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權貴”，是一個自古就有的名詞。官高者勢大，自然會出現借勢的利益共同體，官場中人摸清了門道，花花轎子人抬人，便官官相護，彼此劃分勢力范圍，井水不犯河水，一兩代的工夫，逐漸形成根深蒂固的祖蔭權力和諸侯意識，某一個地域或某一個行業都出現了行政或經濟壟斷，由此出現了權貴集團。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正是由于權貴集團對國民經濟和公共資源的高度壟斷，才形成了“國中之國”和法外特權，導致國民收入水平極度懸殊，分配不公現象使社會階層嚴重撕裂，國民財富向權貴集團的高度集中，更是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不能實現和諧的主要根源。
那么，權貴集團是如何出現的?中國的政治環境又給權貴集團的發展壯大提供了什么樣的土壤?筆者就以遼寧鳳城的例證一一道來：
一、權貴集團的第一桶金：以改革之名將國有資產由全民化變為集團化
遼寧省鳳城煙葉復烤廠始建于1935年，主要承擔遼寧省東部地區煙葉復烤、加工任務，年生產能力30萬擔。2000年時，有職工758人，截至1999年末，企業資產總額12449萬元，負債總額12024萬元，年實現利稅近2000萬元。2000年6月20日，遼寧省煙草專賣局向國家煙草專賣局提交《關于取消鳳城煙葉復烤廠、岫巖縣煙葉公司財政預算戶頭的請示》(遼煙局財[2000]126號)，文件稱：“為進一步適應煙草行業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經遼東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研究，并上報國家局批準，決定由遼東公司對鳳城煙葉復烤廠和岫巖縣煙葉公司實行收購式合并，改組為遼東煙草發展有限責任公司鳳城分公司、岫巖分公司，同時取消鳳城煙葉復烤廠和岫巖縣煙葉公司的法人資格、財政預算戶頭，其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并入遼東公司，對遼東公司實行報賬制。”
文件提及的遼東公司即丹東遼東煙草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10月，系遼寧省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進出口總公司共同組建的有限責任公司，2000年時有職工13人，資產總額9414萬元，負債總額9436萬元，實現利稅300萬元。遼東公司和鳳城煙葉復烤廠具有同等的企業法人資格，而且根據遼寧省煙草專賣局的文件所示：這兩家企業都是盈利單位，取消鳳城煙葉復烤廠的法人資格，實際上就是企業合并。由此，鳳城煙葉復烤廠按照文件精神，在鳳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注銷登記。
鳳城煙葉復烤廠改頭換面變成了丹東遼東煙草發展有限責任公司鳳城分公司，一家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法人資格被一家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分公司取代。緊跟著，一套以響應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打著“減員增效”旗號炮制的裁員方案出籠了。2000年下半年，總經理姜某突然宣布廠子已經資不抵債，即將破產，原因是寄存在大連倉庫的9614噸葉片煙已經發霉變爛，巨大損失無法挽回，據此準備停發職工工資，號召全體職工以買斷的方式實行裁員，并稱買斷的錢是國家煙草專賣局專門批下來的。于是，一份未經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未經上級公司批準，未向勞動行政管理部門備案，而且拒不向職工傳達國家煙草專賣局相關人事工作文件的“富余人員安置實施方案”于2000年12月23日生效，513名在崗和內退職工被欺詐，辦理離崗手續。
對導致鳳城煙葉復烤廠“破產”的直接原因——9614噸葉片煙在大連倉庫霉爛，后來遼寧職工快報社記者采訪中國煙草進出口總公司遼寧省分公司總經理郭某，郭某卻提供了與鳳城廠和遼東公司截然不同的說法：“真實情況是，煙葉是遼東公司的，我們把貸款得到的錢先借給遼東公司，遼東公司給我們打借條，出紅單子，這些錢已經在1999年、2000年都付清了。還有，就是積壓在我們這里的煙葉數量是6000多噸，而不是9614噸。”這個說法與遼煙局財[2000]126號文件相吻合，即鳳城煙葉復烤廠在取消法人資格前是盈利的，而絕不是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
如果說當時還看不明白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在若干年后我們看到的國家煙草專賣局國煙人[2000]633文件里就會發現這樣一個問題。文件是“國家煙草專賣局關于同意一次性安置原鳳城卷煙分廠職工的批復”，是批復給遼寧省煙草專賣局的，稱：“你局《關于鳳城卷煙分廠實施職工一次性安置的請示》(遼煙局計[2000]131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一、同意一次性安置原鳳城卷煙分廠的下崗職工。二、鑒于鳳城煙葉復烤廠人員嚴重超員、經濟狀況十分困難等實際情況，同意對鳳城煙葉復烤廠的下崗職工亦進行一次性安置……”文件中列舉的“嚴重超員”、“經濟狀況十分困難”很明顯與企業盈利狀況不符，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疏忽?惟一的原因便是遼寧方面向國家煙草專賣局的請示里虛構了企業生存維艱的狀況。后果便是遼東公司利用了這份批復，混淆了下崗職工和在崗職工的概念，將513名在崗和內退職工一次性辦理了“買斷”離崗手續。而又為什么非要套用下崗職工的名義呢?當年故意張冠李戴的始作俑者所持的尚方寶劍又是什么?應該是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文件本身，文件闡釋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同時也說明“由于傳統體制的長期影響、歷史形成的諸多問題、多年來的重復建設以及市場環境的急劇變化，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經營機制不活，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債務和社會負擔沉重，富余人員過多，生產經營艱難，經濟效益下降，一些職工生活困難。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這些問題。”為此，確定了十條指導方針，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由此可知，鳳城廠真盈利、假破產現象的出現，根本在于國家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上被人為操縱和歪曲，從而導致了一次血淋淋的跑馬圈地運動，鳳城廠513名職工被離崗，空出來的職位迅速被新人頂替，而且因經營需要，年年都要招聘，甚至每年都要臨時雇用數百名臨時工。
鳳城煙葉復烤廠職工的被離崗不是個案，整個遼寧的下崗職工總數多達178萬人。放眼全國，在以“減員增效”名義下被排擠掉的國有企業職工究竟有多少，永遠是一個未知數。但是，發生“減員增效”行為的國企一般并非虧損企業，如煙草系統明明盈利卻報稱資不抵債。老職工離崗后，煙草系統年年暴利，工資從以前的月結更改為年薪制，被騰出來的工作崗位年收入是以前的幾倍，甚至十幾倍。被安插進遼東公司任職的職工大多是當地政要的親戚和子女，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實現了鳩占鵲巢，瓜分到了改革紅利，搶到了最大的一塊蛋糕。2014年6月20日，審計署公布了各大國企盈利情況，中國煙草總公司在2012年實現營收高達10547.42億元，凈利潤為1650.03億元，資產負債率僅為14.96%。相當于每天收入28.9億元，每天實現凈利潤4.5億元。
二、權貴集團的形成關鍵：政商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暴力合法化
當原先的國有資產被粗暴地斷章取義，實現了合法外衣下的性質變更，決策者擁有第一桶金，并且引入地方實力派力量，與其分贓，以保護這個竊取的果實。這才是權貴集團形成的關鍵。如果說以改革之名行竊取之實是將全民所有制改變為部門所有制，那么，部門與地方政要的聯盟便是將部門所有制逐步改變為私有化的第一步。
根據后來的舉報材料顯示，1996-2000年，大連倉庫存放的葉片煙少了3000多噸，按當時的調撥價計算，價值1個多億;1998-2002年鳳城煙葉復烤廠儲備卷煙指標款6000萬元成為賬外資金，其中2800萬元去向不明，后來聽到的風聲是省局一人一個紅包分了;2000年12月23日513名職工被強行離崗后，遼東公司立即開始招工，地方政要親友子女紛紛被招聘進入公司，2002年工資開始大幅上漲，并補發工資和獎金。2005年夏季，中央審計組調查遼東公司小金庫，當時的遼東公司總經理姜某安排親信藏匿大量賬外資金賬目，用假賬僥幸蒙混過關。2006年6-9月，姜某企圖銷毀真賬簿，并塞給知情人張某50萬元人民幣封口。而遼寧省煙草專賣局每年撥給遼東公司的職工困難救助款，截止到2012年總額已經為190萬元左右，但從未公布救助名單和金額，在領導“一言堂”的背景下，病困和死亡職工親屬分文未得。這便是所謂國企改革之后大量弱勢群體出現而又哭訴無門的實際背景。
看到企業破產的謠言不攻自破，被強行離崗的職工們于2002年開始上訪，但形成大規模群體事件是2005年7月14日職工代表在丹東市煙草專賣局看到國家煙草專賣局國煙人[2000]633號文件之后，他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當年被以下崗職工身份所做的“買斷”離崗處理。7月28日，近300名職工前往遼寧省煙草專賣局申訴，遼寧省首例國企職工大規模群體事件引發媒體和上級領導關注。8月，《遼寧日報》和《遼寧職工快報》記者進行實地調查;9月，遼寧電視臺“新北方”欄目組以“豈能如此搞買斷”為題進行跟蹤報道。
然而，讓這些職工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的申訴和上訪竟然遇到了銅墻鐵壁。遼寧電視臺的第二期節目錄制完卻慘遭封殺，遼寧省信訪局答復“按法律辦”，遼寧省煙草專賣局局長于某也答復職工代表：“省長包案，省局我主管，你們提出的問題沒有虛假。”遼東公司也答復：“上下都很重視，買斷時確實存在瑕疵。”既然各級領導都明白存在瑕疵，但卻一再拖延，2006年6月，遼寧省委副秘書長賈某接訪時講了一番話，讓職工們寒心了。他說：“復烤廠在改制過程中存在一些毛病，如宣傳上片面性，告知上不充分，民主程序沒充分履行等。下崗職工吃虧了，可以說你們犧牲了個人利益，換來了改革成果。”如果改革成果是靠犧牲人民群眾的利益換來的，那么這個成果便不是人民的福祉。2007年，遼東公司總經理姜某在給省局黨組的報告里提到，“當時安置職工時，省局和遼東公司都沒有經驗，造成政策宣傳不到位，沒有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相關程序和手續不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如果當初企業不是處在困難時期，不是連續近兩年開不出工資，他們也許不會申請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至此，黑白完全顛倒了。
現在分析當時決策層的為難之處，或許會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即改革過程中會因為經驗不足而出現大量紕漏，然而這些紕漏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或者影響一個地域，或者影響一個行業。而決策者和執行者都不敢輕易糾正改革的失誤，一是怕影響政治前途，二是怕形成反作用力，誰都不敢承擔不可測的后果。如果鳳城513名職工的事情糾正過來，那誰有膽量承擔遼寧全省178萬名下崗買斷工齡的關停并轉、破產失業人員的安置問題?因此，這些職工們后來的悲慘遭遇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大規模進京上訪，僅2009年就達4次，國家信訪局把材料轉給遼寧省信訪局，國家煙草專賣局答復是回原單位解決，丹東市煙草專賣局答復說是在研究，鳳城市政府說是行業部門行為，政府管不了。這些機關部門之間相互踢皮球，踢到2010年。
2010年6月28日，遼東公司總經理姜某在百余名上訪職工面前宣布：省公司說你們的訴求是無理要求。7月1日，鳳城市公安局開始抓捕上訪職工，9名職工被冠以“聚眾擾亂社會罪”送到丹東看守所關押。7月12日，200余名職工及家屬到鳳城市政府要人，才得以釋放。從此，職工上訪成了死循環：目前積壓在鳳城市信訪局的中央、省、市各級政府部門的批示和轉辦通知書已近百份，但離問題的解決尚是遙遙無期。但職工與政府的矛盾也愈演愈烈，2012年5月，進京上訪歸來的職工有33人被鳳城市公安局行政拘留。自2013年5月起，遼東公司不再接訪，更不回應所有問題。10月21日，職工代表找到鳳城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被答復早已結案，理由是“由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勞動爭議發生在2000年12月23日，申請人的請求已經超過仲裁時效。雖然申請人認為自己提出新的證據，應重新審理。但是按照法律規定申請人已經超出法定仲裁時效，本委認為對申請人訴訟請求不予受理。”所有申訴的途徑都被堵死了。
十幾年來，鳳城513名“買斷”離崗的職工生活艱難，因病死亡已達40余人，其中一名系不堪饑寒所迫而自殺。數十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相當一部分職工不得不停交社保，另有幾十人重病纏身。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他們騰出來的工作崗位上的干部子弟們拿著高薪，享受著改革成果。仿佛可以發現一個問題的實質：當今中國的貧富差距，實際上便是富有階層巧取豪奪的結果。金錢與權力的聯姻，才最終形成權貴集團。當權貴集團一出現，弱勢群體想要爭取一個出頭之日無異于與權貴爭奪蛋糕，因此權貴集團會利用對政策的詮釋權和對暴力機器的支配權來維持一個不公平的既成事實，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利用法律來保護已經占有的非法利益，并企圖將暴力和利益都合法化。
三、權貴集團被瓦解的可能性：允許改革完善試錯機制
我們注意到，鳳城事件提示改革進入了一個前后脫節的困境。改革的初衷雖然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最正確的詮釋是這部分人應該是靠勤勞致富的人，讓他們先富帶動后進力量，使以地域差別為特征的現代化從東部向西部呈波浪式推進。而先富起來的人群絕不應該是以瓜分國有資產為手段，慷國家之慨中飽私囊的官僚和國企負責人。不幸的是，30年來，中國油水最豐厚的行業都先后發生了假公濟私的現象，公權力開始染指國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以“代言人”機制為代表的家族化趨勢。雖然沒有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但事實上寡頭已經出現了。
我們也注意到，當前中央進行大刀闊斧的肅貪反腐，并沒有觸及體制本身，充其量僅僅是外科手術式的清理。無論是癰疽還是肉瘤，都是點對點一割了事。但民生問題普遍存在，而且久拖不決，一方面是因為官員昏庸，得過且過，另一方面是因為權貴集團的勢力根本無法撼動。權貴集團的勢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連國家信訪局接訪的處長對鳳城職工都這樣說：“這個合同是無效的，我今天只是向你們解讀政策，北京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回地方由政府協調解決。今天不許錄像，不許照相，不能錄音，出了這個屋我所說的話一概不承認……”當職工的合法權益與權貴集團利益相沖突，即使是有官員想幫他們出頭，也與堂吉訶德挑戰風車怪沒有多大區別。于是，權貴集團大勢已定之后，維穩成了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表面的和諧穩定成了少數權貴瓜分國家財富、剝奪人民權利的遮羞布。
因此，就有了一個問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已經被有意識地合法化，那么又如何糾正?2000年鳳城職工在一場騙局中失去了工作崗位，難道這也可以用“改革不能走回頭路”而一言以蔽之?將權貴集團赤裸裸的跑馬圈地運動用改革失誤的說法來推托，掩蓋了刑事犯罪的真相。迄今為止，在遼寧、河南、湖南、山東等十幾個省，發生多起煙草行業被買斷工齡職工的群體事件，涉及職工3萬余人，對這些職工經濟補償當年只有1-3萬元，將他們從國企正式職工的待遇推入了萬丈深淵，有些被買斷工齡的職工甚至沒有養老金，只有每月300多元生活費。這難道不是把這些老黨員、老國企職工往死路上逼嗎?到了如此絕境，有關政府部門還在年復一年相互踢皮球，這是要逼著這些弱勢群體揭竿而起嗎?這些職工用十幾年時間不停申訴，歸根結底是相信政府，相信中央政策，相信總有一天會糾正當年的違法離崗程序。然后這種毫無保留的信任，被時光無情地摧殘了。十八大即使明確指出“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但在具體執行環節仍然無法可依。
依我看來，鳳城市這種當年響應國企改革政策的改制和改革雖然屬于一時的失誤，但后果嚴重。全國各地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大多是出于一時頭腦發熱的拍腦袋決定。從大局而言，國企改革和下崗再就業的整個過程是最后一次政企不分的后遺癥，也是權貴集團最后一次火中取栗，自此以后，已經很少再有政企糾纏、業務混淆的灰色空間了。當年政治掛帥，國家抓大放小，對基層國企根本無暇顧及，于是就給地方碩鼠鉆了空子。至于像鳳城這樣的買斷離崗現象，在其它省份都有類似的情況，但像黑龍江省地勘局、青海省核工業地質局、河南省核工業地質局等系統，都曾經貿貿然對職工大規模解除了勞動關系，而后來都先后予以糾正，并有條件地恢復職工身份。因此，不妨援此為例，逐步糾正改革過程中的若干企業改制失誤，也因此逐步減少全國弱勢群體的總量，并通過有條不紊的糾正，改變個別部門和少數人坐擁巨量社會財富的現實，瓦解權貴集團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實現財富向下層民眾的有序轉移，最終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如果沒有遠見，看不到問題的實質，而是一味的封堵言路，讓失去保障權的職工和民眾上訪無門，甚至進而以懲罰上訪為目的停止救助，拒絕對話和接訪，而且要將錯就錯，維持現狀，那么和土地革命戰爭前的中國農村局勢有何區別?既然弱勢群體見權大于法，申訴無門，那么當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那種“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的暴動圖景便會成為火山爆發的理論武器。但如果轉換思路，不再以年代久遠為理由來無限期延遲，在法律范圍內處理得皆大歡喜，那根本不需要繼續維穩。更何況，每天凈利潤4.5億的中國煙草系統還有什么歷史遺留問題處理不了?
2013年初，鳳城市幾個白發蒼蒼的職工代表與我在北京相識，抓緊我的手顫巍巍地搖，老淚縱橫，一口氣緩了幾次，說：“謝謝你管這事，希望下輩子還能見到你。”我一一握他們的手，微微頜首，心中一嘆：既然還有時間，就要在這輩子討個公道，人畢竟只有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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