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培養出自己的“亨廷頓”

　　房寧：中國會出現一批自己的“亨廷頓”

　　美國二戰后成為超級大國，亨廷頓研究的學問主要圍繞美國如何統治世界，被視為是“帝國人才”。培養這類學者的機構當時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中央情報局，一個是五角大樓。

　　因為美國的目標是統治世界，需要了解世界，出于這個目的，美國政府支持了很多學者，包括對中國有研究的學者。這些學者在研究一個國家的同時，又在理論上做了一些梳理，對此后的世界局勢發展做出了當年的判斷。也就是說，亨廷頓這樣的人的出現，是跟國家的崛起和需要聯系在一起的。

　　我認為中國完全應該也必然會出現這樣一批人物，最后能否達到亨廷頓那樣的高度并不重要。就政治學而言，今天中國政治學要比肩世界，不是一個很高的標準，而是起碼的要求。今天中國也在崛起，我們現在要致力于世界政治的研究，這正是當年亨廷頓做的工作。

　　也就是說，現在的中國的確有了這種需要，就像當年美國一樣，需要去了解這個世界，這個了解是建立在中國人自己的觀察與研究基礎上的。過去30年里，我們經歷了工業化，沿海地區到了工業化中后期，中國需要依據自己的經驗再次審視世界，中國也需根據自己的認識進一步探尋世界的規律。(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

　　汪暉：重大學術發現有賴于長期的學術積累

　　能不能出亨廷頓，這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提這個問題就是在問，中國能否出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者。

　　中國近現代出了許多偉大的人物，但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的人物并不多。西方學術界之所以能出現這些有全球影響的人，一個是世界格局造成的，此外也有賴于他們的學術傳統和積累。歐美近代學術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也一直在學習。但反過來想一想，為什么在一段時間里，中國關于自己的研究都被美國的中國研究“接管”了呢?我們自己的學術傳統相應地沒有能夠獲得應有的發展。

　　伴隨著大規模的翻譯和學科化，西方許多中國研究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分析這些著作的成敗得失，這里暫且不論。現代西方學術在分工嚴密的基礎上形成，這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許多做綜合性研究的學者影響很大，但他們之所以能產生較為全局性的影響，是依賴于整個學術界的強大基礎。

　　因此，對于年輕人來說，抱負是重要的，但也不要太急于求成。不必急著去想要成為多么知名的學者，而應該重視基礎工作和普遍積累，在這個基礎上做出來的才是最終呈現給中國和世界的東西，有了這個基礎才能水漲船高。我們為什么關心教育，關心大學的科研體制?因為它輸送的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專門人才，在傳承創新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突破性的成果。(作者是清華大學教授)

　　王帆：既要有家國情懷，也要有全球視野

　　討論中國如何培養自己的“思想家”很有必要。因為中國的發展歸根結底還是要跟別國比思想，比未來的設想、創意。我們物質有很大發展，在思想精神層面需要大量獨造性的工作。中國曾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思想文明，也必然會伴隨著中國的復興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思想文化。

　　中國現在正形成我們的大國戰略，現在不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問題，而是我們已走到世界的中心，你不想有大國戰略也不可能。大國戰略的形成和發展，還需一大批能產生國際影響的思想家、戰略家，還需要做艱苦的基礎性工作。

　　從國際關系的理論角度來說，中國很多年輕學者受到系統規范的訓練，國際關系理論構建經歷了學習積累的階段，已經進入到借鑒和自我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思想、中國學派的成長壯大。

　　從國際關系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可能更多的還是立足中國觀察世界。但未來我們還需要全球視野，從關注人類命運的角度來思考視察問題，以人類命運為已任，既有家國情懷，也有全球視野。(作者是外交學院副院長)

　　劉寧：感受力是學術創新的必要條件

　　要成就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者，學者的青年時段發揮著重要作用。通常一個學者越老，學問就會做得越好。但這個學者的學問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實30歲時大概就已看得出來。

　　學術追求一種普遍性，學者要實現學術的普遍性，首先需要有一種感受力的普遍性，就是覺得他的個人經驗和人生體會是和整個世界息息相關的。一個學者年輕時可能無法完全理解這個世界，但他首先要有感知世界豐富性和復雜性的能力。

　　現在學術專業化發展越來越強，很多年輕學者在技術和專業訓練上越來越好，可感受力弱了。而學術創新應是來自于學者真正提出獨創性的想法，提出他基于對國家、民族和世界有真切感受的問題。

　　在這點上，我們的年輕學者現在好像有些忽視。雖然一些論文看上去無懈可擊，技術方面都很好，可就是覺得差了點東西。要想培養中國的“亨廷頓”，我們的學者還是需要永葆學術上的青春。▲(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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