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羅•巴蘭 保羅•斯威齊 著 趙紀萍 譯
[內容提要]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圖書出版與廣播電視對于文化品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文章通過對這兩個領域的關注和研究，進一步探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文化，指出隨著圖書出版與廣播電視這兩大產業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文化的低俗化、惡俗化日益凸顯，成為壟斷資本主義急需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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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對青年人的教育以及其文學、戲劇、音樂和藝術都是文化的內涵--《牛津英語詞典》將文化簡明地定義為“心智、趣味和行為舉止的培育和完善……文明的知識層面”。為了進一步探究壟斷資本主義文化，我們選定圖書出版和傳播予以關注，因為這兩個領域對于文化品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并能提供大量的專門研究資料。與其他商品生產一樣，圖書出版和廣播電視這兩大產業也受到生產動力、興趣、動機等因素的支配，而且其商品化程度令人驚訝。
當然，只有當生產力在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了極大的提高，文化產業才有可能獲得發展。在社會發展早期，文化生活只是少數人的特權，絕大多數人一睜眼就要為了維持生計而辛苦勞作。在英國，直到19世紀晚期，“只有少數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商人、銀行家、專業人士以及制造商才有時間在傍晚后陪伴家人、讀書怡情。大多數處于社會底層的人要長時間地辛苦勞作，而且小雇主和監工還盡可能延長工人的工時。到19世紀80年代，零售商這個群體的人數已達125萬。他們的營業時間從早晨七、八點一直持續到夜里10點，到周六則要延遲到午夜12點。對于本世紀上半葉的熟練和非熟練勞動者來說，這么長的工作時間簡直會令國家蒙羞。而在19世紀，14小時工作日非常普遍，16小時工作日也并不鮮見”。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市場自然微不足道，而且國民教育也僅限于傳授高效工作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改革者深諳此道，因此投入大量精力爭取縮短工人工作日。只有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空閑時間，工人才有可能考慮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并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但是，隨著工人收入和閑暇時間的增加，隨著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結出了豐碩果實，他們肯定能夠在“文明的知識層面”獲得應有的享受：這是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對他們的承諾。
然而，事情的發展偏離了預期的軌道。的確，隨著收入的增加和工作時間的縮短，圖書報刊、戲劇、電影、音樂的生產和消費也相應增加。然而，文化產品數量的劇增也帶來了質量的急劇變化--文化產品質量的總體下降。隨著從手工生產到規模生產的轉變，文化產業在公司利益的驅動下開始走向墮落，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不惜自貶去迎合人性中的弱點和低級趣味。這樣的文化輸出必然與我們的愿景背道而馳。文化并未帶來“心智、趣味和行為舉止的培育和完善”，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心智的惡俗化、趣味的低級化以及行為舉止的野蠻化。
衡量社會文化水平的可靠指標：圖書的數量和質量
長久以來，圖書一直是文化傳媒的驕傲。幾個世紀以來，圖書是人類知識的存儲庫，是知識世代相傳的主要媒介。印刷術發明后，更多的人通過圖書共享文明成果。盡管今天的報紙和雜志已經代替圖書成為主要的閱讀材料，盡管圖書的傳統職能已經部分地由錄像、電影、磁帶所代替，然而圖書仍然在社會文化機構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性。一個社會所撰寫、出版和閱讀的圖書的數量和質量完全可以被視為衡量社會文化水平的可靠指標。
接下來，我們并非要審視美國圖書產業的方方面面。教科書由于是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必然反映了教育的特點和要求，因而被排除在外。科技、學術方面的圖書因其潛在的讀者群很小，而且專業化程度很高，也被排除在外。最后，我們要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文學類書籍。很多人曾誤以為，文學類書籍是出版商重點關注的對象，即面向廣大讀者的“普及類圖書”，比如小說和散文類圖書。除去圖書館和各種研究機構，購買這類圖書的讀者在整個人口中占比很小，相對于購書群體而言也僅占很小一部分。作為衡量社會文化水平的指標，考察這類圖書的意義不大。
當然，美國像其他社會一樣擁有一些獨立正直的作家。他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有時還創作出上乘之作。正如有些人在教育體系之外設法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很多作家也頂住壓力寫出了好書。然而，這種情況畢竟只是少數。相對于受過教育的人口規模，美國獨立的一流文學藝術家可能要比100年前少。這絕不是因為藝術潛力下降了，而僅僅是因為嚴肅藝術無法換回豐厚的報酬。除非藝術家經濟獨立或者安貧樂道(在物質社會中，這兩點都是很難做到的)，否則，他要么被迫出賣自己的才華，為花里胡哨的雜志、電影、電視和廣播撰稿;要么選擇成為一名大學老師，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大學老師這份職業無法提供對于創作至關重要的創作氛圍、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自由。歐內斯特•范•丹•哈格簡要地對此予以了概括：“與過去相比，我們的社會并沒有怠慢偉大作品的創作者。但是，我們太過厚待流行藝術的創作者，以致追隨者趨之若鶩。過去，這樣的誘惑是不存在的。”
此外，美國今天絕大多數的嚴肅作家反映的是對美國現實深深的幻滅感和對未來的絕望。在美國藝術家的眼中，“美國夢”已然成為一場噩夢。對美國社會的這種消極看法并非僅僅局限于小說。二戰后有一段時期，被賴特•米爾斯形象地稱為“美國慶典”。很顯然，自我批判文學在當時已經不合時宜。在過去幾年里，美國評論家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轉向暴露文學。這一文學創作傳統承襲自一戰前夕的丑聞揭露者和20世紀20、30年代的各種社會批評家。但是，這違背了當時美國社會一種廣受認可的看法，即美國是那種循規蹈矩的社會，容不得批評。的確，美國是那種循規蹈矩的社會。不過，美國社會也歡迎批評，甚至醉心其中。這并非因為美國國民性格中有自虐傾向，而是因為當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弊病日益凸顯時，出版社會批評類作品不僅能帶來豐厚的利潤，而且能夠起到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在最近的一次評論中，查爾斯•波爾對這種作用進行了精確的描述：
像霍伊特先生的著作這樣的新作如今大量涌現。這種書的魅力在于它們以某種方式為那些希望幻滅的人帶去希望。讀這種書會令我們安心--即使我們的生活常常遭到不公和荒謬的強烈沖擊，但這些苦難終有一天會過去。可以這么說，我們只能坐在那里讀書，有人卻會果斷地去消除那些社會弊病。
然而，那些受出版商青睞的社會批評作品只是指出了社會弊病，并未在社會秩序的框架中去探尋原因。人性、國民性格、工業化--這些或其他真實或想象中的因素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但絕不會歸咎于壟斷資本主義。因此，讀者隱隱約約地了解到：人們對此無能為力，安全的表面化改革將會改善現狀，我們應該在過去一直缺少德行的方面改過向善。無論哪種情況，社會弊病都是不減反增。這是因為罪惡的曝光和不滿的發泄就像安全閥一樣控制著在某種情況下會噴薄的激情，還因為社會批評的流行恰恰證明了我們的社會是多么地自由、開放和進步。然而，專注于揭露社會罪惡根源的真正激進的社會批評卻是美國出版商的禁忌。
圖書產業大發展背后的隱憂
二戰以來，圖書產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從人們的口袋到起居室，從郵購目錄到藥店和超市，圖書幾乎無所不在。1950年到1962年間出版(新版或重印)的圖書數量從1.1萬冊增長到2.2冊，翻了1倍;用于圖書消費的可支配收入份額也從1957年的0.37%(同1929年)上升至1961年的0.45%。
美國銷售的圖書總數增加了l倍之多，其中平裝圖書增加了8倍。目前，平裝圖書構成了圖書生產的主干，而主干中的主干則是所謂的大規模行銷平裝圖書。同50年前相比，“圖書”這一詞匯所指代的對象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圖書內容的重大變化及其社會角色的轉變上。
在這個世紀，特別是二戰以來，美國出版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上，出版社是小型的家族企業，老板實際上是文學贊助人，更感興趣的是培養人才而非經營企業。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誤導。事實上，出版業早已被那些具有商業頭腦的人所把持。的確，圖書產業逐漸被少數大公司所把持，圖書生產呈現出高度集中化的趨勢。1958年，所有圖書出貨量的69%被最大的50家公司所占據。自此之后，公司倒閉和兼并的浪潮席卷整個圖書產業：兼并數量由1948-1950年間的年平均3.5家上升至1956-1960年間的年平均10.8家。到1961年底，在大規模行銷領域僅存18家出版公司，而7年前該類公司有82家。
盡管圖書出版業呈現出高度集中的趨勢，但是激烈的競爭依然存在。盡管每本書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具有相當的剛性需求，但這種情況只適合少數圖書和相對狹小的圖書市場--這部分市場的需求主體是圖書館、研究機構以及不在乎價格的有錢人。絕大多數圖書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且必須面對來自其他閱讀材料(報紙、期刊、雜志)、其他娛樂形式(電影、電視、無線廣播、體育比賽)以及其他消費或儲蓄方式的競爭。因此，大規模行銷圖書的價格必須經過精確計算，保持低價格競爭力。每類書的定價完全是標準化的，而且整個行業都恪守這種標準。這一點也凸顯了圖書產業正在逐漸展露的壟斷特性。
所有這一切使得圖書出版產業的利潤空間狹小--其成本上升較快，而利潤率在下降。貝內特•瑟夫在1947年提到普及版圖書時指出：“出版商發行任何新書的盈虧平衡點曾經介于2500至4000冊之間，而現在則是1萬冊。”一份新的報告指出，普及版圖書出版商只有在銷售1.5萬冊的情況下才能確保出版新書的利潤。對于大規模行銷圖書的出版商而言，這些數字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圖書出版領域，盈虧平衡點的最低值是15萬冊，而且還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這越發凸顯了“附屬權”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這些權利涉及雜志連載權、翻譯權、影視攝制權以及廣播播放權等。“出版商僅僅依靠正常行銷而營利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多的出版商發現已經虧損的圖書竟然可以通過出售附屬權而營利。”成功的作家，更多時候是出版商的代理人，能夠越來越熟練地禁止或限制他們參與分配潛在的電影版權費。這些以及其他附屬收益在出版商選擇出版書稿時常常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增加圖書出版品種的迫切需求、對附屬權的極度關注以及出版業日益突出的大企業結構特點，不僅對所發行圖書的數量和價格具有決定性影響，而且對其質量也產生著深遠影響。當務之急是，出版的書稿能盡量從各個層次吸引盡可能多的讀者。在盡可能獲取最大利潤這一點上，現代出版巨頭與傳統的小出版公司沒有不同。但是，在實現利潤目標的框架以及理性程度方面，它們存在差異。
盡力將昂貴的圖書出售給一小部分圖書消費者，這是傳統小出版公司的典型做法。大型出版公司則是將廉價的圖書投放到廣闊的市場。不同的目標需要不同的方法。小出版商希望他所青睞的圖書也能受到公眾的喜愛，因此他的個人品味和判斷對于他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像其他大型的公司企業一樣，大型出版社的基本原則是“安全第一”，其決策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隨意投資、試驗以及對書稿的賭博性投資絕不會因為某個公司執行官或編輯感興趣而進入公司決策。來自公司銷售部、生產部、附屬權部、公關部等部門的代表組成專家委員會，共同決定投資項目的選擇。判斷一本書的標準不再僅僅是書自身的優劣，還必須從市場的角度予以考慮。因此，出版行業出現了一套不成文的規則。
第一，所出版的書稿應當避免冒犯任何階級、階層以及任何地域和宗教派別中的潛在讀者。如果得罪某些讀者群的風險不可避免，則必須確保該讀者群的規模很小，而且那些被取悅的讀者數量能夠彌補所流失的讀者數量。如果圖書所表達的觀點與普遍的宗教情感相抵觸，該書會受到排斥;如果圖書所涉及的是強奸、謀殺和騷亂，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第二，圖書選題必須經過嚴格挑選。對某些問題的爭論是可以的，甚至值得期待，因為這能夠提高圖書的營銷吸引力。性、心理學、近期的種族關系等選題也是可以的，只要不直接涉及對現行經濟社會秩序基本結構的抨擊。
第三，知名作家的作品、著作被優先考慮，他們的知名度是市場份額的保證。但是，大多數大規模行銷圖書作家的知名度與其文學才華沒有多大關系，卻與宣傳和迎合大眾市場的訣竅有著莫大關系。宣傳是由大眾媒體策劃的。顯然，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是絕不會幫助那些思想激進的作家擴大知名度的。作家為了擴大知名度，在創作時傾向于排斥敏感話題，而對敏感話題的排斥有利于作家知名度的提高。
第四條規則是用犀利的眼光識別成功的作品，并迅速地進行模仿。正如服裝產業的新款式能引領整個行業，成功的圖書也能夠使所有的出版商趨之若鶩。
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這些規則已經發生了變化。追蹤這些變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注意到，這些規則對現代小說緣起的影響日益顯著。然而，這種日益積累的量變恰恰改變了作品本身的質量。隨著作家日漸成為出版公司的員工，其獨立性日漸喪失。出版公司根據出版商所做的市場調查以及編委會據此做的決定來確定要出版的書目。因此，通過圖書生產的運作過程來了解作家的觀點、見解和信念是徒勞無益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推出暢銷圖書為主要任務的公司團隊的真實情感、意圖和觀點在上市的圖書中并非一定能夠得到反映。不過，他們通過集體思考、調查和直覺而預測出了可能受讀者歡迎的圖書種類。
這些規則導致了文學作品的日漸趨同。更有甚者，作家作品的獨特風格也逐漸喪失。這使得市場的彈性需求明顯增加，也加劇了圖書出版市場的激烈競爭--圖書市場書目繁多，購書者選擇什么圖書以供閑暇時或搭乘飛機時消磨時光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然而，任何出版商都不敢打破這些規則，或者另立新規。他們最多也就是對這些規則加以修改和調整，以滿足特殊市場的需求。
有時候，出版商會選定一些電郵地址發送宣傳廣告，以推廣一部偉大的、前無古人的新作。當然，廣告不會透露書還沒有開始動筆寫，到目前為止還只是出版商的一個“想法”而已。但是，如果訂單的數量讓人滿意，出版商將會委托一位作家著手創作。這一點清楚無誤地說明，圖書的生產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
除了“優先考慮知名作家”這一條，大規模行銷圖書市場嚴格遵守所有這些規則。上市圖書的創作素材需要包含最新的時代因子，而且還要有潛力成為暢銷書并帶來可觀的輔助收入。當然，知名作家還是更受青睞，但是只要遵守規則并迎合時尚，新人作家也會有機會。
因此，作家針對大規模行銷圖書市場而創作的小說并不是要表達自己對個人和社會的看法。正如埃爾默•戴維斯(Elmer Da-vis)所言，小說創作“不是一些人想要寫什么，而是另一些人想要他們寫什么”。無論如何，所有這些較為清晰地揭示了當時較為普遍的創作理念和態度。但是，我們必須改變分析的重點--作家的信息無需過多的關注和研究，更值得權衡和探究的是被出版商及其員工和作家認為有商業價值的創作主題及其相關數據和描述性信息。
這方面信息的一個主要來源是愛麗絲•佩恩•哈克特的作品《60年暢銷書：1895-1955》。當然，在這個國家，《圣經》是所有時代的暢銷書，尤其是在20世紀中葉。未刪節版《圣經》平均每年的銷量達到700萬冊。與其他任何種類的圖書相比，宗教小說或非小說類圖書更經常登上暢銷書單。這不過是二戰以來“宗教熱”的表現之一。1940年至1960年，教堂的信徒從全國人口的49%增長到了64%，修建新教堂的費用也從1947年的1.26億美元上升到了1961年的8.05億美元。
全國到處都是迷茫彷徨的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深感不滿，并察覺到有些事情不對勁。但是，他們說不出問題所在，更別說找出解決之道了。這些人感到特別困惑，但還沒到需要找心理醫生疏導的程度。不過，他們感到沮喪、郁悶，感到自己成了生活的受害者，其中有些人甚至瀕臨崩潰。所以，他們購買大量的宗教文學書籍并試圖從中尋求慰藉。但是，這些書并非仙丹妙藥，既無法為他們厘清所受苦難的原因，也不能為他們提供平衡內心、適應外界的高明辦法。唯我主義和神秘主義是貫穿這類書籍的主要內容。這種題材的圖書其實遠遠起不到改善讀者心理狀況的作用。 然而，國人精神迷惘的狀態決定了市場對這類圖書的需求。一則廣告在向公司管理層推銷諾曼•文森特•皮爾的《積極思考的力量》時說：“把這本書送給你的員工吧，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據報道，一位購書者滿意地說，員工讀過此書后，抱怨少了，干勁足了。推銷員“對他們公司及其所售商品重新燃起了信心”，辦公室職員“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大大減少了看表等下班的次數”。難怪很多大公司大批量地購買皮爾的書或此類圖書，免費發放給員工。該類圖書的銷量也因此而大增。
1895年以來，在非小說類圖書中，烹飪類圖書是僅次于《圣經》和宗教類圖書的暢銷書。犯罪、偵探、推理小說等則在小說類圖書市場獨領風騷?，F在，小說市場的年銷售量是1億冊。這樣的增長令人矚目。除了銷量的激增，小說質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經典的偵探小說通常是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來揭露犯罪行為--一般是謀殺，但也可能是寶石偷盜、外交或商業陰謀。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位高度理性、聰明絕頂的偵探，他身邊往往會有一個笨拙的助手來襯托主人公非凡的推理能力。他靠著蛛絲馬跡就能找出線索和證據，并進行抽絲剝繭的推理。經典的偵探小說反映的是19世紀資產階級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它還將“復式記賬法”引入小說領域，開啟了小說的復式敘事模式。
今天的偵探小說在小說類圖書中嶄露頭角，其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小說的焦點已經從展示偵探的英勇機智轉到關注犯罪上來。小說對犯罪細節的描寫更加細致;追查罪犯不僅需要耐心地查找頭緒繁多的線索，還要經受諸多折磨和磨難。偵探不再是正義的化身，而是集調查者、法官和劊子手等身份于一身。美國作家米奇•斯皮蘭的六部作品曾是20世紀美國排名前15位的暢銷書，麥克•漢默是書中的主要人物，本質上是一個愚蠢的、不道德的虐待狂，而且趣味低俗、酗酒、好色、暴力。他稱自己的座右銘是：“殺，殺，殺，殺!”他崇尚以暴制暴，甚至草菅人命。然而，這些充斥著嗜殺、暴力的作品竟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難怪克里斯托弗•拉法吉要詰問：“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竟然能夠支持并歡迎對待普通生命的這種態度，這個國家到底是怎么了?”
此外，大規模行銷小說和偵探小說并行發展。真正的藝術家不會自掘墳墓，他們視作品的質量為創作的生命。這種作品反映的是個人和社會矛盾，表現的是人的激情、歡樂和痛苦。一流的藝術家不會強加自己的世界觀于他人，而其作品既不分析也不闡釋。他筆下的人物為自己代言;他們的一言一行傳遞著作家對現實的觀感和洞察。偵探小說的核心是對犯罪和暴力的客觀描述。與此類似，現代大規模行銷小說只是詳盡敘述主人公的外顯行為，而沒有試圖去探尋這些行為背后的原因和動機。這類小說與斯皮蘭偵探小說的區別只是長度和結構的不同，而非審美品質或道德取向的差別。這類小說通過懸念、刺激來娛樂消費者，其目的是刺激消費者的感官。
一本售價95美分的小說的封面這樣寫道：“該書對那些不懂付出、只知索取的紅塵男女進行了直白的抨擊。他們陷入對權力和愛情狂熱的、無休止的追逐之中，為了支配他人甚至不惜自我毀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在罪惡和成功之中迷失了自我。”另一本75美分的小說則稱：“這本成人小說審視了六位女性的房事表現。她們的身份背景不同，其中有花癡，有壓抑的知識分子，有性冷淡的妻子，有對父親言聽計從的新娘，有蕩婦，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職業女性。”另有一本略微單薄因而售價僅有50美分的小說告訴我們：“性推動情節發展”，并承諾“毫無保留地呈現郊區居民的罪惡”。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當然，強迫式推銷、虛假廣告以及兜售毫無價值而且有害的產品并非圖書市場獨有的現象。但是，這反映了圖書的價值在過去幾十年里遭到了持續的、有條不紊的貶損。將用于推銷“性服務”、化妝品、煙酒和藥品的方法用于推銷圖書，對文學作品從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傷害，而且損害了圖書作為文化媒介的價值。這不僅僅是指那些垃圾圖書。在這一過程中，好的、甚至偉大的藝術作品也被扭曲了。它們被迫開出美麗的空白支票，被以扭曲的形式和內容呈現給讀者。這不僅破壞了圖書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深深影響了讀者對待圖書的態度。文學作品不再是洞察生活、審美享受的來源，不再是可以欣賞的文字記錄;它們被市場定位為提供輕松娛樂、感官刺激的廉價手段--可以隨意瀏覽，也可以直接跳到有關犯罪、罪惡和性的刺激段落，讀完之后就可以被隨手丟棄。
很少有人用“書”這一術語來指產量巨大的“漫畫書”。據估計，1958年，全美漫畫書的年銷售量大約為6億冊，這還不包括報紙上的連載漫畫，其每天的讀者有1億多。
6-11歲的孩子中，95%的男孩和91%的女孩是“漫畫書”穩定的消費群體。12-17歲的孩子中，這個比例有所下降，分別是87%的男孩和81%的女孩。18-30歲的群體中，這個數字降至16%的男性和12%的女性。……這些數據指的是穩定的讀者群體。如果再加上不固定讀者，男性讀者和女性讀者分別再加13%和10%。……二戰中，美國軍人服務社中的漫畫書的銷售量超過《生活》、《讀者文摘》以及《周六晚報》的綜合銷售量，其比例是10：1。
至于漫畫書對成人和兒童的影響，人們的看法存在很大差異。盡管如此，嚴肅的學生普遍認為，看漫畫會讓人變得思想空虛、容易偏執，而且還會破壞審美思維。就連一位喜歡漫畫的作家也認為：如此原始、丑陋的東西竟然會變得如此重要，簡直令人匪夷所思。漫畫書是丑陋的，幾乎沒有什么欣賞價值。書的紙張粗糙。就漫畫而言，這些漫畫家的確還是有一定的功底的，漫畫人物惟妙惟肖……但是人物靈魂空虛、蠻橫粗俗。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些看起來有趣歡快的東西，那就是漫畫的色彩了。色彩越斑斕，對比越鮮明，效果就越好--這似乎是漫畫界的一條公理。但是相較于故事的布局、情節的設置以及中心思想，繪畫藝術就顯得單調暗淡了些。
另一位學生指出，內容分析“顯示漫畫書中充斥著大量有關種族中心主義、暴力、犯罪和性的內容”。還有一些批評言辭更加尖銳。1955年2月，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一份關于青少年犯罪的調查報告指出，犯罪、恐怖題材漫畫占據了漫畫書的絕大多數，“內容涉及故意傷害、搶劫、強奸、人吃人、大屠殺、戀尸癖、性、虐待、受虐以及幾乎其他一切形式的犯罪、墮落、獸性和恐怖，不啻為青少年的犯罪教科書”。
對于這種批評，喜歡漫畫書的人會提出強烈抗議。他們認為，把漫畫書挑出予以特別的譴責是不公平的，因為漫畫書存在的大部分問題在其他出版物、無線廣播、電視節目以及其他文化機構中同樣存在。
高度壟斷的廣播電視業中謊言大行其道
美國廣播電視公司的發展或許可以為出版業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大約有540家廣播電視公司，但是該行業整體上已經呈現出高度壟斷的發展趨勢。經濟實力、政治控制和技術因素使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美國廣播公司(ABC)三家大公司逐漸脫穎而出，基本形成壟斷態勢。
全國幾乎所有的電視臺(35家除外)都附屬于美國三大電視網中的一家或多家。三大電視網為它們提供節目轉播權，并向廣告客戶提供相關業務。每家電視網都既有廣播網又有電視網，擁有8到10家直屬的廣播電視臺，是其直屬臺和附屬臺的可靠后盾。它們播放直播節目和錄播節目，與收音機、電視機、發射機、天線、演播室設備生產和電影放映等相關行業有著廣泛的聯系。
相對于廣播網，電視網有著絕對優勢，對好萊塢有著極大的影響力，而且與美國的報刊業有著密切聯系。雷奧•鮑加特在1958年指出：“全國502家電視臺中的163家，或者說33%的電視臺，為報業公司所擁有或者附屬于報業公司”，而且“附屬于報業公司的電視臺在其覆蓋范圍內擁有超過90%的全國觀眾”。
人們花多少時間看電視和聽廣播呢?盡管這個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但是下面的數據是可靠的。電視機每天開著的時間超過5小時(工作日略短，而周末則略長);男性看電視的時間為平均每天2.5小時，女性為3.5小時，兒童為4小時。另外，男性聽廣播的時間為平均每天1-1.5小時，女性為1-2小時。
在本質上，三大電視網不過是廣告客戶的代理。正如20世紀福克斯電視公司總裁彼得•萊瓦什所說：“你必須用現實的眼光按照電視本來的樣子看待電視。贊助者購買節目是為了推銷他的產品。這才是播放電視節目的根本目的，即推銷某個人的產品。”電視幫助大約4000多家公司推銷產品，但是35%以上的電視廣告收入來自10家大公司，而且與此同時，全國電視廣告業務的絕大部分被10家廣告公司所把持，其廣告收入占到全國電視廣告收入的一半。
電視節目實際上被為數不多的幾家實力雄厚的大公司的銷售部所控制，這是不可避免的。無線廣播節目也面臨相似的處境。這些公司不關心文化的推廣，只對最大限度地擴大受眾范圍并實現銷售額及利潤的最大化感興趣。結果，涌現出大量“極端保守”的節目以及“迎合最底層觀眾共同需求”的節目。
至于這些節目對成人和兒童觀眾的影響，廣播專業學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但是旁觀者清--當然是行業之外的旁觀者，他們對于節目的總體水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對廣播電視節目的普遍譴責聲中，有人認為該行業不能只提供娛樂，還有人只關心如何對所提供的娛樂的形式進行質量評估。
1961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牛頓•米諾在上任4個月后對全美廣播業發表講話指出：“我請你們在電視臺播放節目時坐在電視機前，切莫讓任何書報雜志、損益賬表或定額手冊來分散你們的注意力，用你們的眼睛緊緊盯住電視機，直到電視臺停止播送節目。我保準你們看到的是茫茫一片荒原。”其他評論也都持這種觀點。沃爾特•李普曼指責廣播公司“敗壞了最具影響力的教育娛樂機構的聲譽”。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電視益智游戲節目成為美國觀眾的新寵。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電視益智游戲節目制片人艾爾伯特•弗里德曼在1959年曾指出：“今天的電視節目充斥著暴力犯罪。倒是電視益智游戲這類娛樂節目為觀眾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1960年，英國皮爾金頓委員會對整個英國廣電產業的格局及節目內容的發展趨向等問題進行了調研，隨后發表的《皮爾金頓報告》特別控訴了英國節目中包含大量美國節目素材這一現象。該報告的一位作者指出：“這種批評并非排外的表現，而是對這些質量低下的節目及其所傳達的庸俗價值觀的一種譴責。”英國BBC公司告訴該委員會，他們不得不割舍掉很多美國西部片，就是因為這些節目過多地渲染暴力和虐待，而他們的電視節目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這類節目。
虐待、犯罪、低級趣味以及腦殘弱智--這些僅僅是廣播電視娛樂節目“劣質”表現的冰山一角。更為嚴重的是，播放的內容一直充滿了欺騙性。有人指出，具有欺騙性的益智游戲節目一旦被揭露，將被永久性取締。不過，欺騙的某種特殊表現形式并非問題的關鍵。欺騙和欺詐的風氣彌漫于整個行業，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謊言并非僅僅局限于虛假廣告的泛濫，還滲透到大部分電視節目中。電視所呈現的世界充滿了各種利益沖突、不合理、緊張局勢、無休止的爭斗以及改善生活的無限可能性，但這并非真實的世界。這不過是一件低劣的藝術品，傾向于徹底扭曲世界的真實面貌。正如一項研究所言：日間節目、電視劇、雜志短篇故事以及其他形式的娛樂節目，不斷地呈現給人們一個典型的戲劇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最好的人是印第安人，沖突的根源是人心不古而非社會原因，任何有悖于傳統文化價值觀的行為都會招致災禍。改編自小說的電影往往省略或者緩和原作中尖銳的社會批評，并強化“善惡皆有報”的觀念。
大眾傳媒專業的某位更加保守的學生補充道：電影是電視臺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將近占到節目播出總量的一半。這種電影無疑規避了很多正統劇的戲劇主題、人物、情節以及結果。毫無疑問，在我們討論的范疇中，很多有關政治、宗教、經濟、種族的觀點及其他一些敏感話題在廣播電視提供的服務中從未得到充分體現。
有人認為，“夢工廠”的任務僅僅是把觀眾帶入一個虛幻的仙境，為忙碌一天的觀眾提供娛樂放松的機會。這種觀點有失偏頗。與此相反，“夢工廠”所宣揚的態度、情感和觀點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反而加重了觀眾的孤獨、困惑和無助。電視以及其他大眾媒體的這種洗腦過程，使得觀眾看不清自己遭遇的本質及其原因，從而導致了個人心理和情感的崩潰。向一個人灌輸一種關于其個人生存狀態的虛幻認識，會使得他在個人和社會層面上都不設防。因此，人們可能喪失對現實生活的真正洞察力。更有甚者，經常帶著有色眼鏡看問題最終會鈍化人們體驗生活的能力。
大眾傳媒世界普遍存在的欺騙在與現實的日常對決中變得越來越透明。在這種環境的長期熏染下，人們逐漸不再相信自己讀到、看到和聽到的東西。一個人從小就知道大部分的大眾傳媒是謊言的散布者，因此他越來越不相信被動接受的所謂價值觀和真理，而他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熟起來。“生活的常態是欺騙”這種認知與一種“我有什么資格評判對錯”的深深的無力感相互交織。人們的態度正如一位敏銳的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在現代美國社會，有這樣一個秘而不宣的共識，即所有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機構不過是一場騙局。大眾媒體僅在小報和雜志上拐彎抹角地提及這樣的觀點。此外，人們廣泛認為現代社會需要修補。”
這種秘而不宣的認識還涉及個體存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把視家庭為和諧幸福來源的說法貶為陳詞濫調，將所有的愛情故事斥之為多愁善感，對榮譽、責任、團結以及為理想獻身等不屑一顧。把“愛”狹義地理解為“性吸引”，把“其他人際關系”片面地定義為“個人利益”--這種認識褻瀆了愛情、兩情相悅、友誼、同情等人類最基本的情感能力，而這些情感正是人類痛苦和滿足的源泉。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社會文化機構所傳遞信息的虛假性，但是這并沒有激發人們尋求真理、理性和知識的熱情，反而導致了幻滅感和犬儒主義的蔓延。1959年電視競賽節目丑聞后，美國《Look》雜志的12位記者做過一次全國調查。該雜志的編輯威廉•阿特伍德對這次調查做了總結：“道德上的義憤填膺已經不合時宜了;失去理智并非明智之舉……美國人認為提高國家的道德風尚并非個人的責任。”
在壟斷資本時代，公司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對個人的控制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個人尊嚴、個人責任、自由、正義、榮譽等觀念不過是早期延續下來的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殘羹剩渣。在新的現實面前，這些價值觀淪喪了。有些人聲稱，這終結了所有的意識形態，并開啟了理性科學思考的新時代。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相反，這標志著一種意識形態結構向另一種意識形態結構的演化。徹底喪失理想，傲視超越現實的一切，憤世嫉俗地揭露虛偽的官方價值觀--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壟斷資本的意識形態。
恩格斯將意識形態定義為“虛假的意識”。“虛假的意識”的本質不僅是混雜在一起的、與現實無關的思想，還包含一種對現實的偏見，一種反映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但并未涵蓋全部的半真半假的思想。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們普遍認為大眾媒體操縱下的文化是一種謊言。被動接受這些謊言的觀眾在頓悟之后認識到，任何個人都沒有能力終結這種謊言體系。對謊言的恐懼以及源于這種恐懼的犬儒主義的擴散僅僅是一半的真相。另一半真相涉及一種早就存在而且有擴大趨勢的可能性，即一種不同以往的、更合理的、更人性化的存在狀態。無論其實現形式為知性說服力、審美表達抑或道德訴求，社會文化的唯一目的都是提高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力并拓寬他們的視野，以便他們更好地發掘自身的潛質。然而，壟斷資本主義的文化機構卻反其道而行之，其目的是讓人們接受現狀，適應庸俗的現實，放棄完善社會制度的希望和追求。除非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能夠抑制這種隨波逐流的狀態，否則諾曼•米勒的猜想將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得到證實：“19世紀的資本主義耗盡了數百萬工人的生命;20世紀的資本主義則很可能以摧毀文明人的思想而告終。”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62期，摘自2014年第6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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