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蘇長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編者按：中美民主政治模式，長期是學界討論熱點。今天我們刊發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蘇長和的《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之比較》，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以饗讀者。】
世界上有兩個國家一說民主人們可能會笑。美國現在在國際上一講民主，全世界人都會笑，因為它的民主政治對內對外都出現很大問題，名實不符;我一說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有些人會笑。為什么會笑?因為有些人骨子里認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西方政治話語塑造下的威權和專制國家。對此，很有必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對中國式民主政治與美國式民主政治作一對比，以消除人們對美國民主的神化和對中國民主的矮化。我認為不將對別人的神化和對自己的矮化的觀念障礙從我們大腦中拔除出去，我們就不能客觀地探討這個問題，堅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設的信心和恒心。
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有人說，美國是民主的老師，中國是民主的學生，學生怎么敢和老師比?這種以美國民主標準為參照的認識心態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中國今天的一些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現代化理論、政治發展研究、比較政治研究基本是按照這個套路在研究中國的，即先按照美國民主設定一個標準，然后將中國民主對號入座，這是在別人標準、別人話語體系下研究自己，結果可想而知，總是對自己橫挑鼻子豎挑眼，別人成了審美的對象，自己變成了審丑的對象，長期以往，自己好的東西都會被整容給毀了。所以，比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上不唯外的態度和精神，此為一。
還有一種錯誤的比較方法是從教條的書本出發，脫離實際和實踐比較中國式民主和美國式民主。典型的是從美國民主教科書中的概念出發比較中美。此后果有二。一是美國民主教科書中的民主與美國的實際差距太大，完全按照教科書，會導致對真實的美國民主政治的誤讀誤解甚多，忽略了對美國不自由不民主的認識;二是國人如果按照美國民主教科書理解美國，會導致對美國民主的贊揚連普通美國人看了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比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書的態度和精神，此為二。
那么，既然要比較，就得有個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就是唯實!世界上新制度模式出來的時候，人們是無法從外來的和舊模式中的概念理解它的。本文拋開許多外來的繁瑣、枯燥、晦澀、教條的民主政治教科書中的概念，結合民主政治的常識和中國政治生活語言，從政治一般原理比較中國式民主和美國式民主。
我認為生活是最大的學問，所有的學問道理都蘊含在普通生活中。看似復雜的政治原理其實就在生活之中，也建立在生活上面。我們不能觀察鮮活的生活，或者將社會生活與所謂的社會科學概念對立起來，是因為我們被強加的概念束縛住了。一旦我們從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的概念中跳出來談民主，思想上就會很輕松，就會感到很解放;惟有用扎根于本土的鮮活的概念，才能將自己的民主政治講生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在蘭考考察時引用焦裕祿的名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我們研究和探索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也要有這種精神。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歷史和文化
中美民主政治建立在各自國家的歷史之中。比較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有兩個因素影響甚深，一是文化因素，即“和”與“同”;二是歷史因素，即兩國民主政治的奮斗史的差異。
(1)文化上：美國求“同”，中國尚“和”
中國是一節一節長出來的國家，美國是一塊一塊拼成的國家。中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國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國求同，中國取和。“去和取同”者衰，這句話是《國語》中史伯與鄭桓公論興衰時說的。
美國人善于求同，中國人善于求和察異。高度一致成了美國社會典型的特點，這符合資本主義文明的特點，資本主義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消滅多樣性的;群星燦爛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由于是拼出來的國家，美國格外重視認同，國家力量幾乎無處不在，很隱蔽地滲透到各個領域。總之，你一定要同我一樣，不一樣就是異己。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奧維爾的《1984》、《動物莊園》在國內頗流行，這幾本書都被認為是攻擊共產主義計劃社會的，是對蘇聯共產主義社會的抽象寫照。其實錯了，大家要認真讀并對比美國的話，這幾本書其實是今日美國社會的寫照。至于斯諾登揭露出來的監聽計劃更是駭人聽聞，讓人感到走到哪里都有一只一美元紙幣上的眼睛在盯住你，你已經沒有自由了。科學和民主在美國一定程度上成了控制、監控、操縱、標準化別人的工具，而最近的腦科學，讓人恐懼地聯想到遠距離控制別人大腦的后果。由此觀之，究竟是誰在修通往奴役之路呢?
在中文中，控制與專制一字之差。我看不出一個如此重視監控、操縱、控制的社會，怎么可能有民主精神呢?大家再讀一些西方實驗心理學方面的書，讀多了讓人毛骨悚然，人與人之間關系難道像小白鼠一樣，就那么簡單地化約為試驗和控制嗎?而這種科學在中國社會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所以，美國一定程度上是設計出來的。一個設計或控制出來的社會，一定存在違背人自由精神的東西。有人認為美國是個人主義的社會，其實不準確，美國同樣是個極為重視集體主義的社會。
比較來說，中國是原生地長出來的，是一個大家庭社會，倫理親情都還在。每個中國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國家對個人干涉甚少，講“導之”，也講“由之”，所謂“無為”，即為自由。國家始終為個人和社會保留充分的空間，社會因素一直很豐富。這是社會文化基因的差異對真自由、真民主精神培育的影響，它是滲透在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一個國家的上層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政治哲學中的。
(2)歷史上：中國爭取獨立，美國尋求擴張
近代以來的世界民主史上，中國對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幾點被忽視和輕視了，第一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和國民黨專制統治，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第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民主治國的政治道路的探索。
講民主政治，既要講人民當家作主，也要講國家獨立自主。國家獨立自主是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保障本國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一些國家領土上被美國駐軍，按照美國駐軍協定，美國軍人在當地犯罪不受當地司法管轄。你說這個國家的司法還保障本國的民主和自由嗎?
中國人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首先是要從半封建半殖民地體系中獨立出來，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美國從英國的殖民體系中擺脫出來，也有一部追求民主建國的歷史。但說美國的民主是談出來的，只說對了三分之一，另外兩個是，它是在有錢人之間談出來的，同時也是打出來和對外擴張出來的。即便說是談出來的話，主要是在種植園主、工商資本家、金融資本家之間談出來的，而不是在資本家和人民之間談出來的，這點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基礎》中說得很清楚。同樣，美國黑人爭取自己的權利，那可不是談出來的，是流血和犧牲換來的，不是別人主動施舍來的。
所以，美國的“談”，與新中國成立時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談”完全不同。費孝通先生曾這樣描寫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觀感：“我踏進會場，就看見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還有位戴瓜皮帽的——這許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會在一個會場里一起討論問題，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
(3)民主政治的群眾基礎
新中國在立國的時候就解決了民主的群眾基礎問題，所以不存在美國后來始終面對的政治擴容問題。美國建國時，沒有解決好民主的群眾基礎問題，其政治發展一直面臨民主的擴容問題。美國當家的是少數人，建國一開始，有錢有勢者就開始主導政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美國直到20世紀60年代黑人才擁有選舉權，才實現形式上的人民當家作主，當然這個當家作主其實也就是一票而已。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差序社會，其實不準確。中國是一個等序社會，美國是一個差序社會。圍棋中每個棋子都是平等的，但國際象棋中每個棋子是不平等的。前者孕育著更多民主的精神，后者充斥著精英精神，是一個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會，這個社會天生是反民主的，害怕民主的，由此也形成了建立在犧牲弱者和贏者通吃基礎上自由原則，而這條原則又與民主和平等是沖突的，正在傷害著美國，所以我認為美國將來一定會出現越來越多朝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動力。美國不缺資本主義，美國缺的是社會主義。
由于民主的群眾基礎的差異，中國共產黨敢搞群眾路線，約束自己監督自己，通過群眾路線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美國兩黨不敢搞群眾路線，一搞群眾路線，其執政地位就沒有了。這是政治的階級基礎的差別導致政治生活的不同。
三、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應該分為兩個部分考察，一是國內經濟基礎，二是國際經濟基礎。
(1)中美民主的國內經濟基礎有著“公”與“私”的本質區別
講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不理解公與私的關系，這個問題就容易混亂。中國人講“天下為公”，資本主義在西方發達以后，講的是“天下為私”。歐洲大陸和英美在公私問題理解上有差異，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遠比在美國流行，與歐洲大陸文化仍然存有公的理想有關系。馬克思主義能夠被中國接受并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的“公”的思想與傳統中國社會“公”的思想兼容有關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財產制與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個社會越受私有財產制的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對立面。民主在美國異化為錢主，是這個邏輯的自然結果。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經濟基礎的重要條件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黨的執政和政府的行政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是因為黨和政府代表著“公道”。中國共產黨執政最講一個“公”字。在中國民間政治話語中，至今仍然會稱政府為“公家”，遇事不解的時候“找公家”。
(2)中美民主的國際經濟基礎有著“共生”與“寄生”的區別
人們談希臘民主制的輝煌的時候，忽視了那些貴族談論的民主其實是建立在對外圍殖民地的剝奪基礎上的。美國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賴一個寄生的國際經濟體系。反觀中國人走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既沒有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寄生的國際經濟體系，相反一直致力于建設一個互利共贏的共生國際經濟基礎。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講的就是這種制度的寄生性;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是共生性。美國現代化道路是在對外擴張和戰爭基礎上走過來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是在內生制度創新基礎上走過來的，沒有對外殖民擴張的經歷。所以兩種民主政治的國際經濟基礎完全不一樣，其造成的對外行為邏輯也不一樣，前者對外部實施軍事威脅和干涉，后者對外部實施和平共處。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1)“一中有多”與“一分為多”
任何大國政治，都重視“一”，這是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同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國的兩黨制是一分為二，三權分立是一分為三。不管如何，兩國民主政治背后都有“一”，“一”是主，《尚書》中說“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中國的民主政治當家作主的是人民，美國民主政治當家作主的是大資本家。
“一”一定要能包容“多”，如此，“一”才能在不斷更新中擴容、兼容和變容。“一”既要包容陰，也要包容陽，陰陽合在一起才有一個整體的“一”。“一”如果只包容一面，將另一面推出去，“一”也會不穩固。相當于一個等腰三角形，居頂端的是“一”，“一”必須居頂端，扮演公道和仲裁的角色，其他邊是多。“一”是中，“一”允許爭論，但是不能允許對立和分裂，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在對稱對等中求統一。這是中國民主政治中講的“一”。
美國的三權分立相當于一個不斷變形的三角形，相互牽制，會有顛倒，有時總統很強勢，有時國會占主導，有時司法很獨斷，形分神合，背后是資產階級專政，不是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其政治重視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會有“一”，是對立中求統一。當然，制衡機制一旦失靈和失衡，就會出現現在的美國政府僵局和民主失靈現象。
(2)合與分
外人只讀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最容易學到的一個字就是“分”，政黨政治一分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為三也好，或者其聯邦制下的分權也好，表面上確實是分。但美國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強的集權和合的因素，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國的集權趨勢就很明顯。許多國家在借鑒美國政治時，由于沒有看到其形分實合的一面，誤以為分是其政治精髓，學了去實踐最后導致國家分裂、政治對立、民眾對抗的結果不勝其數，這是當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悲劇。
從合來講，美國政治詞匯用的是“共識”，中國政治詞匯是“政治團結”，兩者本義都是“合”。美國人說政治正確，目的在于統一思想認識。中國有人經常說人的思想怎么能統一呢?其實他沒有看到美國統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國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方面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的“一”不是談出來的，而是建構出來的。如果求最大公約數，白人正在逐步成為少數。國內也有講“共識”，但是關鍵是要共“中國制度”的識，而不是共別人制度的識，那種共識是在分裂。
從分來講，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現為權力的分割，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現為權力的分工。美國民主失靈，與其權力分割有關。從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來講，在中國不存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但是在美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無所不在，國家權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塊塊，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鼓吹央行獨立、司法獨立、軍隊獨立、貨幣獨立，看上去是獨立，但最后的權力被誰收入囊中了?是大資本家!所以國家最后只能聽資本家的操縱了。
(3)“一屆接著一屆干”與“一屆隔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
從政治市場角度看，美國的兩黨制實際上類似市場中的雙頭壟斷現象。其政黨政治看上去是分為兩黨制，但是其本質還是集中與共謀。美國的兩黨政治運作類似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麥當勞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在市場中的雙頭壟斷和價格聯盟行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質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樣。
兩黨政治下的治理特點是“一屆隔著一屆干”或者“一屆對著一屆干”。一般認為美國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點是多數決定，但是美國民主制度并非多數決定，許多情況下其實是少數獨斷決定，這也是其集權和專制的地方，不太為我們注意。大家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投票機制設計，很巧妙，美國是少數，但是它這個少數永遠可以否決多數。這個我們要認識清楚。“一屆隔著一屆干”或者“一屆對著一屆干”，用福山的話說是相互否決體制。但福山說得其實不完整，兩黨經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贊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態，相互否決是不正常，就如現在美國政治一樣。所以美國政治現在出現危機。2013年美國政府關門就是個例子。所謂經常相互支持，以美國和平演變蘇聯為例，就不是一屆對著一屆干，而是一屆接著一屆干，不將蘇聯搞垮誓不罷休。
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是一屆接著一屆干，可以避免“翻燒餅”，集中精力持之以恒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一個國家要保持競爭力，政黨制度必須確保要有一屆接著一屆干的精神，這就是一黨政治的優點。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學西方的多黨制，導致政治生活“一屆隔著一屆干”，學的是折騰，最后是政治動蕩和混亂，錯失了許多發展機會。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奇跡，根本的奧秘其實在中國的政黨制度。現在許多國家對中國奇跡中國模式感興趣，中國的許多東西都好學，例如重視教育、成熟的官僚體系、試點等，但是唯獨“一屆接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不好學，因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盲目學西方政黨制度，其制度已經被先入為主地定型了，很難再糾正。從治理績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國政黨制度的標準，多黨制恰恰違背了治理常識，更不能視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標準。
五、“選”與“舉”： 中美選舉制度差異
中美兩國都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有同有異。
理論上，美國許多非法移民還沒有公民權，他們有點像現代社會中的奴隸。中國一些學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學中的“公民”概念，是因為未能理解西方的“國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是因為西方社會內部始終存在一個隱蔽的“殖民地”地帶，也即不是所有的國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權利的現象，例如美歐的海外領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這個問題要是擺在國籍法的歷史下看就會很清楚。英美的國籍法長期將國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國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權利，所以頻繁存在爭取公民權的運動。
而新中國的國籍實踐和《國籍法》，國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國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還會分三六九等呢?怎么還有過去英國國籍法說的臣民呢?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土壤與美英不一樣。
由此觀之，就選舉而言，美國民主政治還沒有在其所有國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斷存在擴容的壓力，因為一些人只是國民而不是公民。這與西方的政治史有關，西方政治史中始終存在一個內外關系緊張，其政治史經常假設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擁有政治權利。
同時，看美國的選舉制度，要將選和舉分開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選，或者媒體刻意為大家展示的熱鬧的海選，但“海選”只是表面，實質是“內舉”，表現為提名制。
美國是個重精英的差序社會，美國也重視籠絡和收買人才，這點必須要承認。美國的選舉給人感覺是全民持股，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開董事會的時候，一個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沒有能力左右董事會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卻極容易被操縱。
選舉關鍵在“舉”，美國兩黨全國黨代會推選出候選人是最關鍵，也是最容易被少數人操縱的，真正到后面全國性大選的時候，選民只能在兩個中選一個了。美國投票率下降，體現了選民對這種選舉程序的厭惡和疲勞。
此外，美國國家機構中很多關鍵崗位不是選出來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邊，而是直接舉出來的，如關鍵的政務官、大法官、美聯儲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協直接提名內舉的。所以，美國的“舉”有很大的封閉性。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和外人常以為美國政治系統很開放，其實那是表面，美國政治系統其實也有很封閉的一面，核心職位不對圈外人開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與世襲制。
中美兩國的選舉制度都有競爭性的特點。中國人理解的選舉，是不論出身，將出類拔萃者層層選拔出來，擔任合適的崗位，個中強調的是“競德競能”，“德”是為人民服務，“能”是有勝任崗位的能力;美國的選舉強調“競錢競德競能”，錢不用說了，“德”是符合大資本家的統治，所以美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培養的學生格外重視“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中國選舉制度是在一個開放系統中選拔。中國官員任職有年齡限制，美國官員任職沒有年齡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駐華大使鮑卡斯，我一看他年齡，按照中國選舉的開放標準，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做大使了。年齡限制是個硬杠杠，保持了人才體系的活力和開放性，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中國的選舉制度與傳統社會選賢任能的科舉制有一定的連續性。所以，晚清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將中國科舉制視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為奇。丁韙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政黨分肥最明目張膽的時期。
許多發展中國家只看到美國選舉制度表面的選，學回去以后搞無序選舉，最后導致社會政治動蕩，也就是西式民主進口以后給當地帶來災難。西方對外的民主教科書把是否海選作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標準，主觀上也誤導其他國家政治“精英”。中國大陸的聰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選舉制度的缺陷，堅決拒絕這種亂選。按照中國選舉制度標準，那一套恰恰違背治國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識。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責任
(1)公道政府的責任與 私道政府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
人們一般認為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其實這個說法是誤讀，美國也是大政府、強政府。這點從美國政府預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來，這么大的開支怎么說它是小政府呢?美國政府廣義上講是一分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隱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經常是強勢政府。
二戰后隨著美國對外擴張，政府權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國也是一個找不到人負責的國度，老百姓關鍵時候找不到當家的，兩黨政治輪流執政可以將責任推卸，官員辭職很頻繁，扔下一個爛攤子走人。不僅在國內，在國外把一個小國搞亂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這是兩黨輪流執政導致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金融危機后人們找不到負責的人。美國槍擊案事件中人們也找不到責任人，人們只能將矛頭轉移去怨槍支協會，老百姓有冤無處申。你可以說這是其政治設計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說是其政治設計欺騙性的地方。
而在中國，有事找政府，雖然有時也會出現無人負責、互相推諉的現象，但不管怎樣，政府為百姓解決問題的意愿和能力很強。美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個詞叫“回應性政府”，國內也借過來了。要說“回應性政府”，中國人認為這是政府的天職，是不言而喻的，用不著造這個詞來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應性政府在中國。
因此，責任觀的不同，導致政府和人民一個是“魚水關系”，一個是“油水關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國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維方式。這與中國政府是公道政府有關。中國一旦出現槍擊案，老百姓首先埋怨執法不力，守土不盡責，政府迅速作出回應。美國不會怪警察，但會推卸給槍支協會。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設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時的中國社會會是什么樣呢?那時的老百姓會怎么樣?至少我覺得那是冷冰冰的社會。
在中國，許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開，也分不開。個人、社會、政黨、國家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是個命運共同體，用俗話說是“斬不斷、理還亂”。這使得中國政府一直在想辦法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政府這種責任意識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國斬得斷、理得清，所謂“是上帝的給上帝，是政府的給政府”，人民對政府也沒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颶風來的時候，美國的官員卻跑去度假了，這要在中國，絕對會被就地免職;而當奧巴馬的醫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難產時，中國政府卻持續在做訪貧問苦、公共政策托底、社會救助、促進就業的工作——在中國，這不需要博弈，這是政府的天職，也是執政黨的天職。
(2)追責制度與責任的隔代轉移
美國當然也有追責制度。但在美國談論責任追究時，經常會出現一種怪象：在你要責怪民主黨的時候，執政的是共和黨，在你責怪共和黨的時候，執政的是民主黨。美國的這種責任自動豁免或者隔代轉移的制度設計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騙性。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后果，就是代價向后代的累積。我們看其債務危機，實際上也是這個邏輯的結果。
有人說，美國政治設計中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為什么我們不學呢?我要反問的是，為什么我們要學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術似的欺騙性，我們是不是要學呢?我覺得不能學。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講的是“正”和“公”兩個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險。我們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學這些東西欺騙人民，偏離了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指導思想。而且中國老百姓都很聰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國政治設計的欺騙性：“別和我來虛的。”設想一下，如果中國老百姓生活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中國老百姓可能早就造這個制度的反了。
責任上的差異，也導致中美對腐敗和反腐敗理解的不同。如果一個社會的法律都規定賣淫販毒合法化了，一個社會怎么可能有賣淫販毒罪呢?腐敗也一樣，如果一些腐敗行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敗和反腐敗呢?美國的“旋轉門”政治和“內舉”制度將腐敗隱性地合法化了，許多腐敗都符合法律程序。
七、民主政治下的科學決策
科學決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此也產生好民主與壞民主。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動力解決問題，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動力發現問題，這是“預”。
中國民主政治下的決策表現為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在協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國，執政者可以不聽取也沒有必要聽取不同意見，只聽不取的現象很多，兩黨政綱政策不一，使其更難包容異見，經常排斥異見。中國是在包容、擴容中求統一，美國是在對立對抗中求統一。兩黨政治的現實會將不同意見放大，并且通過放大不同意見來強化身份和陣營，只有走極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份。
這很容易強化社會對抗。美國兩黨在20世紀一度都在向中間政策靠攏，以克服對抗式決策的弊端，但現在對抗性現象又出現了，這就是當今美國的政治僵局，以致美國一些人開始討論美國政治制度改革問題。對立思維或者兩黨制下邏輯上是最不能包容不同意見的，一黨制下特別是公道政黨和政府下更能夠包容、相容、擴容。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認為中國民主政治沒有糾錯機制，這也是誤解。協商、信訪、集體學習、巡視、調研、到群眾中去等，都是保證中國民主政治下科學決策的制度性依據。有人將其概括為“中國式的縱向民主”。比較下來，倒是美國民主政治下的糾錯機制經常失靈，美國政府和國會要糾華爾街的錯就做不到。
八、民主政治與外交
國內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導致中美兩國外交邏輯的不同。西方有股理論認為西式民主制度不對外戰爭，這理論連他們自己都越來越不信;還有種理論說美國民主制使其更遵守國際規則，中國民主制不遵守規則。這在邏輯和經驗上都站不住腳。按照中國民主政治標準來比較，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設計更容易導致對外專制性干涉和戰爭，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和平發展的民主政治。這個問題怎么比較?其實看看核心指標“對外專制性干涉”就清楚了。
中國在其現代化道路中沒有加害于人，美國在其現代化道路中加害于人地方太多。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崛起不會有來自外部的思想和精神負擔，而美國衰落必定產生很大的來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包袱。外交道路的不同，根子在國內民主制度的差異。
美國民主制度縱容對外干涉，這與其民主政治寄生的國際經濟基礎、選舉制度、政治系統的封閉、二元對立思維、利益集團政治、責任豁免機制、私道政府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式民主政治更守國際規則嗎?不妨看看小布什對國際法的態度，他有句名言：“國際法?我得打電話叫下我的律師……我不知道你說的國際法是什么意思?”美國在外交中另起爐灶，破壞國際規則再立國際規則是出了名的。
而面對美國債務違約問題，美國有個有名的歷史學家叫尼爾·弗古森，說自大蕭條以來美國就一直沒有違約過。不了解歷史的人很容易被其蒙蔽了。其實，稍微熟悉國際經濟史的人都應該知道，1971年美國停止各國用美元兌黃金的舉措，本身就成為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違約和不守規則事件之一。
美國國內法中有個著名的“后法優先”原則，也即美國簽署的任何國際條約都可以被美國后立的國內法所否決，盡管美國憲法規定國際法應該在國內自動適用。
讓人詫異的是，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媒體惡意炒作“中國不守規則論”，卻沒有去講到底是誰在不守規則。美國民主政治在外交上的不民主和不遵守國際法，在這次克里米亞問題上被普京抓住了辮子，所以美國不敢拿國際法對俄羅斯說事，只能失語。
毛澤東說，“國際上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周恩來說過，中國人講和平共處，不對外侵略和搞殖民，根子在于被國內制度限制住了;鄧小平說，“中國人說話算話”;江澤民和胡錦濤在國際上反復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習近平在歐洲訪問的時候說，中國人走和平發展道路，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也是這么做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沒有加害別人，根本原因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屬性。所以對比兩種民主政治不僅要在國內政治中比，也要在外交行為上比，這樣優劣利弊會更清楚。
結語
民主政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
本文主要用生活中的政治語言比較了中國式民主政治與美國式民主政治。我認為比較的起點和標準，是不能在別人政治話語體系下講自己，而應努力做到在自己政治話語體系下，將別人轉化過來講別人;比較的方式是平等基礎上既有察同，也有比異;比較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的價值;比較更不是為了輸出自己的民主政治，西方人把輸出民主和干涉他國打扮成一種天定責任，而中國人歷來將不干預視為一種政治美德，輸出民主政治的事中國人不能干。
民主政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類古已有之。現代人講民主，古代只追溯到古希臘，近代只追溯到歐美，是不確切的。“民主”這兩個字只是個名詞而已，就其內容而言，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即有之。我們研究“人”這個問題時，不能因為這個人名字叫“山姆”或“約翰”，就說人的歷史是從“山姆”或“約翰”開始的，或者“山姆”和“約翰”就是“人”的唯一樣本。人類幾大核心文明圈，早期的時候都有對民主政治的求索，這些民主資源構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樣多元的民主求索道路。資本主義民主理論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這代民主雖非一無是處，但現在問題不小，它在內部出現失靈，對外推銷的時候出現滯銷，同時一些國家不信它的邪，堅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對其進行反傾銷，將其從普世的祭祀神壇上硬推了下來。今天的世界無論是各國國內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種新型民主理論，可以稱之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論。
世界上認認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國家不多，中國算一個。許多國家對西式民主已經失望了，美國民主政治本身也正在變得沒有理想，除非進行政治改革。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民主道路求索充滿著理想、干勁和希望，并收獲著成果。為發展和升級民主政治，讓民主政治回歸社會主義的本質，中國可謂一代代人在接力奮斗，此一努力也讓人看到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論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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