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時代下的中國工人階級

　　前言

　　鄧時代的一個重大貢獻是，中國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了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了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于光鮮的城市面貌，嘆服于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作場所中重復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環，漂泊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鄧時代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他們的經歷折射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吊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產方式以及勞動關系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路和未來。

　　鄧時代的經濟改革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鄧小平帶領下的中國，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后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撒切爾、里根上臺為標志，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

　　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象，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精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對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產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了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官方開始所謂“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后，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精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踏上了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里，他們接受了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并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回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全面的控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被簡單地等同于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制，只能滋養懶人，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過于僵化，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只有市場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市場這支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家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并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產力很快耗盡，包產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產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松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余勞動力”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才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面對市場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為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支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累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鄧時代的改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于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地產商的財富神話同幾千萬建筑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后果的極好的注腳。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今天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并非史無前例。18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出現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勞動力的過程。無產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份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扎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于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產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于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面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分離，另一方面使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勞動關系的基礎。 農民工問題的出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產物。直面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厘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為其提供再生產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表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盡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征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了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產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并沒有使中國的產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份，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表現的，他們仍然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并因此喪失了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出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系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份、階級地位形成的復雜過程。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份，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里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份，國家在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份變得模糊起來。回到馬克思對于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一方面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他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產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產生了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份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去階級化的西方左翼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么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么遲遲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么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在馬克思那里，雖然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但是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是預定的，“自在”到“自為”的轉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帶來階級結構的簡單化和尖銳的階級對立，“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預言的革命還沒有來臨，相反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后走向相對繁榮和穩定的通道，為了彌合西方現實社會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鴻溝，“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盧卡奇，1999;葛蘭西，1992)。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系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行動了(Laclau and Mouffe:1985)。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注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 (Wright 1989)。

　　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支配性地位。也正因為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系、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產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當然。如此看來，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面過分夸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后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次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里制造了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工人力量與階級形成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農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單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存在于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的背后的剝削關系。

　　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沖突，主張只有將處于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制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系的體現，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階級沖突的普遍議題，而且是要特別地關注一個處于后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于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的實質性變革。

　　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吊詭的是我們卻正在中國真實地面對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的艱難誕生的歷程。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在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或扭曲或壓制，在這個意義上，被投擲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兩億農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時”的意味，然而，他們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

　　在當今的中國，新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爭渠道，也沒有工會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持，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新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完整的工人身份，他們的身份認同徘徊于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動能力;其二，在許多行業中，分包勞動體制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生產任務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總是源源不斷地制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并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不斷積累的斗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去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去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板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板就不拿你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

　　階級主體的呼喚

　　在生產線、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體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剝削、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新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這首“討薪之歌”所揭示的，當工人辛辛苦苦勞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地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下去，但并沒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于模糊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并擺脫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樣，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工業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系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新工人在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階級對立和沖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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