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頻繁爆出明星吸毒被抓的丑聞，引起輿論嘩然。其實明星吸毒并不是新發現的娛樂圈秘密，只是最近警方加大打擊力度，媒體加大曝光力度，而且毫無回旋余地。如柯震東這般鏡頭前痛哭流涕悔不當初，也就罷了，偏有寧財神之流，從拘留所出來還高調討論大麻合法化，呼吁對涉及大麻的量刑網開一面。
娛樂圈諸多明星卷入吸毒，是由多種因素造成。出事了，自然也有開脫的理由。賣淫嫖娼被抓，就有人呼吁賣淫嫖娼合法化，黑龍江前人大代表遲夙生甚至還發提案;吸毒被抓，就有人說國外有毒品合法化的做法，我國也可借鑒。我不知道，那些被抓的貪官，是否也有人替他們呼吁一下貪污的合法化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寫過一篇關于毒品合法化的文章，其觀點是，毒品合法化后，毒品價格會迅速下降，會減少引誘吸毒，犯罪率也會有很大下降。這種純粹經濟學的視角，忽視了復雜的社會因素。他們假設每個消費者都是理性的，都是趨利避害的。但毒品對它的消費者而言，恰恰是會使他們失去理性，失去判斷，不僅危害自己而且危害社會，否則也不會滋生那么多犯罪。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嬉皮士運動”主張享樂主義，認為吸食大麻是一種自由，當時一些有影響的社會團體也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張。后來，公眾目睹了吸毒給社會、家庭和個人帶來的巨大危害，美國人對毒品和禁毒的認識趨于一致，到里根政府發動“反毒大戰”的80年代中期，毒品“合法化”的呼聲逐漸減弱。
我國何嘗沒有前車之鑒?晚清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實行鴉片的貿易合法化，結果兩次鴉片戰爭成為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1930年軍閥為籌集軍餉，強迫種植鴉片，當時全國6%的耕地種植鴉片，結果搞得民不聊生，“東亞病夫”也由此出名。
近些年來，中國吸毒人員依然在不斷增長，禁毒形勢嚴峻。此時公知出來兜售在西方爭議頗大的“毒品合法化”觀點，未免有點太天真。毒品的危害盡人皆知，否則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發起禁毒戰爭時，就不會采取那些嚴厲的執法行動;聯合國也不會通過國際公約以及一系列聯合行動，打擊跨國販賣毒品并規定各成員國負有共同的責任。
中國禁毒的投入相比于美國而言太少了，對于反毒的宣傳也不夠力度，否則某些吸毒的編劇也不至于大張旗鼓地為自己吸食大麻喊冤。毒品有害，但比毒品更有害的，是“毒品合法化”的謬種流傳帶給社會大眾的毒害。▲(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附文：胡釋之：理性看待毒品合法化
來自：鳳凰財經
(胡釋之，鳳凰《財知道》特約經濟學家、人文經濟學會理事。人文經濟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由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發起成立于2012年7月。目前人文經濟學會共有茅于軾、張維迎、陳志武、王巍、陳浩武、周航、岑科、胡釋之、傅小永、劉業進、雒亞龍、肖知興、熊焰、王維嘉、楊鵬、楊利川、周克成等17位理事成員。其中楊永旺、周慶治、劉軒華為榮譽理事。[1] 其中茅于軾擔任理事長，周克成擔任秘書長。)
一個理性的人要樂見有不同于己的聲音
出現呼吁毒品合法化的聲音是一個進步現象。人們不再唯命是從，唯政府是瞻，對政府禁令不敢有半點質疑。而是敢于動用自己的頭腦，理性地分析利弊對錯，獨立思考。一個真正理性的人，要樂見有不同于己的聲音出現。
財知道：近日又有明星因為吸食大麻被抓，在引發輿論一片嘩然的同時，也有一些呼吁毒品合法化的聲音出現，你怎么看?
胡釋之：我想這是一個好現象，是一個進步現象。人們不再唯命是從，唯政府是瞻，對政府禁令不敢有半點質疑。而是敢于動用自己的頭腦，理性地分析利弊對錯，并勇于跳出思維定勢，想過往之不想，疑過往之不疑。人們真正關心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再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托付給權威，別人說啥就是啥，而是自我負責，獨立思考。這種爭論對完善公共政策無疑非常有幫助，尤其是能避免錯誤的公共政策持續性地造成災難性后果。試想一下，如果有思想市場，計劃經濟下的那些災難性政策還能那樣貫徹到底嗎?這也證明，災難性政策貫徹到底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思想市場的消失。
所以一個真正理性的人，要樂見有不同于己的聲音出現，用約翰·穆勒的話說，“如果一個人想要了解和學習生活中的真理，其最佳方式就是傾聽反對意見。”而在公共政策問題上，主流人群要樂于聽到不同于己的非主流聲音，哪怕他們的聲音聽來是那么另類刺耳和大逆不道，而他們的人數是那么稀少。這不是為他們好，是為你自己好。
至于毒品合法化，實際早已不是什么新思想。如果感覺被冒犯，只能證明你自己的孤陋寡聞。
禁毒反是毒品危害之源泉
提倡毒品合法化是為了減少毒品的危害。毒品合法化不是要否認毒品的危害，要鼓勵大家去吸毒。而是認識到禁毒非但不能減少毒品的危害，反倒是毒品的各種嚴重危害之源泉。因為禁毒把一個生活習慣和健康問題逼成了暴力犯罪問題。
財知道：提倡毒品合法化是無視毒品的危害嗎?
胡釋之：恰恰相反，提倡毒品合法化是為了減少毒品的危害。毒品合法化不是要否認毒品的危害，要鼓勵大家去吸毒。而是認識到禁毒非但不能減少毒品的危害，反倒是毒品的各種嚴重危害之源泉。用已故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話說，“別人吸毒成癮對于我們的傷害，幾乎完全來自于這樣一種事實：毒品是非法的。”
比如說，毒品通常和暴力犯罪聯系在一起。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禁毒把一個生活習慣和健康問題逼成了暴力犯罪問題。“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這種逼良為娼效應不是毒品所特有。
競選過美國總統的榮·保羅把禁毒與美國在1920年代的禁酒令進行了一番對比：“1920年的禁酒令帶來了(與禁毒)類似的暴力、黑幫、法紀崩壞、腐敗和野蠻。暴力迭起并非因釀造和銷售酒類是一個本就危險的行當，而起因于野蠻的黑市。黑市同樣導致了暴利，讓像艾爾·卡波恩這樣的罪犯變得常人難以想象的富裕，而他也會用武力來捍衛自己的財富。后來美國政府廢除了禁酒令，此舉被艾爾·卡波恩視為對其生存的一個極大威脅，而實際上，在禁酒令被廢除以后，走私和黑幫暴力也頓時減少很多。今天，在餐桌上點一瓶酒是一種再良性不過的交易，而載運啤酒的卡車也可以公開和平地行駛在公路上。”
所以他認為堵不如疏，“今天的情況也很類似，與暴力販毒網絡作斗爭的最好辦法就是通過把毒品交易暴露在陽光之下從而奪去毒販們的利潤。如果有選擇，那些不幸的隱君子們不會與躲在后街小巷的罪犯進行交易，在咖啡屋風格的毒品店里交易會安全得多……”試想一下，如果政府明天開始禁咖啡，引發的暴力犯罪怕是比禁毒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正是在這種看似“政治不正確”的認識下，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實行毒品的部分合法化。比如烏拉圭在去年12月末通過了大麻合法化法案，成為全球首個大麻種植、銷售、消費合法化國家。而烏拉圭總統何塞·穆希卡也因推行大麻合法化，“促進和平與理解”，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我祝愿他獲獎。
禁酒禁毒取得成功更可怕
禁酒禁毒等等首先是很難成功，并會引發比癮品本身更嚴重的問題。但如果禁酒禁毒等等很成功，政府禁令一下，所有人都乖乖就范，無人撲騰，那恐怕是問題更嚴重百倍。這表明政府有能力輕松而徹底地消滅一切他所不喜見的東西。
財知道：難道我們要對癮君子也表示理解和包容?
胡釋之：我想這是更重要的一點。禁酒禁毒等等首先是很難成功，并會引發比癮品本身更嚴重的問題。但如果禁酒禁毒等等很成功，政府禁令一下，所有人都乖乖就范，無人撲騰，那恐怕是問題更嚴重百倍。這表明政府有能力輕松而徹底地消滅一切他所不喜見的東西。這樣一個純凈社會，怕不是天堂，而是如假包換的鬼神墓地。
我們要認識到，寬容他人實際是善待自己。我們要謹記米塞斯所言：“人類的進步大都是通過以下方式實現的：即從一小部分人偏離大多數人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直到他們的行為最終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和接受，從而形成了人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將權力賦予多數人，讓他們規定少數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談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類的一切進步都會就此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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