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術之名，以維護學術自由、學術獨立為借口，動不動就對科研機構的管理橫加指責、攻擊謾罵，似乎正在成為一件很時髦甚至很“屌”的事情。
參與攻擊者中，據說有人斬獲頗豐，除了贏得網友的頻頻點贊，粉絲和擁躉者眾外，各種特殊背景的學術資助(包括國外某些基金會)也接踵而至，于是名利兼收，從此告別學術“屌絲”，成為“著名學者”;告別“矮矬窮”，過上向往已久的“高帥富”、“白富美”的幸福生活。
這是何等“愜意”的事情!
但對正規的學術研究來說，這種現象并不正常，它反映不出學術研究應有的常態和正道。但凡懂點學問、搞過一點研究的人都知道，做學問是要吃苦的，投機取巧換不來真學問。沒有點“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沒有點“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勁頭，想做出真成果、大學問，難!要想靠做學問悶聲發大財，那更是難上加難!
但話又說回來，那些得到各種特殊背景學術資助的學者，就真的學術自由了嗎?就真的過上了“愜意”的生活了嗎?恐怕未必!我就親耳聽到一位得到國外某基金會學術資助的學者，說他是如何被基金會威逼利誘，最終痛苦、違心地修改了原有的調研數據和研究結論的。美國就真的是自由、民主之地，有真正的“學術自由”?我的一位朋友和美國共產黨領導層聊天，人家告訴他，身為美國國民的他想在美國主流期刊上發篇宣傳共產主義的文章，并不比其他人在中國發表一篇罵共產黨的文章容易。
所以，我要說的是，所謂的學術自由，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不管是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有限度、有條件的。正如人離不開空氣一樣，規范也是學術應有之義。如果有人非要為中國學術界畫個學術絕對自由的大餅，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事實上，學者在美國看到的月亮未必比在中國看到的圓，美國貓的叫春聲音也不比中國貓叫春的聲音好聽到哪里去。這是常識，不需要經過深思熟慮就能理解。
在中國做學問，自由度到底有多大?中國的科研管理部門已經給出了最好的回答，那就是：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行為守法律。也就是說：中國學者擁有極其廣闊幾乎是不受限制的探索空間，而學者要將自己的觀點、思想向公眾傳播，其言行必須接受一定的規范和約束，必須在法律范圍內開展活動。這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標準，而是當代學術活動的底線。正如在西方不得打著學術的名義為法西斯翻案一樣，在中國也不能以學術的名義顛覆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現在一些人老拿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說事，但他們也不看看陳寅恪說這句話時的語境及其具體所指。陳寅恪后來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一文中，有這樣的解釋：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這話與我們常說的“研究無禁區”，哪有一點矛盾!還有一些人老拿民國時期的整體學術環境說事，說民國時期學術有多自由，學者地位有多高，但若真如他們所說的那樣，何來魯迅的屢遭通緝?何來聞一多的被暗殺?
作為政府主辦的科研機構的學者，其學術活動，除了要受國家法律的約束外，還要受到所在科研機構規章制度的約束。科研機構的管理者，對自己聘用的學者進行管理，是其權力，也是其責任，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為什么對科研機構要進行必要的管理?我想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這是人類科研活動的傳統，淵源有自而又綿延至今。中國古代的書院，既是教育組織，也是學術研究機構，負有學術組織和管理職能。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其學規就是朱熹親自擬定的;岳麓書院的學規，在我家里就存有一個摹寫本，對書院做了18個方面的詳盡規定。中國古代的翰林院，更是官辦的高級學術研究機構，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有著較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學園和亞里士多德學園、希臘化時期的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和博物院，都曾吸引和匯聚了眾多學者，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成就，但據古典作家的記載，學者們的學術活動依然受到其所在學術機構的某些約束，盡管史料尚不充分。作為世界最早大學的博洛尼亞大學，至遲到13世紀，就有了比較完備的組織管理規章;而中世紀的教師團，作為大學當中具有行會性質的特殊組織，對研究活動和學生管理也做出了明確的規范。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這一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經驗，同樣適合于科研機構。
第二，加強科研管理，是現代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趨勢。當今時代，學術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存在深層沖突：一方面是學科分工的日趨細密，學科分野的日趨擴大，學者“專家化”(不客氣地說，就是知識和眼界的局限性)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學術研究中“盲人摸象”的現象日漸突出;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別是進入信息化、網絡化和全球化時代以后，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沒有哪一個學科單純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解決任何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學科的發展也越來越建筑在相關學科取得的成就基礎之上，學科之間的互相依存度進一步增強。因此，對學者進行必要的學術組織和科研管理，加強引導，就成為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需要。
第三，這是當代中國學術界完成自己時代使命的基本前提。我們這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復雜的時代，也是變化最快的時代。“得一人可以得天下”的個人英雄主義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要想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必須凝聚起集體的智慧。學術是時代的良心。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學者就是國家和民族的脊梁，肩負著傳承文明、創新學術、咨政育人的重大責任。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不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在當代中國，學者承擔著特殊的歷史和時代使命，那就是要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為民族復興提供智力支持。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定的學術組織和科研管理，學者就將是一盤散沙。面對極端復雜而又瞬息萬變的當代社會，別指望一群烏合之眾，能取得任何像樣的成就。我們只有將學者凝聚起來，組織起來，萬眾一心攻難克艱，才能肩負起自己的時代使命，為社會的進步貢獻應有的智慧成果。
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主體，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五路大軍”，基本都隸屬于黨政和軍隊部門。這些學者不是普通的公民，不但要遵守國家各項法律和法規，而且還要遵守單位的規章制度。這是最低要求，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至于社會上的民間學者，他們當中的一些精英分子，有著深切的國家和民族情懷，有著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精神擔當，所做的學問與國家主辦的科研機構的學者相比，有自己的特色，是當代中國學術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國家對民間學者，包括對一些學者型的“自由撰稿人”，需要多加關心，引導他們成為當代中國學術進步的建設性力量。但民間學者、自由撰稿人，也非身處“王化之外”，而是要在國家法律規范下開展學術活動，同時，還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學術水平、理論水平，只有這樣，才能與國內外主流學術界展開平等的有尊嚴的對話與交流。學術是千秋之事，在這里，喧囂和發泄，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實事求是地說，過去，各級科研機構對學者的管理，不是失之于過嚴，而是略嫌過寬。松散管理的結果，就是讓一些人產生了誤判，以為真的可以把國家主辦的科研機構當成無政府主義者的樂園，把基于底線思維的必要約束當成對學術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對當代學術發展來說，這絕不是一個好兆頭。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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