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個下午，陽光暴烈得像五雷轟頂。我去參加一個會，討論北大的什么“燕京學堂”。會議通知寫得太“價值中立”了，讓人看不明白會議組織方到底想干什么。“燕京學堂”當然不看也明白，雖然說得高大上，又是要“構建中國文化主體”，又是要落實“中國夢”，其實就“辦班”“創收”那點事。所以我跟會議聯系人說，如果開批判會，我還有點兒興趣，如果是捧場，則我真不知從何說起。
其他與會者們議論“中國學”、“國際化”、“蘇某某書院”的時候，我跑了神兒，跑毛主席那兒去了。據說解放初中科院要設立院士制度，報告打到中央，毛主席批道：我看不必“院士”了，還是“進士”吧。如果這“燕京學堂”的報告打到毛主席那兒，他會怎么批呢?他很可能把煙一掐，說：好啊，就辦一個勞改農場!毛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確走得太過了，教訓應該記取。但話說回來，今天的知識精英走得是不是也太過了呢?
這三四十年發展的基本動力是拉大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知識精英主要負責鼓吹。1980年代他們光鼓吹沒踐行，之所以沒踐行，一是因為鼓吹的工作量太大，沒時間忙別的。二是因為那年頭的萬元戶實在沒啥當頭，就說當時很流行的養殖專業戶吧，你要產出木耳，你先得往家里投入一大堆馬糞，多味兒啊!再如躉西瓜，弄車“早花”或“蜜寶”堆馬路牙子上，你得支張鋼絲床日夜看著，倆月下來人曬得跟“黑繃筋兒”似的。知識分子也許樂意在詩社里當“麥田的守望者”，像這種近乎重返五七干校、二次上山下鄉的先富，還是算了吧。因為光動嘴不邁腿，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比較像知識分子，還延續著《儒林外史》里馬二先生及其文友吟詩作文高談闊論的傳統，其實挺可愛的。不過，也正是因為沒邁腿，已成為“第一生產力”的知識分子卻沒幾個進入“先富”一族的，這讓他們的勃勃雄心從胸腔一直失落到了腹腔。在很多人記憶中宛如聯歡晚會的1980年代，到了該合唱“難忘今宵”的時候，竟然莫名其妙地起了場“風波”。知識精英后來分析了“風波”的各種原因，卻省略了自己內心失落這個原因。他們以為心里的事只有自己知道，哪料到政治精英也心知肚明——只是“雙英”就跟合計好了似的，嘴上凈東拉西扯別的。知識精英很看不起的政治精英，其實才是他們真正的知心人，比他們最看得起的西方人——套用近來高雅女性的擇偶術語——“更懂”他們。1990年代以后，政治精英先是掀起市場大潮，請眾多知識分子激情沖浪。知識分子到了漩渦一樣的錢眼兒里，只剩了原始的生命呼吸，哪兒還有閑工夫發其他“雜音”、“噪音”啊，從前用嘴干喊的號子像 “市場市場”、“私有私有”，如今直接落實為手腳的猛蹬緊扒拉。后來政治精英又從經濟高速增長收來的錢款里，拿出一部分給沒下海的知識分子發了安定團結費，讓他們拉上窗簾聚精會神“凸顯學術”。再后來，隨著中國國運的盛大崛起，又給他們發載歌載舞費，什么“長江學者”、“長城學者”，什么“百人工程”、“千人工程”，名目繁多得讓人眼花繚亂。知識精英“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學院的”昔日形象，應該說一去不復返了。
說知識分子從前像要飯的，實屬夸張。說知識精英今天像要飯的，還真有點兒“照相寫實主義”。闊得直冒煙的知識精英，跟要飯的都哪兒相像呢?一是手法像，二是眼神像。先說手法。馬路邊、地鐵里要錢的一般帶兩件利器，一件是他手里牽著的殘疾人，有的赤身裸體、缺胳膊斷腿兒跟塊臘肉似的，慘不忍睹;另一件是肩上挎的小音箱，放的是如怨如訴的《江河水》。在這樣的道德制高點和視聽沖擊力面前，確實有巋然不動的，但也總有乖乖掏錢的。知識精英去國庫要錢也這路子，只是還沒這講究。他們捧著兩頁“國家重大人文社科基金”申請報告什么的，對著接待廳的大鏡子一通南腔北調、慷慨陳詞，結論不約而同：不給錢文化會亡。很難說他們是在行騙，因為國庫保管員還兼著他們的輔導員，回回發錢的時候都不忘叮囑他們下次把報告再整漂亮點兒：用PPT演示，英文肯定要有，再弄點數學公式、回歸模型什么的——“中國夢”千萬別忘了提。據說有位名校什么管理學的 “學科帶頭人”通過東“演示”西“演示”，個人平均年收入接近了千萬。自然科學看來也沒少注水。我參觀南方的某交通工具研究所，其負責人指著一個關鍵部件說，國家領導人來參觀時拿著它問花了多少錢，他們說不到一億。領導人感嘆道，其他地方也曾申請研發這個東西，開口可都是百億。再說第二點相像——眼神兒。知識精英見了錢以及權、勢等代金券，眼睛馬上就沒了余光，甚至還沒乞丐淡定。由這樣的眼神兒統領，他們的言談話語、舉手投足乃至所有的奔走營求，全圍繞這一體三樣系統工程學般地展開，連半個多余的廢動作都沒有。財富已不僅是他們的外部環境，也已成為他們的內心秩序，成為他們集體興趣的焦點、個人奮斗的終點、理解大社會管理小世界的基點。他們的人生和心跡變得越來越枯燥單薄，就像紙幣一樣從一臺點鈔機跑步進入一臺點鈔機。到后來，就像網上觀察家說的，連長相都越來越接近“前臺經理”了。中國的市場化從經濟領域膨脹到整個社會，財富價值觀橫掃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其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富貴不能淫”這持續了兩千多年的讀書人傳統不數十年而全線崩潰。記得七八年前見某大牌學者，房子都買了五六套了，還一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樣子，嫌沒“安全感”呢。
再說燕京學堂的“文化主體性”。記得1980年代起，名稱的英譯全國統一都用漢語拼音，唯獨北大堅持民國范兒的Peking University——當然還有Tsinghua。如今辦個創收班，名字也非要起出司徒雷登的感覺來。在這點上，他們真不如當年的胡適、傅斯年先生。胡、傅二位對教會大學的態度也許偏激了些(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翻翻夏志清、王世襄等人的回憶)，但他們要建設中國自己的高等教育，那志氣或骨氣你不能不佩服。面對此次質疑，北大領導又是介紹“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活動現場”，又是援引“哈佛大學校長去秋在新生入學式上的講話”，聽著就像肯德基炸雞海淀分店的經理剛從路易斯維爾總部集訓歸來，時差還沒倒過來呢。前些時徐州某高校畢業典禮，教育部代表、校領導和廣大師生一色峨冠長袍，跟橫店影視城排古裝戲似的，遭到輿論的哄堂爆笑。不過平心說，徐州的做法雖拙劣，比燕京學堂還是略勝一籌。怎么講呢?致力于“實現中國夢”的“燕京學堂”，及其在一手中國用英語講授的二手中國即“中國學”，不傻的都知道是忽悠，但其中流露出的殖民地文化心態卻一點不假。這種心態，從198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中后期，盛行了整整20年，在美元(黑市)/人民幣匯率達到一比十幾時，在誰都想弄本外國護照，蛇頭、紙婚、瘋狂英語的生意真快瘋了時，達到了巔峰。記得世紀之交的時候，北京開了個普普通通的文化討論會，因為有幾個外國學者與會，于是規定英語為“工作語言”，中國的發言者也必須說英國話，這位朋友不會英文，問能不能用中文，組織方說可以用其他外文，結果這位朋友只好用比利牛斯一帶的語言對牛彈琴。這六七年來，隨著西方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此消彼長，這樣的心態逐漸失去了物質支撐，已沒有原先那樣的勢焰了。許多個人和團體緊跟美元/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及時地將自己的“文化主體”從紐約第五大道順風快遞回紫禁城一帶。如此說來，“與時俱進”的徐州這所高校，比起沒完沒了還“燕京學堂”的Peking大學，倒更有資格率先進入“211工程”。
回遷紫禁城的文化主體，與滯留紐約的文化主體，其實相同要大于不同：都是哪兒錢多就四蹄生風奔哪兒、哪兒得勢就換上拖鞋坐哪兒，還是嫌貧愛富做人上人那一套。這套精英路線，在改革開放初、中期確曾以差距為激勵，使億萬個體的你追我趕聚變成整個民族的日新日進，這沒人否認。但同樣沒法否認的是，這一套過猶不及，合理性早透支成負數，走到了歷史的反面。在一個現代社會里，有多大的社會差距，就會造成多強的社會欲望，就得準備多多的資源來滿足這欲望。精英主義路線一味地擴大不平等，強化等級制。其結果，官產學媒上層黑社會得以不斷掠奪資源，牢牢壟斷機會。而下層則(恕我套用一個經濟學術語)“輸入性”欲望爆滿，機會卻少的可憐：靠逼著陪著子女頭懸梁錐刺股以改變命運，靠三點鐘揉面、七點鐘開店而進入上層，其成功的概率已接近天天買彩票十年中大獎。受阻的欲望轉化為自殘性的焦慮、抑郁、狂躁、妄想，落實為同類間(他們只夠得著同類)的摩擦、沖突、殺人、放火，基本還沒對上層精英的人身安全構成直接威脅。不過有著動物般直覺的上層，在自己翹腿撒過尿的地方嗅到了“革命”的危險。不少人趕緊排隊申請國外投資移民。排隊的時候，精英們閑著也是閑著，于是手捧于丹國學，批評“國人”太過“浮躁”，老百姓破不了“我執”，錯過了“歲月靜好”。他們也不想想，人民要都自得其樂，價值觀上都不向他們看齊，就憑他們那樣的吃相，怎么可能擁有百萬千萬臣民一樣的粉絲呢?小胡同里的美少女又怎么可能不跟左鄰右舍的美少男在春風里彈琴唱歌、眉來眼去，而心甘情愿走進他們的豪華臥室，跟一大口袋動物脂肪蓋一床被子呢?前面說精英路線已經走到了歷史的反面，意思就是再這么干，社會就散架了。問題是精英們已經干習慣了，越干越上癮，況且除了干這個他們確實也不會干別的。這可是個中國的真問題。
還是回來說士林。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有什么樣的士林。富麗堂皇、庭院深深、彷佛專門為培養當代李后主和跨國李天一的燕京學堂，可謂士林兩極分化的標準像。士林的兩極分化，有市場化的外部環境和官僚化的內部環境前拉后推，在近二十年里愈演愈烈。士林上層稱呼上從傳道解惑的“先生”“老師”一變為周扒皮式的“老板”，再變為張宗昌似的“老總”——資本主義走著走著，就走出了封建主義。那些念念不忘“規格”、“待遇”、“價位”的學術精英兼學術官僚，恨不能把自己和上司的辦公室布置成養心殿加儲秀宮：嫌老板臺不夠抒情，套間里再擺張電動席夢思;嫌電動席夢思不過癮，再裝口沖浪大浴缸。就連工間的吃飯拉屎這類最容易跟群眾假親熱的面子事兒，他們非但不干，還要把廁所分高、低兩檔，食堂分上、中、下三等。僅僅跟群眾拉開“檔次”還不夠，他們還要用辱罵群眾、折磨群眾來強化自己的成就感。這些小時候連縣城都沒去過的苦孩子，如今一個個腦滿腸肥樣、富貴榮華相，終于混成人上人，讓他們每天當幾分鐘人民，對群眾和顏悅色一次，那不但是對自己十年寒窗的背叛，也是對領導多年栽培的褻瀆。我真納悶，他們成天忙乎“反和平演變”的這項目那課題，怎么不先就近研究研究自己是怎么從白毛女畸變成黃世仁的呢?
將“精英經歷”、“世界領袖”之類寫入燕京學堂廣告詞的北京大學，的確很容易跟街上的“大富豪賓館”、“維多利亞削面館”混為一談。論境界真是一模一樣，論趣味還不如有些鋪子——我家附近一家小飯館楹聯：該吃吃，該喝喝，有事別往心里擱;泡泡腳，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不過，北京大學又真有卓爾不群的另一面。知識分子對眼皮底下的不公普遍噤若寒蟬甚至同流合污(不公越遠，他們越熱火朝天)，早已習慣了在沉默中滅亡。而北大的一些師生這次卻挺身而出，選擇在沉默中爆發。這才是令人懷念的“北大精神”，這才像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毛澤東等先賢呆過的地方。
(載最近一期《南風窗》，發表時標題、內容有所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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