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與金錢政治

　　多數西方國家一直標榜本國民主，實際上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錢主政治”。

　　今天西方國家的民主，是壟斷大資本統治中小資本和勞動力的工具。這種制度不過是一種新的壓迫形式，即擁有巨額財產的極少數人壓迫一無所有的絕大多數人。

　　說明西方民主制度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制度，需要證明四點：一是要說明不同社會成員的利益存在尖銳對立的沖突;二是國家政策可以維護某一方的利益，而損害另一方的利益;三是要證明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的利益，成為政治決策的根本依據;四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多數人既無法通過選票，也無法通過街頭運動等手段對這種政治制度進行修正。

　　(一)

　　階級社會中，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始終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奴隸主要蓄奴，奴隸要自由;領主要初夜權，農奴要解放;地主要收租，農民要耕者有其田……奴隸與奴隸主、領主與農奴、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始終處于尖銳對立之中。

　　西方社會，極少數社會頂層與絕大多數社會底層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在金錢可以賣到一切的社會中，擁有大量財產的極少數人會迅速壟斷生產生活資料，向其他社會成員要求各種利潤。現實之中，依靠各種手段完成原始積累的少數人，并不會回饋社會，而是會考慮如何進一步發大財。他們會使用各種手段壓低工資水平和中小資本利潤律，提高生產、生活成本，提高自己在社會總產品分配中的份額。

　　與奴隸社會赤裸裸的人身奴役、封建社會地主強行占有土地剝削農民不同，西方社會中的激烈利益沖突，隱藏在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和天經地義“契約精神”之中。

　　這些華麗的辭藻的背后不變的是的叢林法則。直觀的表象是大部分人的損失成為少部分人的利潤，社會迅速兩極分化：極少數人以天量巨額財產為分配依據，壓低工資水平，提高生活成本，在社會分配中獲得極大份額，積累大量資本迅速暴富;多數人以勞動力或有限的少量資產為分配依據，工資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朝不保夕，長期陷入貧困之中。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明知這種交易是對自己不利的，卻不得不進行交易，因為廉價出賣勞動力和商品，總比餓死或者企業倒閉強。

　　在這樣的社會之中，處于社會對立兩端的人群的收益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生產、生活必需品價格下降，工人工資上漲、中小資產所有者的利潤上升，巨額資產所有者的利潤便會下降。反之亦然。

　　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今天的西方國家，貴族已經衰落，極少數大資本家取代了貴族的地位，社會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集團：極少數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控制生產生活資料、不勞而獲的社會頂層和絕大多數以出賣勞動力為主要生活來源、辛勤勞動、窮苦一生的社會底層。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 《共產黨宣言》]

　　這樣的社會中，以血統為依據的貴族特權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以財產為依據的貴族特權。表面上，廢除了封建特權的社會人人平等。實際上，從深層次看，在一切生產生活資料都能在市場買到且絕大多數人都成為雇傭勞動者的社會中，擁有巨額金錢即擁有支配他人的權力。這樣的人，必然擁有遠遠超出其他社會成員平均水平的社會權利，亦即特權。或者說，人人皆平等，少數人更平等。

　　相比以血統為依據的特權，財產的特權同樣可以通過遺產繼承傳序下去，卻隱蔽得多。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仍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這種統治關系，以私有財產的產權為依據，以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經濟基礎，以西方民主制度為上層建筑。

　　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公民的共同利益注定只局限于極小的范圍內。

　　(二)

　　大多數國家行為都直接或間接參與社會分配，比如：稅收、支付、補貼，直接參與社會分配和再分配，而立法、司法、行政等行為，則維護現有社會分配制度，間接參與社會分配。

　　羊毛出在誰身上，補貼給誰，是參與直接分配的關鍵。比如，小布什一面削減社會頂層的稅收，一面削減社會底層的基本福利，這種財政改革必然調整社會頂層與底層的分配關系。再比如，對中低檔生活必需品增稅，對奢侈品免稅，必然增加社會底層的負擔，減少社會頂層的開支。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美國建國以后，長期維持高關稅政策，對輸入品征收高額關稅，這樣做必然提高英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增加南部農業區使用工業制成品的負擔，增加北部工業區制造的粗劣商品的利潤。再比如，19世紀初，英國長期推行谷物法，限制谷物輸入，提高糧食價格，增加工人的生活支出和資本家的工資支出，維護大地主貴族的利益。

　　國家維護某種分配制度，就是維護某個集團的經濟利益。一切社會分配均以國家支持為基礎。比如，黃世仁與楊白勞的沖突中，支持黃世仁的法官可以說：“契約神圣。楊白勞自愿立約，理應遵守。現在楊白勞無力償還貸款，黃世仁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失。為此，黃世仁有權要求楊白勞以喜兒抵債。綜上所述，本法庭正式裁決：支持黃世仁的合法要求，喜兒成為黃世仁家丫頭，直到楊白勞償清債務為止。在此期間，黃世仁有權對喜兒提出各種行為要求，喜兒不得違抗。”支持楊白勞的法官則可以說：“黃世仁長期收取高昂地租，無償占有楊白勞的勞動，使楊白勞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成為債務奴隸。為了達到霸占喜兒的目的，黃世仁在明知楊白勞無力償還的前提下，故意向楊白勞借貸利率遠高于法定水平的高利貸。在楊白勞宣告無力償還高利貸時，黃世仁竟然提出以喜兒償債的要求，企圖侵犯喜兒的人身自由。綜上所述，本法庭正式裁決：對黃世仁提出以喜兒償債的要求不予支持;黃世仁應退還楊白勞以往累計繳納地租的本金及利息;楊白勞應在力所能及的時間內償清所欠黃世仁債務的本金，對本金以外利息部分不予支持;駁回黃世仁對占有喜兒人身自由的要求。”兩位法官的判決，聽起來都有道理，但是對黃世仁、楊白勞和喜兒，則是完全不同的結果。

　　再比如，《威尼斯商人》中，債主夏洛克提出要求按照契約從債務人安東尼奧身上割取一磅肉。安東尼奧的好友波西婭找到契約的漏洞，提出夏洛克只能割取安東尼奧的一磅肉，而不能流一滴血。最終，夏洛克敗訴，損失了巨額財產。在這個故事中，波西婭自然是聰明伶俐，但庭審的關鍵卻不是波西婭，而是公爵認可波西婭對“一磅肉”的解釋。所以，在庭審過程中，公爵對基督徒的偏袒和對猶太人的歧視，才是安東尼奧贏得官司的關鍵。

　　事實上，沒有西方國家對私有產權和契約的支持，西方社會那種導致懸殊貧富差距的經濟制度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可以講，國家支持私人無限占有生產生活資料，支持契約關系，是這種經濟制度長期存在的前提。

　　除了對產權的直接支持，還有許多政策，也直接影響社會分配的結果。比如，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工會長期處于非法、半非法的狀態。再比如，雇用童工、不提供基本勞動安全保障和每天12小時工作制，則是長期合法的。無疑，允許工人成立工會，禁止雇用童工，提供基本勞動安全保障和實行8小時工作制，必然會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人待遇。當然，也必然會削減大資本家的利潤。

　　控制巨額財富的少數人往往推崇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守夜人”型政府，這是因為政府參與社會直接分配越少，金錢直接控制的社會分配越多，社會權力越大。只要國家維護產權和契約，站在黃世仁和夏洛克的一邊，金錢便可以有效發揮作用，利用交易控制其它社會成員。除此以外，對金錢來說，都是多管閑事。

　　所以，國家在社會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巨額財產的積累與匯聚，多數人的貧窮與破產，都與國家的支持密不可分。

　　(三)

　　理論上，西方國家的所有人都有權通過選票影響國家政策。現實之中，貧窮的絕大多數人的注定沒有影響國家政策的能力。

　　這是因為西式民主的方方面面都與社會動員能力密切相關。在一切生產生活資料都成為商品，絕大多數人都成為雇傭勞動力的社會之中，無論是傳播思想，還是推舉候選人，或者組織結社，甚至示威游行，都需要消耗巨額金錢。任何政治活動，都離不開贊助人的支持，都要唯贊助人馬首是瞻，都要仰金錢的鼻息。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共產黨宣言》]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學者代替了主教，記者代替了牧師，宣揚、傳播對少數社會頂層有利的思想。

　　那些被豢養的學者，在巨額金錢的推手下，迅速名揚天下，名利雙收;那些不肯合作的學者，與往往得不申請不到教職，難以申請研究資金，論文難以公開發表，更不用奢望諾貝爾經濟學獎之類的榮譽。多數學者經過權衡會選擇什么樣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不肯合作的少數學者，如果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注定被邊緣化，在默默無聞中窮困潦倒度地過一生。

　　記者也是如此。媒體傳播的思想必然符合出資方的利益，出資方有權雇用或解雇記者，自然有權否決不利于自己的文章。那些不愿為出資方的利益效勞的記者，最終必然離開這個行業——除非他們有錢自己開辦一家媒體。顯然，這是很難的。絕大多數媒體都處于虧損、半虧損的狀態，沒有巨額資金很難長期維持一家媒體。

　　自由市場之中，言論自由是建立在金錢壟斷媒體的基礎上的自由，不符合金錢利益的言論沒有自由。學者、記者可以討論、剖析、批判、揭露某一大資本家，某一政客或者某一企業，但是不能批判、揭露整個社會制度，因為這觸犯整個統治集團即所有有錢人的利益。任何一個控制媒體、學校、出版社的董事會成員，都不會允許自己控制或資助的學校或媒體傳播對自己不利的思想。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所有董事會成員都會達成默契。因為所有董事會成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學者、記者、媒體，也許在涉及具體問題上爭執，但是在涉及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上，必然異口同聲。

　　理論上，質疑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聲音可以脫離學校或媒體傳播。但是，現實之中，在海量信息的時代，脫離學校或現代媒體，沒有金錢支持的言論能傳播多遠呢?

　　因為金錢在意識形態領域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普世價值”代替了“上帝萬能，君權神授”。在一切超過個人切身體驗的范圍的社會信息，均由金錢控制的社會中，社會成員如同生活在由金錢構筑的“黑客帝國”之中。個人只能知道金錢的意志認為社會大眾需要知道的信息，不能知道金錢的意志認為多數人不必知道的信息。如此，多數社會大眾怎么能做出對金錢不利的選擇呢?

　　選舉過程中，金錢也必然發揮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理論上，每個人的選票都能發揮作用，實際上由于成本原因，現代民主必然是代議制民主，所以能發揮作用的選票并不多。如此一來，那些不能獲得足夠選票的候選人，必然無法跨過門檻，成為議員或總統。隨著選舉范圍的擴大，沒有資本推手的候選人，基本沒有可能在眾多“同質候選人”之中脫穎而出。

　　沒有金錢的力量，沒有媒體的支持，大量同質的選票難以匯聚到一個候選人身上，任何候選人在大范圍選舉中，也難以獲得足夠的選票。最終，必然是金錢推舉的代理人，從這種贏者通吃的選舉中勝出。選舉規模越大，越是如此。張三的政治主張也許代表李四的利益，但是張三不在李四的親友圈子之中，所以李四并不了解張三，也不會投票給張三。李四也許投票給與張三政治觀點完全一樣的王五。張三與王五的唯一區別是王五是李四的熟人，而張三不是。最終，政治觀點相同的張三、王五，都將因為沒有獲得足夠的選票而落選。這些候選人獲得的總選票也許很多，但是人均獲得選票的數量很少——眾多的選票分散在眾多候選人身上，這些人最終都無法行使參政的權力。

　　媒體能在短時間內包裝出一個完人。反之，也能在短時間毀掉一個人的公開形象。熟悉的人都知道張三卑鄙無恥，李四正直善良。但是，有多少人是通過親身交往認識張三、李四，又有多少人是通過媒體了解張三、李四呢?絕大多數人對張三、李四的了解必然通過媒體。1996年俄羅斯大選中，被俄羅斯寡頭控制的各種媒體集中火力攻擊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最終，葉利欽險勝久加諾夫。這是典型的例子。

　　在金錢挑選候選人的選舉之中，如果想成為候選人，就必須順從金錢的意志。個別候選人在墮胎、禁槍等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也許有不同觀點，但在涉及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根本的問題上，誰也不會違背金錢的意志。

　　這就如同，飯店的顧客有權選擇蘿卜燴土豆或者土豆燴蘿卜，卻不能選擇牛肉燴土豆。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投票給那些必輸的候選人呢?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老百姓的滿意度和投票率同步逐年下降。

　　至于金錢在結社、組織政黨、示威游行中的作用，就更不必說了。現實中，誰能獲得金錢的支持，誰就是黨魁。沒有金錢的支持，寸步難行。黨魁的第一要務必然是想方設法籌措資金維持政黨正常運轉，保證本黨有足夠的財力組織、參與各種政治活動。這就如同雇傭兵時代，軍閥的第一要務是籌措軍餉一樣。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提出的執政理念，怎么能違背金錢的意志呢?

　　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宣揚“人人一票，人人都有權通過選票表達政治觀點”的西方社會中，為什么少數人的意志能壓倒多數人的意志成為決定國家政策的關鍵意志。

　　(四)

　　在這種制度下，暴力也成為金錢的奴仆，成為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國家一直標榜軍隊國家化，內政由選票決定，軍隊并不參與內政。現實之中，顯然不是這樣。西方國家的軍隊、法庭等暴力機關也是維護少數人統治的工具。

　　既然公民結社集會示威的自由，就很容易演化為騷亂等街頭政治。在一切勞動力都成為商品的時代，極少數擁有巨額財產的富豪或者海外勢力出資安排一場示威或騷亂并不難，烏克蘭、泰國的例子都是如此。

　　當騷亂發生時，不論軍隊鎮壓，還是袖手旁觀，都已經事實介入到內政之中。軍隊鎮壓反對派的例子很多，比如葉林欽炮轟白宮。軍隊不鎮壓反對派的例子很多，比如埃及。軍隊主動發動政變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泰國。軍隊主動鎮壓、支持或發動政變，是站在其支持的那一派政治勢力的后面。軍隊拒絕袖手旁觀則是站在騷亂中具有較強社會動員能力的那一派政治勢力的后面。

　　在社會已經陷入動亂之中，政府出現危機時，高級將領擁有極大的自主權。這時，軍隊采取什么態度，往往取決于高級將領的個人選擇。高級將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食人間煙火的機器人。他們的社會身份同樣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綜合，他們同樣擁有巨額財產。他們所處社會地位，決定他們的選擇。在動亂之中，他們絕不會做出違背自身經濟、政治利益的事情。只要高級將領擁有巨額財產，或者擁有巨額財產的少數人賄賂了他們，他們必然公開支持至少偏袒富豪及其代理人——因為他們也是其中的一員。

　　軍隊袖手旁觀，是一種公開的偏袒。這時，資本擁有壓倒性優勢。控制社會主要財富的極少數人擁有大量的金錢，擁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其他社會成員，雖然人數眾多，但是難以形成有效組織，產生合力與之對抗。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解放前的舊中國，土豪劣紳擁有十幾人、幾十人的洋槍隊就能威懾、控制幾千、幾萬農民

　　所謂軍隊國家化，無非是金錢控制暴力的借口而已。當現任領導人推行的政策不能令多數人滿意，出現無政府狀態時，軍隊就出來維持秩序(比如葉林欽時代的俄羅斯)。反過來，當現任領導人推行的政策不能讓擁有巨額財產的少數人和境外勢力滿意，少數人或境外勢力發動街頭政治運動時，軍隊就發動政變主動推翻現任領導人(比如泰國)，或者袖手旁觀漠視現任領導人被推翻(比如埃及)。

　　(結論)

　　在西方社會中，一方面，金錢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存在馬太效應，財富會不斷自動匯聚和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的手中。這些人一方面控制金錢，一方面控制國家，成為統治社會的極少數頂層。其他人則淪為被統治者。

　　不僅如此，有能力控制國家的極少數人，可以使國家政策向對其有利的方向傾斜。所以，金錢與政治權力具有互相促進的作用。兩者互相強化，互相鞏固。擁有的金錢越多，政治權力越大，政治權力越大獲得的金錢越多。這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大盜竊國”。與蠅營狗茍的腐敗相比，“大盜竊國”是合法而公開的。與之對應，其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則迅速喪失金錢和基本的政治權利。

　　這些西方民主制度下為金錢預留的技術性后門，不止本國大資本可以利用。外國勢力同樣可以通過基金會花一點小錢，控股異國媒體，資助賄賂學術界，煽動、資助街頭動亂，在異國扶植代理人，推行對本國有利的政策。這是看不見的、不流血的、廉價的戰爭。對戰勝者來說，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了解了西方民主為金錢預留的技術性后門，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俄羅斯民眾在葉利欽時代，獲得了選票卻失去了一切，他們對現狀不滿，卻無力改變;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少數擁有巨額財產的富豪和他們的代言人，強烈要求實行西方的“錢主政治”;更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積極輸出這種“錢主政治”。

　　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從不兼容，在西方國家推崇自由市場經濟加代議制民主的體系中，金錢發揮壓倒性的力量。這種制度是極少數人利用金錢優勢統治壓迫其它社會成員的制度，與民主的實質相去甚遠。

　　考慮到金錢在民主政治之中的作用，民主必須建立在貧富水平接近的基礎上。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不會存在真正的民主。這是西方國家雖然標榜本國政治制度完善，實際卻存在嚴重階級壓迫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經過前面分析，不難看出：只有在所有人的社會動員能力相近的情況下，所有人才能平等地表達政治觀點，才具有相近的政治權利;只有所有人的經濟地位相近的情況下，所有社會成員之間才能廣泛存在共同的經濟、政治利益。

　　如此考慮，便不難理解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中，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換句話說，消滅懸殊的貧富差距，實行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共同富裕是民主的前提而不是結果。違背這個前提，民主必然演化為新興金錢寡頭的獨裁統治。

　　(作者單位：天津市政府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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