動示意圖》中，財產流動與美元流動相向而行，光大集團的財產權是流出至主權財富基金公司，美元總量是流進的——該系統設定具有強烈的可控性，意味美聯儲具有通過中投公司控制國有銀行業財產流動的系統能力。流程的關鍵環節是要實現美國金融資本集團與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公司實現“資本和親”，進而形成新殖民主義的利益共同體，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摩根斯坦利和中金公司即是“資本和親代表”。
關于主權財富基金經營權的限制。美國認為主權財富基金既然作為他國國有資產，其投資很可能服務于本國，如購買戰略資源、資產等，增強其戰略資源供給的規模、穩定性及其獲取先進科學技術，故美國欲建全球監管體系，監控與遏制戰略對手。2007年美國推出《2007年外商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強化外資審查制度，“對于外國人通過資產交易有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賦予總統中斷與禁止該交易的權力，授權外國投資委員會減輕該交易所導致的對美國國家安全的任何威脅。”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籠《圣地亞哥原則》，強調建立將所有者、治理機構和管理層功能分離開來的穩健治理結構，可促使主權財富基金管理具有操作上的獨立性，以便使投資決定和投資操作免受政治影響。第九條規定：主權財富基金的操作管理應以獨立的方式來執行主權財富基金的戰略，并與明確定義的責任保持一致。盡管《圣地亞哥原則》不具強制性，對主權財富基金約束力較低，但中投公司自覺受其約束，2012年時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表示：“中投公司履行《圣地亞哥原則》，不尋求控制所投資的企業，但求做積極的持有少數股權的投資人。”中投公司在國際上甘做小股東，在國內卻通過匯金公司充當國有銀行的大股東，此為古今買辦性公司的必然選擇，有人甚至不認為這是出賣主權——喪失貨幣權又自甘于“國際小股東”的經營方針，有悖于大國崛起的基本原則。
關于“最優價格區間的資本和親”案例：2007年5月中投公司與黑石集團達成30億美元投資意向，2007年6月黑石集團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初始發行價為31美元/股。中投公司購買黑石股票成本約為29.605美元/股，承諾4年內不予出售。2007年12月中投公司購買摩根士丹利公司56億美元面值的到期強制轉股債券，占摩根士丹利當時股本的約9.86%。2009年6月中投公司再次購入摩根士丹利12億美元普通股，保持摩根士丹利股本擴大后的持股比例約9.86%不變，中投不進入摩根士丹利董事會。如上在美指75.00～80.00 區間成交，是資本售賣理想價格區間，中投公司采用高成本國際投資路線，虧損點買入必然難以盈利，可見中投考慮的是美國資本集團利益而非中國利益。中投虧損后，有人呼吁國際監管。通貨原理顯示：主要貨幣增發量α值構成美元的波動性、周期性及其穩定性時，可造成全球大宗商品、財產和諸國貨幣等價格的漲跌，全球經濟運行狀態由主要貨幣幣值決定，次要貨幣幣值失效，非“國際監管”問題。若一國喪失貨幣主權，因主權財富基金虧損而請求“危機制造者”的國際監管，無疑于請求宗主國強化對本國的殖民主義統治。
3 中投公司與摩根斯坦利的“資本和親”
2010年8月13日，建銀投資將所持43.35%的中金公司股權劃撥至中央匯金公司，匯金成其第一大股東，中金公司其余參股股東持股比例暫不變——然而2010年11月摩根斯丹利公司獲準出售所持中金公司股權，分別轉讓給美國德州太平洋資本、KKR集團、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為增持)及其新加坡大東方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如此美國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及其附庸集團在“五馬倒六羊”的財產權變更中，滲入匯金公司。作為交換：2010年9月1日美聯儲批準中投收購摩根斯坦利10%具有表決權股份的要約，中投正式成為大摩10%股權的股東——至此，中投與摩根斯坦利實現了“資本和親”，時間點吻合。
2010年中金公司的股權結構
①關于中金公司與摩根斯坦利：中金公司是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建設銀行為大股東，2004年9月建設銀行被拆分為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行)和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建銀投資)，原建行持中金公司43.35%股份由建銀投資攫取，摩根斯坦利公司持有中金公司34.3%的股份，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名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分別持有中金公司7.65%、7.35%和7.35%的股權——這是2010年以前中金公司股權基本情況，摩根斯坦利以1/3強股權，控制著中金公司，屬于典型以少控多案例，并充分利用高級干部子女的人脈關系，在電信、電力、交通運輸、石油天然氣、石化、金屬、采礦和金融等領域，長期販賣優質國民財產。
②關于摩根斯坦利轉讓股權的目的性：摩根斯坦利借中金公司之殼，在中國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從事大中型國企私有化，曾經參與中國電信(香港)、中國聯通、中石化、中國鋁業、中國電信、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等私有化，遭中國政經界長期譴責。它出售中金公司股權給德州太平洋集團，實為回避中國日益高漲的反私有化運動，轉由其他美國資本集團操盤。德克薩斯州太平洋投資集團是美國最大私人股權投資公司之一，擅長掠奪他國國民財產權并制造全球轉移。
③關于銀行業“新一輪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質及其說明：財政部通過中投公司、匯金公司、中金公司等執行“佐利克方案”，持續瓜分銀行業母公司優質國民財產。鑒于中投公司的買辦特性，其對內生成的所謂“改革方案”及其 “混合所有制方案”必脫胎于新殖民主義體系，具有服從與服務于新殖民主義全球戰略安排的傾向。2013年8月美方披露中國私有化要點，點名中國銀行或交通銀行私有化，指出：中國銀行或交通銀行進行再次的私有化是兩個合乎邏輯的選擇，就中國銀行而言，其國際業務覆蓋面廣;對交通銀行來說，盡管政府是交通銀行最大股東，但政府對交通銀行的持股比例已降至26.5%左右——面對外媒質疑，中國銀行不予置評，交通銀行未回應。對此世界銀行官員稱：“土地私有化有可能顛覆中共數十年來一貫秉持的意識形態，相比之下國有銀行私有化更具爭議，控制金融系統一直是中央調控經濟和抵御風險的根本”。
可見問題嚴重：銀行業私有化方案曝光于國際，美國點名兩家銀行私有化，其中涉及中投與匯金，因匯金控股中國銀行67.72%。是否存在金融買辦背景下中國銀行業私有化的“美國方案”或者“世行方案”?誰去談的?為什么要跟美國人談?亦如當年石油石化工業私有化存在“高盛方案”一般?
4 、超國民待遇的中金公司及其不良記錄
1990年代以來，中金公司與高盛、摩根斯坦利等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策劃與實施系列以瓜分優質國民財產為目標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私有化陰謀，著名案例：中金公司伙同美國高盛公司強制拆分石油石化工業，將包括著名的大慶油田、新疆油田等20多個油田中的約16個油田一并作價帳面總資產4000億人民幣(相當于西氣東輸管道投資數)，廉價海外上市;又將勝利油田、河南油田、江蘇油田、江漢油田劃歸中國石化另行賤賣。
第一次瓜分石油工業的干將：①朱公子，時任高盛公司中國總代理且掌控中金公司;②張紅力，時任高盛亞洲執行董事兼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③胡祖六，時任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④吳敬璉，攫中石油獨立董事;⑤許小年，時任中金董事總經理;⑥蔣潔敏，時任中央政府首席談判代表。
2000年中國石油遭強賣，設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①董建成：時香港特首董建華之弟;②吳敬璉：國務院新自由主義者;③佛朗哥﹒貝爾納貝。其中：佛朗哥﹒貝爾納貝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歐洲副董事長、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全球移動通信會主席。該家族曾行賄意大利將其國有石油公司私有化，2009年主謀吉利約20億美元高價收購沃爾沃;此公有何德行與資格進入中油股份做獨立董事?奧妙在于當時中共高層某買辦人物幻想進入新殖民主義精英圈——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故高盛與中金公司將佛朗哥﹒貝爾納貝塞進中國最核心的國有企業，以圖私欲。
中金公司最新動作：2013年12月光大銀行香港上市，中金公司伙同摩根斯坦利、瑞士銀行等擔任IPO交易承銷商。2014年4月中國石化就部分零售資產出售事宜與美國高盛集團合作，欲通過出賣零售資產30%的股權最多可能籌集300億美元資金，中金公司為其幕后交易操盤。
類似中金公司這樣的中外合資投資銀行，在掠奪國民財產的運動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難道中央政府沒有管束的辦法嗎?解決辦法：依照1970年代聯合國反殖民主義決議，中國可通過國家元首簽署的行政命令將其收歸國有，這是拉美國有化所給予的重要啟示。
五 不需要腐朽的混合所有制：金融銀行業及其光大的不法交易
2013年美聯邦調查機構獲“子女招聘項目”的機密文件，據此展開“一起賄賂案調查工作”。文件提供了“摩根大通決定雇傭中國領導人子女的情況”及其“子女招聘項目的業績”，涉及約30名與中國黨政國企官員相關的雇員。調查顯示“摩根大通于2006年設子女招聘項目，最先雇傭Fullmark 顧問公司，后者與瑞信有業務往來。Fullmark公司從摩根大通獲得一份每月7.5萬美元(約合46萬元人民幣)的兩年期合同，合同已成賄賂案調查對象。該公司的經營者是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在摩根大通合同中溫如春化名常麗麗。”
摩根大通在合同中要求Fullmark公司為摩根大通在中國提升業務活動和地位。Fullmark公司給摩根大通的信件顯示自己承擔三項主要任務：①幫助摩根大通在中國中鐵上市取得承銷業務;②建議摩根大通與一家中國證券公司組建合資企業;③就“中國大陸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咨詢。2007年中國中鐵首次公開發行，摩根大通是承銷商之一。文件顯示Fullmark公司的辦公地點在北京東方廣場C2座九層，過去十年這里有過其他受溫家控制或有關聯的私有公司，他們在百度和平安保險間接持有股份。摩根大通還將客戶資金投資到平安保險，為其提供服務，今摩根大通代表其客戶共持有價值近10億美元的平安股份，摩根大通代表其客戶作初始投資時，溫如春等通過一系列投資實體組成的復雜網絡，在平安保險秘密持有大量股份，2007年其價值超過20億美元。
與光大的關聯記錄：“摩根大通銀行把一次顯眼的聘用同來自中國一家國企的‘現有及潛在商機’聯系在一起”。文件顯示2010年3月唐雙寧找到摩根大通在香港的一名高管，為其子唐曉寧謀職。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負責人對此表示歡迎，敦促同事就“我們將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一點”展開討論，唐曉寧于2010年8月～2012年3月就職于摩根大通。文件顯示唐雙寧聯系摩根大通后，光大一家子公司聘請摩根大通為一次價值3億美元的非公開股票發行提供建議。
2011年唐曉寧在摩根大通工作數月后，中國光大的銀行業子公司把摩根大通選定為提供上市建議的金融顧問公司之一，該交易因市場動蕩而推遲(指光大銀行香港上市)。唐曉寧任職期間，光大集團與摩根大通業務量持續增加，研究機構數據顯示：2012年光大國際打算出售價值1.62億美元股份，摩根大通被選定為交易顧問。唐曉寧合約到期，在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負責人敦促下續約，聲稱“鑒于我們與中國光大的關系，應再與曉寧續約”。
如上，由美國調查機構立賄賂案，2014年3月摩根大通中國投資銀行業務首席執行長兼亞洲投資銀行業務副董事長方方辭職，他在中國政商界人脈深厚，為摩根大通帶來利潤豐厚的承銷和咨詢業務。5月20日彭博社訊，方方已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可能面臨與摩根大通“子女招聘項目”相關的法律指控。
光大集團與摩根大通共同制造了蜚聲國際的賄賂案，這種中國金融銀行業跨越國境的腐敗，在本國以“改革”之名得以保護，而遭戰略對峙國立案調查，極具諷刺意味!中國國務院、全國人大和中紀委始終未制止金融銀行業及其光大集團私有化進程，未對其整體立案審查、追究其財產權變化和重估價值等，終導致2014年8月光大集團宣布母公司改制，并將上市。這算什么“改革”?顯然，是在金融附庸化的黑幕下，走上了徹底私有化的不歸路。
結 語
本文揭此內幕，皆因“混合所有制”引起全民質疑，且私有化鼓吹者利用十八屆三中全會認可“混合所有制”是國企改革的一種形式，用“不爭論”的老辦法偷梁換柱，強制性要求全國國企一律搞“混合制”改造，實際上是將所剩不多的國企優質存量財產權再度出讓瓜分，中飽私囊或孝敬列強。危亡之際的思考：經槍林彈雨而得天下者，難道真能夠容忍執政基礎頃刻瓦解?即便在這個問題上犯糊涂、上了當，廣大勞動階級能夠無奈接受這種“不爭論”的歷史安排?持續私有化必將導致社會矛盾惡化突發的事實并非鮮見，何況這在中國!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制度安排的結果，立足于該安排而進行的邏輯演進，其結果一定是可控的。如剝削并非產生于生產過程，而產生于財產占有與分配過程。所謂的氏族公有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等，都是由財產占有權與分配制度的不同而劃分的社會基本形態。財產爭奪是人類社會階級斗爭史的核心，要時刻警惕，有效防范。新時期，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跨境行賄腐蝕我政權，把控權貴精英培植為代理人，里應外合利益勾結，以圖掠我優質國民財產，毀我國民經濟根基，將中國固化為其永久的附屬國。若中共不能有效遏制，聽任國企私有化和金融附庸化交織推進，勢必演化為政權顛覆力量，造成階級裂解、民族裂解乃至國家裂解之可悲局面。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來源：《昆侖資訊》 昆侖策研究院主辦 2014年9月9日
【昆侖策研究院簡介】昆侖策研究院是由部分軍地老同志、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發起成立的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這是一個自主獨立的研究機構，它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這是一方群英薈萃、報國獻策的熱土，它在中國改革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和考驗的時候應運而生，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服務國家和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這是一所沒有圍墻的研究院，它向社會各界具有愛國情懷、客觀精神和慧眼卓識的仁人志士、專家學者們敞開大門，歡迎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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