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北京大學建立燕京學堂的爭議搞得沸沸揚揚，校方說法是，建立燕京學堂、開設“中國學”的目的是服務國家戰略，樹立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而什么是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如何樹立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北大校方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清楚，在學術界這些問題也還沒有共識，甚至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值得我們持續不懈地探索。
鸚鵡學舌該結束了
在當代中國，各類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學和研究基本上都是“西學東漸”的結果。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轉型，在西學與中學的對陣中，以科學的和先進的為鮮明標簽的西學占了壓倒性的優勢，而被冠上愚昧落后的中學則是步步敗退，全盤失守。結果是，不僅在自然科學，還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世界思想學術格局中，西方占據了中心地位，壟斷了學術話語權，中國則處在邊緣地位，在學術話語權方面處于鸚鵡學舌的被支配地位。
特別是近30年，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與國際接軌的大潮中，加速西化，用西方教科書、用英語教學被當作是時尚，學習西方被認為是應該的，而食洋不化則是可怕的。由于缺乏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缺乏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基礎，缺乏對當今中國的全面認識，現在出現不少對中國的過去知之甚少，對中國當前的實踐知之甚少，對西學的來龍去脈也知之甚少的高學歷、缺常識的專家學者。他們已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學術殖民思維”，對外國理論生搬硬抄、亦步亦趨、拔高甚至神化，還自以為站在世界學術前沿。
比如，在經濟領域，一講市場經濟就講亞當·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認為他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場，其實這不是斯密強調的重點。斯密(1723~1790)生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代，他在《國富論》中痛斥資本家通過操縱和賄賂政客來剝削工人，呼吁結束這種官商勾結，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斯密并不是抽象地反對政府干預，而是反對那種“同資產階級勾結起來壓迫工人的腐敗政府”。當時，英國剛剛進入工業社會，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市場規則的作用還不突出，僅僅是一個“守夜人”。然而，隨著工業化發展，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市場失靈愈來愈凸顯，政府作用逐漸豐富起來。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在持續不斷的工人運動和經濟危機推動下，資產階級政府在維護社會公平、提供醫療教育環保等公共服務、建立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職能逐步增加。社會主義陣營誕生之后，通過制度競爭迫使資產階級政府以更大力度強化政府作用、糾正市場失靈，形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制度，政府和市場均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失，越發達的市場經濟，政府的作用越大，有效的市場需要有為的政府。
但是我們一些學者，學了西方經濟學的皮毛，便無限放大，揮舞著簡單的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大棒，所向披靡，包打天下。認識的偏頗使得對現實中國發展開出完全不同的藥方，比如現在有一派觀點認為中國今天所有的成效都是市場化帶來的，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是市場還不徹底，只要繼續市場化，一切都能解決。陳平教授稱其為“空想資本主義”。
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脫節
中國的發展模式在世界上自有公論，一些西方學者反而能更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的進步和發展。為什么很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墨西哥既是民主又是市場經濟的國家，沒有取得中國發展的成就?因為改革開放前我們已經積累了很多其他國家沒有的基礎，如人力資本的基礎、工業化的基礎、社會公平的基礎等等。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給予中國發展恰當的評價：“在當代世界的發展中，中國做出了一項重大的貢獻，既展示了一個國家即使在相對比較貧窮的時候也能在推進民眾的健康與長壽方面取得重大的進步，也展示了衛生成就無需嚴格受制于經濟手段，即使經濟手段非常有限……雖然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國的衛生成就已經開始同那些遠比中國富裕的國家比肩了。”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都曾派專家組來我國考察農村衛生，考察組的報告特別強調指出：“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制度，是發展中國家群眾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對比中國超大規模發展的成功，印度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未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令生活水平持續下降，持續拖累經濟增長”。中國對此所做的遠遠超過印度，如提高壽命，普及教育，提供醫療保障。
中國人當年創造的赤腳醫生，今天在國際上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中國原創話語，而且從赤腳醫生已衍生到“赤腳工程師”、“赤腳科學家”、“赤腳藝術家”等等，“赤腳”代表創新，代表打破常規，喬布斯和比爾·蓋茨就是“赤腳創新族”的代表人物。
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我們在國際上沒有相應的話語權，只有物質上“中國制造”，在精神產品方面還缺乏“中國制造”。我們一些學者往往習慣于用西方的概念來裁剪中國的社會現實，將中國豐富的實踐和創新變成解釋西方理論正確性的注解，“在西方理論的籠子里跳舞”，“坐在金山上挖煤礦”。
尊重中國的獨特創造
關于構建中國主體性的問題，老一代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早在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提出研究中國要以“中國為中心”，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國革命的成功在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將先進的普世價值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社會結構和當時的歷史境遇有機結合起來。曹錦清教授認為，共產黨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重建了中國歷史觀，占領了話語權的制高點，回答了1840年以降中國人最急于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在何處，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語言就是：近代以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也將一步步走向資本主義社會，而鴉片戰爭中斷了中國歷史自身的發展，導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在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我們未來要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套中國化的嶄新歷史觀，滿足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把那么多苦悶的、彷徨無告的知識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黃河之濱就集合起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這些人當然能夠打敗已經喪失了話語權的國民黨。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繼承和超越了傳統中國歷史文化，孕育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等獨創話語體系。
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中國必須成為創新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知識界的使命就是思考如何將我們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華，以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與西方文明的優秀部分集成，升華出中國理論、中國話語體系。正如鄭杭生教授指出的：中國學術的主體性要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正確總結“中國理念”，科學概括“中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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