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表《在加沙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一文，嚴厲批判了以色列的暴行。隨后他談到了馬航事件以及新興力量——中國、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的出現;而在結尾處，菲德爾寫道：“習近平是我一生中見到過的最為堅定的革命領導人之一。”更早些的時候，一向“挑剔”，并且對中國改革的資本主義方向持絕對否定態度的著名進步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在接受烏拉圭左翼電臺的定期采訪節目時，對于中國最近的政治新氣象表示了贊賞，他的理由其實也十分簡單，因為西方主流媒體正在集中地攻擊中國領導人是“新毛澤東”。
菲德爾提到“堅定”一詞，那“堅定”的深意究竟何在?
眾所周知，以美國為頭目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一向是從最高層開始的;換言之，如果最高層失去了“堅定”，那西方的和平演變就差不多要大功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政治、選舉政治，很像是在美國等地流行的摔角表演。“演員”(政黨，政客)按照指定的劇本登場表演，乍一看又吹胡子又瞪眼，似乎緊張激烈的不行，實則全是假戲，真正的權力全都控制在幕后“導演”(大資本)的手中。過去我非常疑惑，為什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會對摔角表演這種節目如此投入，還信以為真。現在我有些明白了，因為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本質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契合的，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不就是一場盛大的摔角表演嗎?因此，即便奧巴馬是個共產主義者，即便90%以上的美國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美國也不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一個方面來說，正是這樣的政治本質保證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穩定”。
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社會主義政權中的權力是真權力，如果最高層想背叛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那么就很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反之，最高層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那和平演變就將變得非常困難。這也是韓德強先生所看到的“我們這個制度要變壞不難，但想要再變好也不難”(大意)的意義所在;但由于變好變壞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就需要培養一種“新人”。這一思路實際上主要來源于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探索。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們這個制度”的利弊得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兩個方向進行了努力：一是由內培養一種“新人”“新文化”，二是由外以群眾性的革命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黨，防止其“變壞”;這兩者相輔相成，最終的理想目標是形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多重保險。由于這樣的努力后來被否定，因此在現階段，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意志是否“堅定”就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及其他非社會主義的敵國，除了直接發動武力侵略，意識形態戰爭或稱信息心理戰是其主要手段;即使是武力侵略，意識形態戰爭或信息心理戰也必定在此之前已經大規模地展開。我們在觀察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戰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是如何利用這一“法寶”，成功動搖黨的最高層領導人的。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犯了很多錯誤，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同時代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中，他仍然是比較能干的一個。羅馬尼亞在最后時刻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債陷阱中脫身出來，可以說是當時很罕見的特例;1989年12月，齊奧塞斯庫還倡議在布加勒斯特或莫斯科舉行一次國際共產主義大會，全面檢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但在同月就發生了流血政變。盡管如此，齊奧塞斯庫的“堅定”并非一以貫之，西方長期給他戴高帽子：美國稱他是“共產主義的好人”，英國發給他各種勛章，羅馬尼亞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中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早，所以陷入外債陷阱齊奧塞斯庫難辭其咎。雖然還清了外債，但民眾因此緊衣縮食，積累了怨氣。西方對齊奧塞斯庫的吹捧，令他飄飄然，自視為“斯特凡大公”那樣的“民族英雄”，是阻擋住了異教的奧斯曼人(蘇聯)侵入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救星。齊奧塞斯庫沒有繳槍投降，但他醒悟得過晚。
不“堅定”的典型當然非戈爾巴喬夫莫屬——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前，就想著怎么推翻社會主義，恐怕是對他的智商估計過高——西方很早就“選中”了戈爾巴喬夫，并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為他保駕護航，直到他完成西方夢寐以求的目標。首先，西方經過對兩個主要競爭者的評估——戈爾巴喬夫和羅曼諾夫——最終傾向讓戈爾巴喬夫勝出。不久，關于羅曼諾夫及其家人的各種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語鋪天蓋地而來，羅曼諾夫的名聲一落千丈——在C市某重大事件之前，不正是“某某打父親”“某某品質惡劣”等等傳聞不斷傳播開來的時期嗎?——戈爾巴喬夫當政之后，隨著所謂“改革”、“新思維”、“全人類共同價值”等等妙語紛紛出籠，西方媒體也不斷地營造戈爾巴喬夫的光輝形象，而“米沙”每天的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讀各種“表揚信”：
他喜歡看這些信件，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還時常將他喜歡的地方重新念誦一遍，或是從來自國外的反應中印證幾段話。......‘這兒還有，你聽!’......‘俄國正在進行由他的領袖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建設性改革，在東歐聯盟各國引起了巨大反響。’......我不知道是誰首先發現戈爾巴喬夫愛看那些稱贊他的報道，大概不是西方的情報部門就是我國的駐外大使們，不過可以說，總書記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國內的形勢愈緊張，國外的贊譽之聲就愈大。西方國家對總書記—總統的所作所為依然贊不絕口，拿他當做偉大人物來接待，因為他做了他們用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辦不到的事。(瓦·博爾金《寶座的坍塌》)
今天在中國，某些吶喊著要“殺開”、“倒逼”的改革斗士，是不是也每天閱讀著世行報告或《金融時報》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改革”的“最后勝利”呢?
關于戈爾巴喬夫與撒切爾的“友誼”，人們已經說了很多，這里再介紹另一樁事，以說明為何戈爾巴喬夫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的青睞。1984年，法國總統密特朗訪問蘇聯，在晚宴上，他與戈爾巴喬夫有如下的對話：
密特朗：你們經濟的前景如何?你們第11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完成得如何?你們農業的情況如何?
戈爾巴喬夫：大家總是說一切順利，但這是假的，從來也沒有順利過。
密特朗：從什么時候起?
戈爾巴喬夫：當然是從1917年起啰，總統先生。
在場的法國人目瞪口呆，密特朗離席時說：“這是個非常杰出的人。”(皮埃爾·法維爾 米歇爾·馬丹—羅朗《密特朗掌權十年》第二卷)我們很難想象即將成為美國總統的人會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對手說：“美國一直是一個好戰的國家”或“我沒有權力，我也得聽命于華爾街”諸如此類的“老實”話。
在吹捧戈爾巴喬夫的同時，西方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對利加喬夫等人進行妖魔化，大肆渲染所謂“改革派”對“保守派”這樣的二元對立模式。正因為如此，回到本文開頭，當西方稱中國領導人是“新毛澤東”時，彼得拉斯從中獲得了樂觀的理由，我們也是如此。
* * * * *
2012年之后，懷疑主義的氛圍濃厚。政治上的變化剛帶來一線希望時，經濟上的變化(或無變化)又頓時讓人憂心忡忡。“上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都對所謂“政左經右”的局面感到迷茫，而且由于政治左轉的力度與經濟右轉的力度又是同樣的大，更讓人云里霧中，難辨方向。如我們之前所說，社會主義政權中的權力是真權力，不是資本主義的摔角表演，因此，所有的力量變化都在動態中運行，而不是按照某個事先編排好的劇本在演出;即使存在著“一盤很大的棋”這樣周密龐大的設計，但這盤棋的棋路和最終走向，不是必然會依循最初的設想來發展的。在力量動態運行的過程中，各種勢力都會加入進來，來影響它的運行方向使其向自己一邊傾斜。中國目前存在著三套主要的話語力量：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與之相對應的是左翼一極與右翼一極;然后，就是游動于兩者之間的混合形態，這一極包括最高領導層在內以及大部分的民族主義的左右翼。由于最高領導層所處的實際主客觀環境，其言行在一定時期內，必然是要在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之間游動的，如果僅僅是因此而感到迷茫，實在是沒有必要。同時，正是在這種游動中，使得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以“反腐”問題為最好的例子：改革話語試圖把“反腐”與“反改革”的題目聯系起來，把腐敗分子等同于“拒絕改革”分子——這實在滑稽。中國的改革很多都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過程，而這種再分配幾乎也無例外地就是少數人巧取豪奪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就是腐敗，反“改革”就是反腐敗——感到迷茫的不僅是左翼，右翼也一樣，因為“反腐”仍在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之間游動，未明確最終的落腳點;而提出“選擇性反腐”實際上表現出了右翼的焦慮。“選擇性反腐”的真實目的是求救于外援，要求西方特別是其輿論工具認清自己的“同志”和敵人：對那些改革斗士要大力吹捧，不要做拆臺的事，讓他們把事情安心地干完;對那些拒絕改革的人則要加強信息心理戰，讓他們名聲掃地，一蹶不振;這正是西方的拿手好戲，上面我們已經介紹過了相關的歷史。在這里，各種勢力試圖影響乃至改變動態運行的力量的方向，是非常明顯的了。所以，如果因為最高領導層在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之間游動，就放棄介入保持觀望，那正中了右翼和西方的下懷，因為它們可以更輕松地使力量走向傾向自己一邊。游動狀態，“政左經右”，都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或許不是一方完全吞食掉另一方，但必然只有一個將成為最后的主導。在這場斗爭中，更積極、更主動、更有智謀的才會勝出。
毫無疑問，菲德爾是世界上所有健在的革命領袖中最偉大的一個;而彼得拉斯長期生活在地球上最強橫的資本主義國家，深知資本主義的腸肚，并且又對社會主義的歷史了然于胸。對于他們的評價和觀察我們應當抱以虛心的態度。同時，一個領導人或者一個領導層的“堅定”程度，不僅取決于個人品質和信仰，還將受到各種力量消長的影響，我們強調一點：“堅定”是可塑的。因此，加入到這個關鍵性的塑形過程中去，是左翼當前迫切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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