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賽先生”?

　　最近，科學網在討論賽先生是否在中國還是客人的問題，特將5年前筆者一篇舊文在這里重發，談談我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看法。5年了，我的觀點不變。賽先生在中國依然沒有抖擻起來，相反更加形式化了。

　　蔣高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賽先生”?

　　90年前，為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被動局面，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發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在運動中，知識分子們指出中國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民主(Democracy)與科學(Science)，要以隆重的禮儀迎接這兩位“先生”落戶中國;甚至不惜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在“打到孔家店”的口號中掃地出門，認為中國長期積貧積弱，是自己的文化不行。那個時候的做法可謂“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了”。

　　90年過去了，“德先生”我們不談，來看看“賽先生”這個90歲“老人”在中國的發展。90多年前，中國的自然科學體系基本還沒有形成，僅在考古、地質、傳統醫學方面有些優勢;現在，我們已建立了數、理、化、天、地、生、農、林、醫、水等龐大的自然科學研究體系，文、史、哲、法等傳統社會學科也得到長足的發展;在科研產出上，過去是歐美等國家占絕對優勢，現在幾乎所有的國際學術刊物上，都有了中國人的名字，而且中國發表SCI總量，一躍成為世界第二了。

　　從上面的成績來看，似乎我們已經請來了“賽先生”，但是，從深入的層面來分析，我們做得還很不夠。當今中國科學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學精神在國人心目中尚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科學精神的本質，是尊重自然規律或社會規律，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然而，人們在實際中經常忽略那些客觀規律的存在。當年國人就企圖將海南島的樹種栽植到甘肅去，直到今天，人們還熱衷于在干旱區造林。一個華南虎照事件，本來是個鬧劇，卻轟轟烈烈爭辯了8個月之久，兩次被《科學》報道，將臉面丟到了國外。科學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科技管理者們卻急功近利，連續不斷的評估、驗收、晉級、淘汰，逼迫研究生發表論文，搞得科研人員疲憊不堪，忙于應付，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納稅人的錢換來的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SCI文章，但這些文章被國際同行認可的少。中文文獻沒人重視，認為發表了中文的東西就低人一等，殊不知袁隆平、賈蘭坡、陳景潤的成果都是用中文發表的，但其影響卻超越了國界。

　　第二，科研自信心不足，言必稱美國。可能是被打怕了，或者是被嚇怕了，中國科學家的自信心相對于古人是大不如從前了。建國以來，中國科學雖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其間也充滿了曲折。從早期的學蘇聯模式，到后來的反“洋奴哲學”，再到后來強調科研與世界接軌，發展到今天的SCI熱，無不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自信心缺陷的毛病。今天的大學排名熱、強烈的諾貝爾獎情結，是科研自信不足的充分體現。我們曾經有過“兩彈一星”和結晶牛胰島素的輝煌，但中國知識分子鼓起來的士氣很快又因“德先生”不配合而下降了。

　　第三，科學研究缺乏創新，跟風研究多。國人的許多課題要么嚴重脫離實際，要么理論上缺乏創新，多為重復外國人已經證明為定論的研究，或者為人家提出的觀點提供佐證。轉基因這門學問，中國人搞得再透徹，也是證明英國人提出的這門學問有些用處而已，因為原始思路是人家的。對于中國自身的傳統，如中醫，則狠狠地扣上“偽科學”的大帽子。有人動不動就說什么東西“科學”或“不科學”，這種簡單斷言和扣帽子的方法本身就違反“賽先生”的實證精神，一些原創性的思路被扼殺在搖籃里。倫敦市長批評中國人在近半個世紀中，除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對人類幾乎沒有作什么貢獻。顯然這個批評有失偏頗，但也多少反映了中國科學家缺乏原始創新動力的現實。

　　第四，人才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國人抱怨科學研究缺乏帶頭人，需要花重金引進人才;另一方面，本土人才因得不到重視而大量外流海外。引進人才動輒花費巨額金錢，卻難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人才能否作出貢獻，不光是人的因素，還有環境的因素，這就需要“德先生”密切配合。五四運動以來，國人不斷地提出邀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前來中國。我們從清朝扎大辮子的時候就選派留學生，到今天已有100多年了。那些花了納稅人錢財的海外人才還要花重金再引進回來，這個做法是值得深思的。當年錢學森回國，并不是依靠高額待遇，今天的人才動輒就與哺育他的母親講價錢，這樣的心態是難以做出科學成就的。我們的人才太把自己當人才，這才是我們人才引進做法的癥結所在。

　　第五，科研經費用于養人而不是面向國家需求或科學需求。小項目大評，大項目小評，簡單問題復雜化;申請科研經費走后門、搞關系、送回扣、做三陪(陪酒、陪聊、陪笑)，商業化運作氣息很濃。科研經費很大部分不是用來搞研究，而是用來發工資、搞創收。科學家以經費多少論英雄，以負責多少重量級的科研項目為榮，不以浪費納稅人金錢做重復勞動為恥。經費申請過程認認真真，寫得天花亂墜，項目執行卻馬馬虎虎，項目驗收重在走過場。如此使用科研經費，焉有好的成果面世。殊不知，從古到今，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的貢獻是古人優于今人，但古人的許多發明創造，都是在業余時間搞的，國家很少拿專門的錢來搞研究。可見，經費是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國人如此看待科研經費的重要性，是與其急功近利的評估體系密不可分的。

　　走科學發展觀道路，中國的“賽先生”理應樹立自信心和責任心，科學研究要面臨現實問題，要解決人類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當今能源、糧食、環境危機、全球變暖等重大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中國科學家的獨特智慧。引領社會進步，中國需要一個睿智的“賽先生”，一個勇于創新的“賽先生”，一個敢為天下先的“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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