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20多年前，河南一翻身農民從住宅下面挖出一壇銀元 ，土改前的地主后代聞訊提出物權主張訴訟。法制之初，“陳舊觀念”影響猶大，案件的司法判定還費不少周折才塵埃落定：出土銀元歸地主后代所有。
這判決，樹了一個經典的司法案例，同類案件，就是“程序”準繩。
此后，這類官司屢見不鮮，雖然有章可循，但司法實踐中，依然有層出不窮的狗撕羊皮煩惱，為中國的法制宣傳提供著源源不絕的新聞來源。
這不，央視8月13日“今日說法”又播出一起有新的特色的銀元官司。
嘉興某大族“許阿六老先生”之后，拆遷時動用挖掘機發掘先人埋下的銀元，托總設計師在天之靈保佑，果然不負厚望，先后挖出千余塊銀元，據說價值70萬元，由此掀起一場挖掘熱，當地官方媒體也多次給予推波助瀾。
本是先富和私產神圣的模范案例，不料卻引發了兩場官司。一場是四名淘寶者被許家起訴，罪名是盜竊自家財產，結果是被法院毫不猶豫地將其從重從嚴判決，10年徒刑。另一岸是物權繼承者的自家糾紛：許阿六“老先生”生前有三六位妻子，其富二代僅剩一位女性，可惜出嫁崔家。女二代依法提出財產分割主張，而且依法他們還是僅存的第一繼承人。許家富三代認為“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你們無權分割。而對簿公堂時許家又不承認崔家姑母——你說是許阿六的后代，拿出證據來!村委會依違兩可，給雙方出具了互相矛盾的不同證明。結果是法院以拿不出證據為由，否定了崔家的繼承權。法院不僅秉承了民國時代私產神圣的法權原則，而且更向前民國時代回歸，蓄意忽視女性的繼承權——主持人和嘉賓關于財產破壞親情的喟嘆說教，是承認許崔兩家的親屬關系的，司法判決又不承認，這種自相矛盾的濫案例，還好意思拿出來“說法”!
這類司法鬧劇，在京城名人后裔的遺產繼承糾紛中也屢屢成為法治新聞，連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身后也不能幸免。
記得一位愛收藏的名人，姑隱其名，生前藏有價值連城的字畫，文革中被抄走，文革后一件不少的物歸原主。顛覆了“民粹”，物權意識將這個名人之后的大家庭，拋進了冷酷無情的冰水，即使有了“程序正義”的法治，也擺不平他們之間烏眼雞式的爭斗。
可悲!
這類“程序正義”，就形式看是鬧劇，背后卻折射著嚴峻的政治內容。
即使就“程序”講“程序”，一點也“正義”不起來。
物權、債權、著作權在在訴訟中都有時限。60多年前的財產糾紛，司法本來就無法受理。
根據土改法，地主銀元屬于重新分配的浮財，埋藏私匿本屬不老實，60年后怎么也不該“物歸原主”。
精英公知們連不平等條約都主張信守，怎么土改法就這么罪該萬死!
舊中國的四大家族且置勿論，退一步，比如說浙江江山因為拆遷，挖出了了戴笠故宅的財寶，那產權由如何處理?
劉文彩的后人提出遺產繼承又怎么辦?
再遠一點，如果愛新覺羅子孫對淳王府、對故宮、對東陵西陵的物權提出主張，那又怎么辦?
依照銀元官司的案例，他們的后裔是都應該“依法”獲得物權或補償的。
不是故作驚人之論，而是順理成章之事。君不見，在轉型后的東歐，給“專制”前的老財東“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工廠主、莊園主都是依法“物歸原主”或者由“國家補償”的。
讓我們來看看有關的“程序正義”：
繼承法第八條 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但是，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九十三條規定：“公民、法人對于挖掘、發現的埋藏物、隱藏物，如果能夠證明屬其所有，而且根據現行法律政策又可以歸其所有的，應當予以保護。”根據你來信反映的情況，挖掘出的銀元系趙某生前所埋。雖然趙某在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其所有的銀元按當時的政策應予沒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時的有關政策已不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對此類問題早在1988年作出過專門批復，所掘獲的“地主”埋藏的銀元應由其法定繼承人依法繼承，不宜再作沒收處理。故你們雙方所爭執的銀元應歸趙某的法定繼承人所有。(河南省開封市南關區人民法院 汪來超)
好一個“當時的有關政策已不再適用”!
那么，那年“暴政”分我們的土地和房產呢?
黑貓白貓式的、不能自圓其說的“正義”。
這樣的“程序”，為的是向社會昭示：，地主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對剝削階級的剝奪是非法的。
它不光樹立起了一個法治原則，而且通過這一原則打造一種社會心理：“革命造反”是暴民暴政，必須徹底顛覆。“天不變道亦不變”，“勞力勞心、治人食人”原則、“先富”和“民國范兒”是永恒的。
“解放”，“已不再適用”，南京該“撥亂反正”，回歸“首都”了。
“程序”背后，埋藏的是階級復辟的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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