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決定》的講話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稕Q定》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總體思路，并對2020年以前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等各個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作出了具體部署。
《決定》公布以后，社會各界議論紛紛。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全面深化改革觸及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每一個人都從本階級、階層的利益出發來解讀《決定》，希望貫徹、執行《決定》能夠最大限度地符合自身的利益。利益決定立場，屁股指揮腦袋，不同利益、不同立場當然對《決定》有不同的解讀了。
概括起來，對《決定》有兩種解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即從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和解釋《決定》，目的是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解讀，即從資本家的利益出發，運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和解釋《決定》，目的是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推行私有化，使私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進而瓦解社會主義制度。都是講三中全會的《決定》，但客觀上存在兩種解讀，而兩種解讀有兩種目的，這事關我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和命運，不得不分辨清楚。
應該指出，我們黨是十分重視批判新自由主義，努力清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影響的。中央提出，要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界限，在經濟領域，更要注意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去年中辦9號文件，還明確把新自由主義列為需要著重批判的一種錯誤思潮。
在改革開放初期，國門打開，新自由主義剛傳到我國來的時候，還真的忽悠了不少人，經過30多年的實踐，中國人越來越看清楚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加清楚地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全世界都在聲討新自由主義，它似乎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西方國家的學者大多數都在譴責新自由主義，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泛濫是這次危機產生的根源。他們指出，“華爾街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狼狽不堪”，“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經濟學教科書應該重寫”。當時法國總統薩科齊就說，“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連制造“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也反思說：“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一度被他們奉為經濟繁榮的神明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成了主要的批判對象。
然而奇怪的是，在我國卻有一些人死抱著新自由主義不放，如果說一些西方學者在金融危機面前紛紛反思的話，那么我國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撞了南墻也不回頭，還在使勁宣傳新自由主義，竭力想把我國的改革引導到新自由主義道路上去，以至有人評論說，陷入泥沼的新自由主義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找到了得以興盛的綠洲。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三中全會開過，我國一些人迫不及待地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三中全會的《決定》。我手頭有一篇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解讀《決定》的講話，他公開提出，要用新自由主義頭目科斯“對中國改革的十大忠告”來指導我國的改革。他說：“說起中國這一輪改革，很多人都會談西方著名的學者科斯，這一次很多改革都是科斯提出來的，科斯102歲去世，晚年集中精力研究中國的改革，對中國提出了十大忠告，有的現在做了，有的需要以后做。他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確實是個怪胎，官不像官，企不像企，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改了那么多年，問題不斷。經過朱镕基的改革，好像國有企業減少了，但不斷地派生出新的國有企業，而且原來的國有企業不斷做大，所以他說要去掉國企的特權，讓私企能自由競爭。這個忠告是最重要的。”他通過妖魔化國有企業以便消滅國有企業的愿望，躍然紙上。這種愿望是以“科斯定理”作為依據的。于是，他把《決定》解讀成落實科斯的“忠告”，仿佛我國的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新自由主義，這不是荒謬了嗎?
然而這位副局長還嫌說得不夠。他進一步按照科斯的“忠告”，公開指責《決定》有缺點，這就貫徹新自由主義不徹底。他說：“《決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說有一句話不好，我覺得就是強調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這句話看能不能10年以后把它去掉。”公開要求中央10年后取消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可見這位副局長狂妄到了什么程度，他已經把自己放在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的位置了，在指揮黨中央了，簡直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要知道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載入《憲法》的，《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他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需要遵守《憲法》，而不能違反《憲法》。
接著他就給私營企業主出主意了：“目前民營企業第一個機遇就是國有企業改造。”他認為國有企業必然出現腐敗，因而必然要改造，“所以我說民營企業到了融合國有企業的機會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那就是趁著國有企業退出的機會廉價收購國有企業。他還在做著以前曾經發生過的利用國有企業改革的機會盜竊國有資產、一夜暴富的美夢呢!其實習近平同志早就料到這一手，他在2014年“兩會”期間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特地警告說：“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歷史不會再重復出現，過去由于沒有經驗曾經發生的把國有企業改革變成瓜分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的那種事情不可能重演了。不過這倒提醒了我們：真有人惦記著利用國有企業改革的機會發大財呢!
他這番話表明，他的屁股已經完全坐在資本家一邊，成為替私營企業主發財致富出謀劃策的謀士了。
這位副局長的同中央精神完全相悖的胡說八道，作為個人的文章，倒也無關緊要。要命的是，省委宣傳部把他這篇講話以《信息與輔導》的形式發下去，不僅肯定了這篇講話，而且要下面按照這篇講話去理解《決定》。這就值得討論一番，澄清一下理論是非了。
這里有這樣幾個問題：我國的國有企業是怎么來的，它是不是“怪胎”?我們黨為什么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位副局長說“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這是不對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直講“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一個嚴謹的提法。說“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這表明這位領導干部沒有認真學習過中央文件，卻去輔導別人學習中央文件了。]能不能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這都是一些原則問題，不能不分辨清楚。
國有企業是不是“怪胎”？
我國建立國有企業有沒有根據，國有企業是不是“怪胎”?這是一個需要說清楚的問題。如果是“怪胎”，那就應該打掉，消滅國有企業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這位局長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建立國有經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
大家知道，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這兩大發現，分析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指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所在(1)。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全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決裂”。在實際工作中怎么實現這一要求呢?他們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2)。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理論依據就在這里。說國有企業是“怪胎”，從理論上講，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解放區就有少量的公營企業。全國解放前夕，我們黨提出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的政策，并且明確在新中國，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要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確定，進城以后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把國營工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批評了“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的糊涂觀念。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黨中央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偮肪€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件事情，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的弊病，總體上說，正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工作做得很好”。從此國有經濟牢牢保持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發揮著主導作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支柱。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國家調控整個國民經濟的經濟實力、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力量。我國經過60多年的奮斗，根本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同強大的國有經濟是分不開的。
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整個經濟運行機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我國國有經濟出現了許多困難。但是國有企業經過改革，適應了市場經濟的運行，鳳凰涅槃，在浴火中重生，重鑄輝煌。2013年國有經濟資產總額上升到85.37萬億元，為2003年的4.3倍;所有者權益達29.17萬億元，為2003年的3.5倍。上繳國家的稅金從2003年的8361.6億元增長到3.45萬億元，年均增長19.4%。如此亮麗的成績單，在世界范圍內是獨一無二的。國有企業發展了、壯大了，勞動人民都很高興，這位副局長心里卻很不舒服，肆意進行譴責，這說明他的思想感情同勞動人民太不一致了。
這位副局長用國有企業出現腐敗現象來論證必須消滅國有企業。毋庸諱言，國有企業中出現了腐敗現象，這是大家都痛心并堅決反對的。問題在于，腐敗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消滅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就可以消除腐敗?有一個現象是這位副局長無法解釋的：改革開放前，國有經濟的產值占整個國民經濟的80%，那時卻很少有腐敗;現在國有經的比重下降到了不到30%，腐敗反而蔓延了。顯然，國有企業本身并不是產生腐敗的根源。記得中紀委有過一個分析：腐敗的根源是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思想，權力則是產生腐敗的條件。這一分析是科學的、正確的。并不是有權必然導致腐敗的，消除腐敗不等于要廢除權力，而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接受監督。不能因為國有企業出現腐敗現象，就取消國有企業，正如不能因為共產黨內出現腐敗現象，就推翻共產黨一樣。難道私營經濟就沒有腐敗?事實證明，腐敗更為嚴重，原因很簡單：私有制才是腐敗的根子!
習近平同志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60多年的經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3)這段話，這位副局長應該好好學習，并貫徹到今后的言行中去。
這位副局長枉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對國有經濟的成就和作用視而不見，一口咬定國有企業是“怪胎”，等于說建國以來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重大決策完全搞錯了。這恰恰適應了敵對勢力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習近平同志多次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也許這位副局長根本不理解這一點，然而這是蘇東劇變留下來的血的教訓。
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
這位副局長集中攻擊國有企業，說這個“怪胎”“同私營企業爭奪資源”，[ 說“爭奪資源”，這要做點分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各種經濟成分平等競爭。每一種經濟成分都是占用一定的社會資源，進行生產，因而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都是在“爭奪資源”。國有企業要占用資源，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也要占用資源。這位局長譴責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爭奪資源”，為什么不譴責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奪資源?這只能說明，他的屁股完全坐在私營企業一邊了，不講平等競爭，而只顧得替私營企業爭利益了。]主張由私營企業來“融合”國有企業，說白了，就是要取消國有經濟(這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實行私有化。這就同黨一再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沖突了。那么究竟誰對呢?是這位副局長對呢，還是黨中央對呢?這就涉及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有制是整個生產關系的基礎，所有制結構應該是什么樣子，這不是人們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由生產力的性質、水平及其發展要求客觀地決定的。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規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正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經過長期艱辛的探索取得的成果。我們應該倍加珍惜，而不應該像這位副局長那樣，根據私營企業的利益，憑主觀想象就輕易加以否定。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們通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勝利成果，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而不能搞私有化，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展又不平衡，與此相適應，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我們必須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而不能搞單一公有制。正是基于這樣國情，我們黨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不應該改變。
現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條，大家沒有什么分歧。爭論的焦點在于，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大家知道，鄧小平多次強調公有制占主體的重要性。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提出我國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但他始終堅持，我國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4)這是他一貫的思想，例如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5)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6)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夠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從經濟上說，就看哪種所有制形式是主體。辯證法告訴我們，在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里，事物的性質就取決于主要矛盾的性質。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決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我們才能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
什么叫公有制為主體?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7)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公有制為主體就成為一句空話。
所以，是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的主導作用，是一個關系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大問題，決不能等閑視之。有一些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的人，集中攻擊的恰恰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的主導作用，因為把這一條攻倒了，我國社會的性質也就改變了。這位副局長不管主觀上是不是意識到，客觀上正是起到了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作用：試問，把國有經濟當作“怪胎”打掉了，哪里還會有社會主義呢!
能不能把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當作是思想解放？
這位副局長的膽子怎么那么大，竟敢歪曲、篡改、甚至直接反對中央文件呢?他有一個法寶：“解放思想”。他把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看作是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提出要進行第四次解放思想。仿佛一講“解放思想”，什么違反《憲法》以及中央文件的胡說八道就都可以暢行無阻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然而什么叫“解放思想”?這個問題存在許多誤解。我們必須搞清楚“解放思想”的含義。有人認為，提出與已有的結論、大多數人的看法、中央文件的論斷、甚至與《黨章》、《憲法》的規定不一樣的觀點，就是思想解放。這是錯誤的。關鍵要看這種觀點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是不是對。解放思想是指把主觀思想從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錯誤觀點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目的是使主觀思想符合客觀實際。所以，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是統一的整體，決不能割裂開來。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離開實事求是就談不上解放思想。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8)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不顧客觀實際的胡思亂想，不能離開實事求是去談論解放思想。
其次，能不能把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看作是思想解放?應該澄清一點：鄧小平以及后來的幾屆中央領導集體從來沒有說過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這類話，中央文件要沒有類似的提法，更沒有說過“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三次思想解放”，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沒有提過什么“第四次思想解放”。這是這位副局長杜撰的(也許是抄來的)。像這樣事關全局的重大提法，我們應該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央文件的觀點，切忌杜撰，也不能人云亦云，在做解讀三中全會的《決定》這樣嚴肅的工作時，更應如此。
我們還是講理論問題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性質上是不同的，兩者之間是一種取代關系，或者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就是論證這一點的)，或者是在特殊的階級力量對比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復辟資本主義，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兩種社會制度的界限十分清楚，從根本制度的角度說，兩者之間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系。客觀上有原則區別的東西，主觀上卻要不去區分，這能叫實事求是嗎?在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國家竭力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情況下，模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鼓吹不問姓“社”姓“資”，會出現什么后果，這是可以想象得出來的。當然，在具體的社會運行層次上，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某些共同之處，因而可以相互借鑒、學習。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只是在現象上有共同之處，“本質上是有區別，這就是內部的區別。”(9)既然“本質上是有區別”的，怎么能夠不問姓“社”姓“資”呢?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問題也一樣。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所有制，在這兩種所有制基礎上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以及生產的目的也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的意思就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實行勞動人民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怎么也不能說不要問姓“公”姓“私”。的確，我們主張發展混合所有制，但是，十八大的《決定》指出，在我國，混合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我們是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形式和途徑的。發展混合所有制，決不是不問姓“公”姓“私”了，更不是讓私營經濟“吃掉”國有經濟。這位副局長一方面講，不問姓“公”姓“私”是“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又鼓吹私營企業抓緊機遇“融合”國有企業，讓私有制吃掉公有制，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是有原則區別的，企圖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那是主觀主義的臆想，根本談不上什么“解放思想”!從實際情況看，這位副局長打出“解放思想”，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的旗號，是為私營企業“融合”國有企業打掩護的，最終是為用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服務的。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作者是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人民日報》2014年8月19日。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1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第8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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