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用筆打撈被湮滅的臺灣民眾史

　　在臺灣名導侯孝賢眼中，他是“咬住歷史不松口的大牛頭犬”;在熟悉他的大陸學者眼中，他是“文化界的福爾摩斯”;而他也這樣描述自己：“為了掌握歷史細節，我的寫作過程就像特務一樣，只是目的、動機有所不同。”

　　他，就是臺灣知名作家——

　　藍博洲：用筆打撈被湮滅的臺灣民眾史

　　在臺灣，很多人熟悉和喜歡藍博洲，或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侯孝賢導演對他的推崇。他是侯導眼中的“先驅”。早年，他發表在《人間》雜志的《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和《幌馬車之歌》贏得了侯導的這一美譽。尤其是《幌馬車之歌》兩度被侯孝賢搬上銀幕，一次在《悲情城市》，另一次是《好男好女》。而1988年9月，藍博洲發表在《人間》雜志的《幌馬車之歌》，也成了其最著名的后綴，獲得了未曾料到的反響和轟動。時至今日，關于臺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紀實文學，極少有出其右者。

　　在藍博洲筆下，湮沒于荒野的臺灣民眾史片段一點一點地呈現在世人眼前，顯露出鮮活的生命力。

　　2014年8月17日上午，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作家藍博洲在2014上海書展主題為“《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現場，講述其花費20余年、采訪多位當事人后代、查閱無數歷史資料后精心創作的30余萬字的非虛構類新作《臺共黨人的悲歌》。

　　一

　　藍博洲拍過電影，但他沒有成為一名導演;他寫過大量的采訪，然而他也不是記者。他是一位作家，他關注的是上世紀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一段被湮沒的歷史歲月。藍博洲深知自己所處的時代之于一位臺灣作家的使命，就像革命之于孫文，白話文之于胡適，民國雜文之于魯迅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和歷史使命。

　　1960年3月8日出生于臺灣中部苗栗縣客家籍工人家庭的藍博洲，是地道的本土作家。1979年入讀輔仁大學法文系。在擔任大學生文學社社長期間，曾邀請楊逵、陳映真兩位“白色恐怖”時期受迫害的“政治犯”進步作家到學校演講;在校期間，藍博洲還閱讀了大量魯迅等30年代作家的“禁書”，手抄過魯迅的《吶喊》;他說，是魯迅給我力量，他每逢遭遇困惑時，就去讀魯迅作品，閱讀中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和充實。

　　藍博洲從臺灣作家吳濁流的長篇紀實《無花果》等作品解讀發生在1947年臺灣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歲月。從1983年起，藍博洲發表了小說《旅行者》和獲得時報文學獎的小說《喪逝》等。1987年，他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志，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寫“二·二八”事件的報告文學《美好的世紀》，講述50年代被臺灣當局殺害的臺共地下黨領導人郭琇琮的事跡。

　　藍博洲的寫作以報告文學(臺灣學者稱為“報導文學”)和歷史調查為主要形式，訴諸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的思想情感。雖然出道獲獎的作品是小說，但更多的人還是把他當作報導文學作家。

　　作為資深報導文學作家，那么，報導文學在臺灣的生存環境如何呢?藍博洲說：基本上是爹不疼娘不愛，絕對是非主流。在臺灣，早期做調查文學，困難是沒有太多的文字資料，檔案沒有開放，找資料需要親力親為，后來檔案開放了，也不能依賴，因為檔案中不少東西不可信，還得靠自己。藍博洲的履歷中曾有當過短暫的記者職業記錄，但藍博洲說，先后在兩家報社加起來呆過幾個月，因為不合適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所以還是離開了，他一直堅持自由寫作、獨立寫作。每年都出書，都是臺灣重要的出版社，但是他自嘲說：臺灣圖書出版一般都是首印兩千冊，他說，除了早期的有兩本賣得不錯，自己經常是那種2000本賣不完的，所以單純靠版稅無法生存，還得靠稿費、講課才可以。年過半百的他回首往事，想著路是怎么走過來的?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能不能繼續走下去?

　　《幌馬車之歌》、《沉尸·流亡·二二八》、《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1913——1945)》、《高雄縣二二八曁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等都是揭露“白色恐怖”的。在他的報導文學名單上還有：《人間正道是滄桑》、《天未亮》，以及《麥浪歌詠隊》、《臺灣好女人》、《藤纏樹》、《紅色客家人》、《紅色客家莊》、《老紅帽》、《尋找祖國三千里》等等。

　　那些被掩蓋被遮擋被歪曲被修改的歷史，在他一點一滴的發掘中，漸漸露出了真容。

　　二

　　回想寫作歷程，藍博洲最先提起的是早年的一部作品——《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

　　“我寫了這么多人，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一位。”藍博洲說的是生命終結在32歲的臺灣醫生——郭琇琮。

　　出身臺北士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臺灣的年代，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1944年，與同學蔡忠恕在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學生反日組織，結果被日本憲兵逮捕，判刑5年，1945年獲釋，再進入國立臺灣大學完成學業。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臺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普遍感到失望，作為青年領袖的郭琇琮經由徐征介紹，認識蔡孝乾(1950年4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很快即變節投敵，致中共在臺地下組織被摧毀，使1800多人被捕入獄。加入國民黨后任臺灣當局“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于“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1982年10月在臺灣病逝。筆者注。)，暗中與同樣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臺大醫院醫生許強、吳思漢等發展學生、農工組織。

　　1947年10月任中國共產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次5月至香港參加會議，6月回到臺灣后，代理臺北市工委會書記;不久正式擔任書記，直接領導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以及其他所屬各支部。1950年5月2日，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28日，就遭到了殺害。

　　37年后，這個被隱匿了的傳奇故事被《人間》雜志的年輕作者藍博洲偶然聽說。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坐牢34年又7個月的“老政治犯”林書揚先生給了他很大幫助，不久就找到了郭琇琮的遺孀。于是，藍博洲做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關于臺灣民眾史的采訪”。

　　“老太太的敘述非常有條理，后來我知道了原因——郭琇琮被槍斃前，曾偷偷傳遞消息給他的太太，要她如果能活下來將來一定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藍博洲說：“當時，將死的郭琇琮連故事的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紀》。”

　　就是這次的采訪報道，改變了藍博洲后來的人生。他告訴記者，老太太說丈夫留下的遺言是是這樣的：雪嬌，請交待爸爸、媽媽，把我的尸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的生活下去……

　　“聽到這句話，我感到了極大的震撼。我想，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動我們，并不是他那么多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跡，而是他對待生命的態度吧?”藍博洲說。

　　“郭琇琮把我徹底征服了，他有那么好的家世，是臺灣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卻無怨無悔地選擇了這樣一條路。我看到我們前面還有這樣的臺灣人，有這樣無私的人格和理想主義。”他說。

　　“我之前存在主義式的找不到出路的困惑消失了，我確定了安身立命之所。我決定，之后的人生不做別的了，專心把郭琇琮這樣的臺灣人一個個找出來。”從此，藍博洲一頭扎進“長期被湮滅的歷史現場”，一路至今始終不輟。

　　與郭琇琮同一時代，一批臺灣青年才俊挺身而出，短暫的生命都在50年代戛然而止。在藍博洲的報導文學作品中，這一具具火熱的軀體從歷史深處“復活”，散發著青春、理想與愛，直搗人心。

　　《幌馬車之歌》里，臺灣客家青年鐘浩東和妻子蔣碧玉(蔣渭水之女)跨越海峽，回到大陸參加抗戰，歷經烽火迎來民族勝利和家鄉光復。然而，充滿愛國情懷的他卻倒在“白色恐怖”的槍口下，留給妻子的絕筆信最后寫道：“我將永遠親愛汝懷念汝，祝福汝!”

　　《尋找祖國三千里》則打開了另一段塵封的往事：在大時代的顛沛流離中，受盡了種種苦難與折磨的20歲的臺灣學子吳思漢為了回國抗戰，毅然放棄在日本的大學學業，穿越朝鮮半島和東北、華北淪陷區，歷經艱險抵達戰時“陪都”重慶。5年之后，年僅27歲的他也在故鄉的刑場上被斬斷了翅膀。

　　除了這些知識分子，藍博洲的“歷史筆記本”里還有著許多更加普通的臺灣人。他說：“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愛國的臺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

　　三

　　在《幌馬車之歌》之前，藍博洲對“白色恐怖”的認識完全是一片空白。原來以為“白色恐怖”就是“二·二八”，通過對郭琇琮遺孀的采訪，才知道“白色恐怖”其實同共產黨有關，并不是臺獨派說的國民黨殺臺灣人，外省人殺本省人那么簡單。

　　為了“咬”住濃霧里的那段歷史，藍博洲辭去了《人間》雜志的工作，從此，以作家的身份投入他已認定的田野調查寫作的工作。

　　“20多年里，為了尋訪被湮滅的歷史，我幾乎走遍了臺灣的城鎮、鄉村，還去了大陸很多地方，也到過香港、日本，去采集幸存者的歷史證言。”他說。

　　20多年的寫作生涯，留給藍博洲的不是功名利祿，只有一部又一部分量十足的作品。最新這本《臺共黨人的悲歌》，在由臺灣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獲《亞洲周刊》年度好書等榮譽。據藍博洲介紹，被經歷過臺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前輩”評價為“比以前寫的都好”。

　　臺灣版的《臺共黨人的悲歌》的封面上，印著一個舊痕斑駁的信封，這象征著藍博洲在完全沒有史料的情況下，深入海峽兩岸民間找尋線索的艱辛與執著。他介紹，這部報道文學作品透過張志忠、季沄及楊揚一家三口的悲劇故事，“從歷史的積土中，挖掘50年代‘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群像，訴說一段不為人知的悲壯臺灣近現代史”。

　　關于張志忠的傳奇及其妻兒季沄與小羊的悲劇故事，要從作家柏楊突然得到的絕筆遺書開始說起……《臺共黨人的悲歌》用詳盡的筆墨與詳實的資料，敘述了張志忠一家為革命事業奮斗一生的種種經歷。

　　雖然，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追贈了張志忠夫婦“革命烈士”稱號，但張志忠是誰?他與臺共是什么關系?他經歷了怎樣一段與中國近現代史緊密相連的革命生涯?對此，不僅大陸人不了解，臺灣人也大多不知道。

　　但藍博洲偏偏就掘地三尺，從家書中找資料、探訪各種可能的相關者，直到拼出一個完整符合邏輯的歷史故事。而寫作過程中向大陸相關人士查證史實的往來書信，無意中也成為了獨一無二的史料。藍博洲說：自己希望盡量掌握歷史細節，把革命志士的人性化一面寫出來。

　　《臺共黨人的悲歌》延續了作者早期紀實性作品的文脈，在敘述上采用了文獻、口述與人物故事相互印證的形式，但與《幌馬車之歌》等作品相比，這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著作，它所要處理的是“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人的活動及其歷史定位問題。不同于通常的歷史學著作，藍博洲將自己的調查過程也帶入敘述，用張志忠和季沄的斗爭和犧牲經歷為線索，串聯起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二·二八”事件擺脫話語的扭曲，重返其歷史現場。作者顯然相信：這種謹慎的紀實文學敘述(但排斥虛構的)的形式，比通常的歷史學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現發掘和偵測歷史真相的艱難過程。這確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臺灣現代史，其中貫穿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民族民主運動等復雜線索。作者的詳細勾勒和考訂清楚地說明：若抽去了這些復雜的線索，臺灣現代史便不能成立。

　　四

　　提到臺灣共產黨，因為其發展歷程曲折，又遭遇50年代“白色恐怖”禁忌，普通人對此不甚了了。聽說過“臺灣共產黨”這個名詞的，多半也是因為2008年的前“民進黨”人士、臺灣南部農民黃老養，在奮斗了18年后，終于當上了黨主席。他的黨全稱為“臺灣共產黨”(簡稱“臺共”)。

　　藍博洲認為，臺共研究之所以“沒成果”，就是因為在“臺獨”勢力興起所謂“臺灣史”熱潮以來，研究臺共始終是一件很冷門的事。即使有一些“民進黨”人士曾做過相關研究，也刻意將臺共與中共切割，“但事實上，1945年10月臺灣光復之后，臺共就在組織上回歸了中共”。

　　因為關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因為常年研究臺共、寫作相關作品，藍博洲笑稱自己因此被扣上了“統左派”的帽子。在他看來，民進黨利用“二·二八”事件搶奪意識形態話語權，誤導大眾對當時臺灣青年的身份認同問題。“其實當時的臺灣青年是從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而對‘紅色祖國’的向往，并非大量轉向主張‘臺獨’。”為了讓這段被誣蔑的歷史反轉過來，藍博洲說自己想要寫“臺共三部曲”(按照臺共不同歷史階段劃分)，讓大家了解真實的臺共黨人。

　　據藍博洲介紹，1949年之后，臺灣的進步歷史徹底結束，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社運傳統亦徹底斷絕。而在“白色恐怖”的漫長年代里，臺灣民眾接受的是“反共”、“恐共”的思想教育。以至于臺灣社會的“反共”痕跡無所不入，這種意識形態至今沒能得到徹底清理。“在臺灣，罵一個人‘阿共仔’是非常狠的話。”而這種聲音，似乎又常在綠營人士嘴里聽到。

　　這種意識形態糟粕作祟，為兩岸交流深化帶來的是無形的顧慮與偏見。“臺灣的中國人認同比例在下降，但一邊又希望在經貿領域大陸能對臺讓利。”在藍博洲看來，雖然許多“陸客”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臺灣看一看，但在臺灣，還是有人對陸客懷有偏見。要解決兩岸交流領域的深層次問題，藍博洲特別強調：“清理舊有的意識形態非常重要”。

　　由于歷史和地理的原因，中華民族當今面對著一個自然的海峽，另外還有一個政治與文化的海峽。

　　藍博洲最后說，中國已和平崛起，但中華民族要在21世紀達到偉大復興的目標，兩岸必須早日統一，而臺灣雖已光復近70年，但也只有待中國再統一時，才是臺灣的真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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