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農歷七夕，上午7時37分，江蘇省昆山市開發區中榮金屬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榮)汽車輪轂拋光車間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爆炸。8月5日《人民日報》消息，調查組確定，此次事故是由粉塵濃度超標遇到火源而發生爆炸和火災，是一起重大責任事故。事故已造成75人死亡，185人大面積燒傷，而傷者普遍傷情嚴重，預計未來的死亡人數還會攀升。
事故發生后，我們的輿論和民眾一方面聚焦于死亡人數的攀升將指責的矛頭對準政府，一方面來獻上我們的人道主義關懷。根據紅麥輿情高級分析師袁星的分析，這次事故發生后，有關傷亡數量的信息更能引起了國內外媒體普遍關注，大部分媒體和微博等自媒體依舊會將重心放在事故的后續報道傷亡不斷上升的人數上面，以及集中渲染全城大營救的人道主義關懷。事發當日，有關昆山工廠爆炸事件涉及的負面信息的主要來源是微博，共計146518條，占據了負面信息量的95.91%，其中絕大部分均為獻血、心理疏導，逝者安息內容的轉發。截止8月4日下午3時，要求對此次事件涉事企業進行嚴查的輿情比例也只有區區6.67%，這一比例遠低于對政府監管部門和對醫療救助方式的指責。發生這么大的事故，監管部門當然難脫其咎，市民和網民們的人道情懷也更凸顯出我們這個社會人性的光輝。然而，對政府的指責和我們對傷亡者的悲憫卻無意中掩蓋了對涉事企業的責任追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釋義》一書中的數據顯示，我國上世紀70年代火災年平均損失不到2.5億元，80年代火災年平均損失不到3.2 億元。自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中國全面施行市場經濟以來，火災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上升到年均十幾億元，年均死亡2000多人。而這其中，生產性火災絕大部分發生于三資企業。從公開的報道中，我們可以將重大的港臺企業生產性火災進行一次梳理。
1993年廣東東莞一外商制衣廠失火，72名打工妹因無力撞開廠方鎖死的大門，全部被活活燒死。同年11月 19日(又稱“11·19特大火災”)，港資企業深圳致麗工藝玩具廠因供電線路引起火災，由于門窗被鐵條封死，無法逃生燒死84人，重傷22人，有42 人體無完膚。1994年6月 1日廣東江門臺資企業增兆鞋廠大火，燒死17人，傷27人。6月16日珠海前山紡織城(中港合資)大火，死93人，傷156人。之后不久深圳一港資皮革廠也是把大門窗戶封死，活活燒死6名工人。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陽東都商廈大火中吞噬了309條生命，而其主要責任人王任生不僅毫發未損，而且至今仍在擔當鄭州臺商協會會長。
港臺資本集中的廣東省，從1990年以來到1994年，火災損失每年遞增80%，連續四年居全國之首。而這些重大事故，既沒有追究一名外商的刑事責任，也沒有引起外商老板的消防安全意識。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外商老板甚至拒絕給傷亡工人進行補償。
相對于來華投資的跨國資本而言，港臺資本勞動保護條件差、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也一直以來是中國勞動保護法律法規的堅定反對者。那么，是什么讓港臺企業進入大陸后無所顧忌?
首先，出于兩岸關系的考慮，中國政府對港臺兩地的態度小心翼翼，生怕被指責為破壞兩岸關系和損害香港利益。尤其是臺資企業，若有臺資企業人員在大陸稍有閃失，動輒被上升到兩岸關系的問題。如2009年工傷工人劉漢黃殺死臺灣高官事件中，臺灣主流媒體《自由時報》將本是受害者的工傷工人劉漢黃描述成了一個毫無人性的暴徒，并將該事件上升到兩岸關系的高度。而作為臺灣資本家代言人的海基會也叫囂“臺商在中國人身安全問題嚴重，從八十年代以來已有百名臺商在大陸遇難”，并要求中國政府對劉漢黃加以嚴懲，絲毫不去顧及和憐憫一個因生產事故失去右手掌的工人如何被臺資企業殘暴對待!在這里，筆者想問的是，臺資企業在大陸每年造成數十萬人傷亡的事件中，是否應該上升到兩岸關系的高度來看待?中國政府是否也要像臺灣媒體和臺灣當局叫囂的那樣嚴懲不法臺商呢?相對于臺灣媒體和當局的冷血和無情，臺灣的廣大工人階級則給予劉漢黃積極的支持，在由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全國自主勞工聯盟(臺灣)、勞動觀察(臺灣)等數十家勞工團體發起的題為「悲憫其情，以及省思制度的壓迫─ 呼吁以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職災工人劉漢黃」的聯署書，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正視二十年來勞動體制對工人階級的沖擊;劉漢黃事件特別突顯了職災工人的不人道處境，中國政府應該重視和改善。二是劉漢黃事件雖然涉及投資與兩岸關系的敏感性，但希望中國政府勿以投資利益及政治利益著眼，刻意形塑和諧良好的投資環境，而能審慎考慮該名工人的整體處境，以能受社會公評的人道角度斟酌量刑。而今，昆山爆炸案已過去數日，我們卻未見到臺灣當局和臺灣媒體對此作出任何反應，哪怕僅僅是對受害者家屬的一點點歉意和精神安慰。三十年來，這些港臺資本已經摸準了中國政府在政治上的弱點公然做出侵害中國工人的行為。
拋卻政治因素，從經濟角度來看，港臺資本處于全球資本鏈的末端環節，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多是承接跨國資本的代加工業務。資本天然的逐利性導致港臺資本在中國政府的縱容下展開了“競次”(run to the bottom)的競賽，比誰更能迫使工人工作更長時間、忍受更缺乏保護的勞動條件、拿著更低的工資福利。在這種“競次”運動中，“劣幣驅逐良幣”“向下比賤”，港臺企業開創了很多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曾出現過的“中國特色”——惡意欠薪、工傷拒賠等等，更為特色的是，凡是中國政府已經出臺或醞釀出臺的保護勞工的法律和政策都會遭到港臺企業的大力反對。于是，在這場“競次”運動中，港臺企業污染了整個中國的市場環境。地方政府為了營造招商引資的“大好環境”，逼迫跨國資本降低它們對中國工人的勞動待遇。其典型的事件有深圳沃爾瑪事件。沃爾瑪最早進入深圳的1996年，普通員工工資為1500元，大約是當年深圳市最低工資(310元)的5倍。但沃爾瑪的“高”工資卻遭到了地方政府和港臺企業的抵制，由此，沃爾瑪不得不調低其中國雇員的工資。直至2012年，新入職沃爾瑪的普通員工工資為1850元，僅略高于當年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1500元)。沃爾瑪員工實際工資標準下降幅度為18.2%。2012年，有著16年工齡的老員工(普通員工)工資在2500-2800元之間。這意味著當接受了更高教育、有著更高生活期望的新生代農民工邁入沃爾瑪的時刻，他們不得不接受比16年前他們的父輩還要低的工資。沃爾瑪在深圳的遭遇不是個案，曾一度堅持不用派遣工的北京諾基亞工廠就被當地政府強迫其使用派遣工代替直招工人，而韓國三星電子剛剛落戶天津時，其基本工資遠遠高于天津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卻被地方政府以不要破壞當地招商引資大環境為由將工人基本工資降低至天津市最低工資標準。種種案例均表明，港臺企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均積極游說地方政府壓低其它跨國企業的工人工資待遇，以期保證其在中國的投資不受損失，由此導致全球資本進入中國普遍經歷并仍在開展“逐底競爭”。這樣逐底競爭的結果是，中國工人的勞動權益和生命權愈加沒有保障，而中國人也在這樣的自我作賤中愈發沒有尊嚴，愈發不被人尊重。
除卻政治和經濟原因，文化因素也成為港臺企業在大陸遍布血汗工廠的一個主要原因。港臺企業初入大陸投資就展開渾身解數，通過“走政法灰色地帶”、“利用法律空白”、“逃稅漏稅”和“政商關系”來實現它們的超額利潤。它們開創了外資企業在大陸的行賄文化，與地方政府大搞曖昧關系，并為后來的跨國企業所效仿，攪亂了整個中國市場的健康運營秩序。我們以1993年死亡87人的深圳港資致麗玩具廠大火為例來剖析其中的官商勾結。早在致麗玩具廠大火發生之前的9個月，深圳市消防整治小組已經發現該廠火災隱患嚴重，提出13條整改意見，限期整改。在這種情況下，廠長和鎮政府做了什么呢?廠長協助港商賄賂整治小組，騙取整改驗收合格證。鎮政府則寫信給整治小組，說“如不發給(合格證)，將會影響葵涌鎮的經濟發展，港商將會集體上訪，直接向市政府投訴”(工人日報，1993年12月 26日)。以上舉的只是一個極端惡劣的例子，但是像以中國法律約束、限制外商，會“影響投資環境”“嚇跑外商”的想法在地方政府中決不是個別的。中山市政法委就曾批評過該市“某些鎮區和主管部門領導”對外來工問題不重視，不過問。“有的甚至說，這個要安全，那個要權益，哪里還有投資環境;外來工的權益提多了，會嚇跑外商，影響地區的改革開放。”(中共中山市委政法委員會，1994年，第148頁)而此次昆山爆炸案中地方上的監察人員更是被臺灣中榮企業所公關。然而，在昆山地方政府諸如“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我們的老板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雷人的招商引資經驗下，政府監察部門有可能不被公關嗎?當政府部門由監管者變成資本的職業經理人，當政府從“為人民服務”轉變為“為人民幣服務”，當政府人為制定“向下比賤”的資本運營環境，不尊重市場的自我擇優選擇，人為制造競次規則時，無約束的資本已經深深傷害了工人，這些無良企業的勞動保護措施甚至不及中國解放初期的職業防護。即便不發生火災，就能保證中國工人不患塵肺病，中國工人的生命就一定安全嗎?
在昆山爆炸案發生的同時，云南魯甸發生地震數百人的生命在這場天災中逝去。關注魯甸地震輿論熱度已經超過了對昆山爆炸案的關注。天災不可避免，人禍卻本不應發生。正義來臨之前，人的良心先于正義。相較于魯甸地震中的災民，昆山爆炸案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屬也在痛苦中煎熬。我們是否也應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注和支持，并堅決討個說法呢?作為昆山爆炸案的直接責任企業——臺灣中榮公司如何給工人們一個交代呢?這場大火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和中國職災的終點嗎?
在文章的最后，筆者想起了30年前的1983年6月發生在深圳蛇口工業區港資凱達玩具廠的一件勞資爭議事件。當時的打工妹為抗議港資企業強迫加班而發起罷工。作為中國經濟開放的橋頭堡，剛剛打開招商引資局面的蛇口工業區政府和工會，身肩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責任，尚能不懼港資工廠的撤資威脅，堅決履行政府和工會應有的責任。那么，我想問一問30年后的政府和工會，你們還有如此的勇氣和擔當嗎?
(本文作者系勞工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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