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樁社會意識場中的爭論表明，當下我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已是誰都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有爭論未嘗不是好事!它會使社會各界更加清晰地了解當下知識分子群體的內在結構和矛盾狀況，也會使關于中國道路選擇的不同立場更加鮮明和透亮。
深究這一群體分化的原因，不能離開世情和國情的剖析。當今世界，西方國家依然擁有比較優勢。當今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中，封建殘余依然擁有一定的生存土壤，私人資本還存在現實的合理性。顯然，當下的種種爭論，只不過是近代以來中國道路探索分歧的延續而已。
在中國問題上分析方法和解決方案的重大差異，構成知識分子分化的一大表征。不可否認，認為西方模式具有普適性意義的，不乏理論基礎深厚、學術態度嚴謹的學者。立足于中國問題的解決而持有不同的主張，應尊重和理解善意的初衷。作為一個后發國家，當然不應無視西方現代化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拒斥決不是科學的態度，但由于國情和性質的特殊性，吸收和借鑒又必須蘊涵不容妥協的原則和不可逾越的邊界。這是一個爭論許久但仍會持續爭論下去的重大問題。
知識分子分化的原因遠不止于此。利益因素的引入是關鍵性工具，它可以勾勒出更加豐富而復雜的知識分子版圖。這里突出說明的是，在鼓吹西方模式包治中國百病的知識分子中，有的已經自覺淪為各類資本的工具和代言人。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分化、重組的歷史進程中，各類資本和少數知識分子一起所形成的利益聯盟，恐怕是關注中國改革的人們都不會忽視的一大景觀。
現實的邏輯一般是，各類資本往往利用知識分子發聲，制造和引導輿論，影響政界出策，以達到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利益的鏈條是無縫對接的。有的知識分子出席某些會議，出場費動輒幾萬元，甚至更高。有的知識分子被一些大公司聘為“獨立董事”，收入不菲。有媒體報道，在2011年公布年報的13家上市銀行中，共有45位學者型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報酬大都介于20萬元到40萬元之間，而高者可達百萬。各類資本對為他們代言的知識分子所提供的豐厚回報，是確認這些知識分子成為各類資本一部分的關鍵性依據。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是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貢獻智慧和力量，而不是為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吶喊和粉飾。只有在實踐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的本質，嚴重的中國問題才有緩解和減輕的可能。但是，有的知識分子卻反復質疑和不斷指責現實的社會主義脫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其目的是要把社會主義的方向轉換成資本主義的方向，撐著改革的幌子遮蔽和消解勞動解放的主題。
需要澄清的是，批判決不是那些標榜“公知”者的專利，而是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知識分子的利器。批判更不是由著性子的人身攻擊。魯迅先生當年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這應是對參與爭論的知識分子的告誡和提醒。當各類資本挾裹了部分知識分子為他們代言的時候，勞動人民呼喚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真正加入到他們之中!在鼓與呼中開辟出勞動解放的現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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