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鄧小平先生誕生110周年紀念年，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有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與這些活動相生相伴的還有關于其歷史功績的評價問題。客觀地講，功過評論是既有共識也有爭論，最大的共識是他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更多的爭論是有關他歷史功績的定量與定位。
在我看來，評價小平先生的歷史功績，最好搞虛評，只走粗線條，不作細評。如果要做實評細評，就要堅持實事求是這個大原則，這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小平先生個人的尊重，脫離這一原則得出的任何結論都只會引起更大的爭論，而不可能取得共識。那么，到底如何正確評估鄧先生的功史功績呢?我認為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必須還原1976年以后的重大歷史事實
評價一個人的功過，最重要的依據是事實，事實清晰了，結論不難作出。1976年至小平先生逝世，中國可以記入歷史的大事不外乎：粉碎“四人幫”，恢復高考，小平復出，“改革開放”的最早提出，對“兩個凡是”的批判與真理標準大討論，華的退出，H的主持，H的退出與Z的換位，Z的退出，不愉快之事，香港回歸，聯產承包責任制，國企改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
粉碎“四人幫”是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定，這件事本身與小平先生無關，當然也就無關功過，在這件事情上面做過多文章顯然不具有客觀性，尤其是不能籍此與小平功過產生聯系。
恢復高考是“文革”之后后的一件大事，大多國人都把這個功勞記在了小平先生身上，而真正了解這件事情始末的人又說最早批示恢復高考的是華國鋒同志。到底真相如何?希望官方有個權威性結論，把早期的學者建議——領導人批示——會議記錄——批文等過程公示就清楚了。為什么很重要呢?因為大部分知識分子感謝小平先生是因為他們認為小平給了高考的機會，如果真相不是這樣，恢復高考的功勞該記誰身上就記誰身上。
小平復出。這是與小平先生個人有關的大事，正是因為小平先生的歷史地位很高，所以，他的復出自然也是重大事件。那么，必須要問，誰是小平先生復出的第一推手?是誰最終拍板小平先生的復出?如果說小平的成功是偉大的，那么，這兩個人的功勞不能忘記，因為是他們給了歷史這個機會，誰埋沒這兩個關鍵人物的功勞，實質上也是輕視小平先生的貢獻。小平自己在復出之前做了什么樣的主動鋪墊?復出之后作出了哪些改變?是如何迅速改變權力結構的?
按通常的叫法，毛主席去世后的時代稱為“改革開放”的時代，也就是說，之前的時代不怎么改革，也不怎么開放。實際上，這種說法是說不通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可以講是進行了感天動地的改革，也取得了極其偉大顯著的成就，二十幾年時間，把整個工業體系建立起來，不改革怎么達到?至于開放，確實因為戰略需要(兩彈一星)耽誤了一些時間，但是，大陸入常，與日歐等西方國家建交，與美國握手恢復邦交談判等，都表明大開放的步伐已經于70年代初就邁出去了。不承認過去的改革和開放也是可以的，就當過去沒有達到質變吧。那么，是誰最早提出改革和開放這樣的口號呢?或者說誰最早提出“改革開放”這樣的口號?誰最早提出，誰就應該擁有署名權，而圍繞著這個口號奮斗的人都只能是思想者的執行人。從事實角度看，華執政后，中國的改革和開放步伐已經比之前有很大加快，當然，這也是建立在前人的經濟基礎和前人開創的國際新局面基礎之上的。另外，“特區”是一種新嘗試，是不是小平先生最早提出來的?如果是，堪稱偉大。
“兩個凡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因為這件事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一段佳曲，因而對圍繞它身上的一些歷史事實必須得到還原和澄清，“兩個凡是”是否構成政治錯誤?它是否真實阻礙了中國的進步進程?它是否成為華先生希望借此實現個人專制的政治保證?它是否是一種臨時性的“政治遺產”寄托(華穩固政權的策略)?還原歷史有利于還原很多人的真實形象。(這個問題的評價很難客觀，因為政治的精髓在此)
華的辭職。單從媒體導向結論，華的辭職是著眼于更好的改革開放。那么，我們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華若不辭職，就構成了改革開放的障礙?緊跟著就有很多問題：華到底在思想上有哪些保守性?華的行動到底阻止了哪些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華的政策到底是否符合穩步改革和原則開放的要求?這些問題都需要給出具體事例證明，否則，很難向歷史交待。如果華的步驟是符合歷史環境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那么，后面的事合理否?
H和Z兩位政治人物的進退。如果說華的退出是因為阻礙了改革開放，那么，這兩位大人的進退規律又是如何?這兩個人優缺點是什么?這兩個人是政治泡沫的產物還是政治謀略的產物?另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是：華、H、Z三個人身為國家一號，為何這么容易退休?這是中國特殊歷史進程中的奇怪問題，這也關系到“事實終身制”和“隱性終身制”的爭論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隱性終身制”可能比“事實終身制”影響更壞，因為它制造了一種“KL政治”的不正常生態。是否還可以作另一種理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幕后比幕前更有戲?福兮禍兮?
不愉快的小事。現在，很難有人會對其重新定性，但是，對參與這件事的主要當事人應該有個大致評價，當然是建立在各自角色的基礎之上。到底屬力挽狂瀾之舉還是屬中斷進步歷史之舉?對人民起到了一個什么樣的教育作用?是反腐轉折點還是腐敗新起點?這很關系一些人的功過評說。
香港回歸。“一個國家可以有兩種制度”這種想法在毛澤東時代已經出現過，當時主要想適用到臺灣統一上面，后來，小平先生靈活地運用到香港回歸上面，應該說是有創造性的思想，在整個回歸談判過程中，小平先生的勇敢機智和堅決態度起了關鍵作用，居功至偉，歷史不能忘記他的功績。
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單干)。從歷史某些階段的需要看，當時的政策應該沒有什么錯誤，雖然從長期看分田單干并不利于農業生產，但是，它有效地釋放了農民勞動積極性，也急時緩解了農產品供應不足的問題。整體上講，農村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功。后來，中央沒有根據條件變化對農村進行更好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怪小平先生的承包制，后人自有后人的責任。
國企軍企調整改制。從現在了解的情況是，小平先生成核以后下馬了大量軍工企業，軍轉民的力度空前，有部分企業后來直接就垮掉，尤其是象“運十”、“芯片業”、“戰略軍工”等下馬影響深遠，軍隊耽誤了將近二十年的發展機遇期。國企改制的大面積推廣是小平之后的事，但是，國企大范圍退出破產的指導理論仍然是小平的理論(摸、貓、不爭論，“總設計師”這個提法不準確，小平自己都說摸石頭過河，自己都強調貓抓老鼠，哪有總設計?有總設計，就不會到今天還找不準路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到底是否能夠兼容是另一個大問題，本文不便詳論，但這個理論在中國的成形是有過很長時間爭論的，應該說小平先生為這個理論的最終面世作出了杰出貢獻。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有一件事必須得問問，小平先生有沒有必要搞“南巡講話”?背景是什么?退休后作全國性指導合不合適?這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終身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有何區別?這個理論到底算不算一種經濟理論?
重大事件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回答好歷史重大問題，就能夠評價準確歷史中的人物功過，否則，只能說：樹英雄人物是歷史的某種需要。
第二，必須正確評估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成就得失
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歷史政績及地位，政治遺產和經濟遺產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構成要素，對小平先生的評價也不例外。因為政治改革的話題較為敏感且幾十年來進步緩慢，此處不便多談，盡可能把重點放在經濟領域。
改革的基礎是什么?任何改革都講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的基礎是一窮二白，工業化接近于零，建設難度于世最艱。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建設以后，中國實現工業整體布局的完整性，且在很多產業實現了國際產量優勢，較為落后于時代的是輕工業和農業。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運動事實。改革取得如此明顯成效的原因也在于此，把農業和輕工業一放開，整個物質生活就變化很快。然而，正如郎咸平先生所講：讓中國領導人去非洲搞改革開放試試?沒基礎怎么改革開放?改革一代把著力點放在影響民生的兩個領域，應該說是抓對了路子，是值得稱頌和贊揚的，也是很值得書寫的歷史功績。
改革的依靠是什么?所謂改革的依靠應分兩個方面，一是政治依靠，一是人民依靠。政治依靠取決于高層共識，華的執政與辭職都是平穩的，尤其是辭職過程未現較多私心，保證了經濟改革的平穩性和政治層面的穩定性，為其他同志推行自己的想法提供了保證，而小平先生的定海作用較他人更為突出，其權威性就是一大保障。人民依靠是最大的依靠，是改革開放取得快速進展的最重要力量，物質的原始動力和精彩生活的誘惑力也是吸引人民群眾更快適應新時代的重要因素，“改開”說具體一點就是物質誘惑的釋放，是人內在私欲的釋放，它能夠在短期內催生特殊能量的爆發，效果顯著的原因就在這里。
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源動力是什么?一是地下資源的高速利用，二是低成本勞動力的無限開放，三是市場無限地向世界開放。象中國這樣大的一個統一市場，資源、勞動力和市場都自由了，想不短富都難，中國的資源豐富，足以讓一批人先富起來，中國的勞動力便宜，足以讓一部分資本家先富起來，中國的市場開放，足以讓外資發展起來。小平及其同事看準并選擇的動力源應該是很有水平的，尤其是在初期，正所謂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有了這三個動力，不可能抓不到老鼠，不可能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可能不獲得支持。小平先生的成功是實用主義成功的典型范例。
經濟高增長的質量如何?前面提到三個基礎動力源，實際上也就決定了中國近幾十年經濟增長的質量水平。賣初級資源或以初級資源為主的產業不可能產生高效益，以賤賣勞動力為主的生產活動也必定是低端無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以市場換技術的外企引入也不可能真正換來核心技術，所以，整體上講，快速發展的表面影像下隱藏著諸多個低質的真實，也埋下了經濟包袱的隱患。但是，當人們還處于對物質高速追求的激情階段時，很少有人愿意冷靜思考質量的重要性，享受的重要性掩蓋了一切深層次矛盾的隱性危機。
經濟高增長的影響如何?由資源、勞動力和市場推動的高速增長發展一定階段必然無以為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開始顯現，于是，中國就祭出了房地產這個新的低技術高需求法寶，住房商品化改革是一項重要決策，它在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帶來了人民對財富的理解新思維，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住房財富論已經轉向到神經質的地步，以“土地”為依托的中國經濟越走越低質化，越走越被動化，高增長又開始無以為繼了，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高增長付出幾百年都難以修復的環境破壞和上百年都難以修復的道德淪喪。不難發現，中國的人口紅利讓低質量高速度經濟維持了很久，并還將維持一段時間，但終究維持不下去，“高增長”這個概念應當逐步從中國人大腦中退出，只有退出，中國才能慢慢走向科技型發展道路，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外交遺產的正負問題?以小平為核心的經濟改革派奠定了近幾十年發展的理論基礎，鄧小平理論也是眾多改革派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不得不說，為了換取快速發展的結果，中國也付出相當多的外交代價，包括對西方的無原則妥協，包括對國際規則的無原則讓步，包括對外交協議的不合理包容，“讓步換外資”和“韜光養晦換朋友”兩大理論留下的禍患至今仍負債很多，還將延續相當長時間的清債期。
第三，如何正確處理一個人與一班人的功過關系問題?
在評價毛主席的功過上面，很多人習慣于把功勞都記在他人身上，把過錯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評價小平先生該用什么標準呢?是不是要把改革開放的功勞都堆在他一人身上?或者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其他革命元老的歷史貢獻如何分配?把中國近幾十年的成績都濃縮在鄧小平一個身上是否合適?現在的宣傳感覺是：一提改革開放，全是小平的功勞。
小平先生曾經對毛澤東思想有個定位，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如果把鄧小平理論也歸結為集體智慧的結晶，成立嗎?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成立的話，那小平先生的完美形象可能要受一點影響，如果不成立，則似乎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的思想都不是毛澤東本人專屬，那其他人的理論為何就只由一個人專屬呢?
小平先生還給毛主席的功過給了出“三七開”的定量化評議，這也是很容易引起爭論的結論，如果不想引起對小平過功評議出現過大的爭論，建議不要以類似方式定量化，一定量化就必定要引出歷史資料的公開化，而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小平先生所經歷的很多具體大事件都無法公開，對于“重大事件不能全公開”時代的偉人，最理想、最合適的功過評價就是粗線條評價——小平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一個時代，需要塑造一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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