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當初第一代新生企業家群體已經必須直面企業經營管理權傳承問題，民營企業交接班問題尤其突出。工薪階層人家財產跨代傳承與管理基本上是單純的家庭私事，但民營企業交接班問題雖然表面上也不過是私人財產跨代傳承與管理，但由于涉及企業能否正常運行，涉及就業、稅收等事務，那就不僅僅是家族私事了，而在相當程度上具備公共事務性質。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某些地方已經出現了不止一起民營企業繼承權之爭因不良律師等挑唆而曠日持久的案例，企業經營陷入混亂，繼承權爭奪雙方兩敗俱傷，律師則財源滾滾，甚至可望最終將雙方爭奪的企業大部分據為己有。
同時，眾多案例和相關調研報告顯示，在依靠制造業起家的民營企業“富二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興趣繼承父母的產業，而是希望轉行從事金融投資。對這類企業，最好的出路是轉讓產權，讓“富二代”套現之后從事自己感興趣的行業，為有意從事實體經濟的人創造收購接手現成企業的機會。如果沒有這條路，“富二代”可能將制造業母公司當作“提款機”予取予求，最后留下一個債負沉重的空殼企業停產、破產，給當地政府留下一大堆不良信貸、失業員工等問題處理。昔日全國最大民營鋼鐵企業山西海鑫集團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倘若面臨交接班問題的不是一家兩家企業，而是一大批企業，在一個地區經濟生活中占有可觀的份額，政府就更有必要為企業平穩交接班創造條件了，在必要時甚至需要以適當形式和力度卷入。
在民營經濟發達地區如此，在某些港澳臺資、海外華人資本等特殊民族資本集中的區域，企業創建者面臨企業傳承的問題同樣具有普遍性。比如蘇州、廈門是臺資企業集中的地方，昆山尤甚。而臺灣經濟和企業結構的特點又一向以“螞蟻雄兵”聞名，一家企業往往專注于生產一類外人看來很不起眼的小商品，如皮帶扣、遙控器面板之類，力爭做到同行內領先。這類商品適合于家庭企業經營，致使臺資企業中家族企業占據很高比例。這樣，蘇州與廈門等地無形之中就面臨著第一批臺資企業經營者集中退休和企業傳承的問題。因為20世紀90年代初“登陸”的第一批臺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廈門和蘇州，彼時他們四十歲左右、年富力強并小有積累，跑到大陸來開辟新天地，現在六七十歲，必須考慮企業傳承問題了。
有鑒于此，政府應當考慮通過提升產權交易所功能而為民營企業、港澳臺資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企業經營管理權傳承提供一個交易平臺，這對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同時，在此進程中，金融機構和中介機構可以開發MBO(管理層收購)等項業務，幫助當事企業管理層、職工集體收購有意出讓的民營企業股權，無論當事企業是內地民營資本、港澳臺資還是外資，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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