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拼爹”：被皮克迪揭穿的今日真相

　　舉世“拼爹”：被皮克迪揭穿的今日真相

　　——市場博弈的不對稱之五十九

　　發達國家現在的問題不在于經濟年增長率如何，而是誰分得了“奶酪”。那偏向市場的鐘擺是不是又該回擺到偏向政府?美國人擔心，如果市場競爭之后的分配正義推至過度，會不會蛻變成為再分配的非正義?

　　□孫 滌

　　自有系統地采集和分析國民經濟數據以來，經濟學人深信不疑的假設是，設若市場得以健康運轉，沒有政府管制和其他外部沖擊，貧富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逆轉，分配懸殊將收斂，社會能有效分享經濟成長的結果，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卻指出，社會貧富懸殊的狀況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世界性大蕭條特別在二戰后確曾有實質性收斂，但主要是兩次大戰的結果，而非市場正常運作下的常態。事實上，貧富差距的收斂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開始停滯，取而代之的是崇尚市場無誤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潮的盛行，挑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任由市場無拘束地運作，效率和效果要好得多。可是到了眼下，貧富(尤其是財富型收益)日漸懸殊，已到了危及社會穩定的境地，鐘擺是不是又該回擺了?

　　很多經濟學家對此已不那么確信了，紛紛加入質疑挑戰的行列，包括多位諾獎獲得者開始呼喊，認為貧富分化擴大的趨勢，純靠市場很可能無法妥善解決。他們甚至相信，市場本身就是棘手問題的根源。皮克迪是走進前沿的一位，他在《21世紀的資本論》中直截了當地揭橥這個旗號。盡管皮克迪所引用的大量數據的精確性和周延性或可商榷，但爭議最大的卻不是這些數據，而是他大膽提出的解決途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究竟能否調頭，假如必要的話?

　　從市場運行規律的角度，公平競爭的結果，可能使社會財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急劇積聚，基于民主的體制安排，有可能以強力來糾正這個趨勢。要是大多數選民不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拒絕貧富懸殊是市場公義，用政治杠桿加以干預，將對社會穩定帶來很大不確定性。歐美發達國家的明達之士對此憂慮重重，認為這樣的趨勢任其擴展，結局將兩敗俱傷。

　　皮克迪的分析邏輯其實很簡單，訴諸兩個基本規律：其一，若一國儲蓄率超過經濟增長率，以錢賺錢，財富型收入擴張的速度會大大超過勞動型收入;其二，在一個穩定體系中，財富型收入比率等于儲蓄率s除以經濟年增長率g。目前在發達國家，資本年回報率顯著高于經濟年增長率，即r > g。例如，美國財富型收入回報率r達到了5-7%，其GDP年增率則通常在3%以下。財富型收入遠高于勞動型收入，而且敞口越來越大。中國的儲蓄率在36%左右，GDP年增長率為8%，又假設資本投資回報在12%，那么財富型收入的增加速率將為勞動型收入的4.5*1.5 = 6.75倍，差別極為可觀。

　　結果之一，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各國實質上進入了“拼爹”的快速通道，個人財富資本擁有量成了決定其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資本積累的重要途徑是代際繼承。

　　更要命的是，勞動型收入的分野，技術含量高的知識勞務收入和簡單勞作的體力勞務收入嚴重分化。對勞務型收入相對于財富型收入的日漸萎縮，技術白領和“金領”的收入在勞動型收入里所占的份額的巨大差異，諸如大公司主管和市場精英們的天價分肥，皮克迪指斥為荒乎其唐，令人再難相信是勞動服務市場的均衡價格——是這些人對生產力的邊際貢獻所應得的邊際收益。

　　事實上，美國中產階級分化之嚴重令人咋舌。完成和不能完成大學教育的兩個群體之間，勞務收入差別懸殊;完成了四年大學教育或以上者，又以在名校(譬如常青藤學校)畢業的所謂知識精英的收入遠遠領先，極為不均衡，甚至有“贏家通吃”的局面。因此，美國的問題(其他發達國家也類似)，不在于經濟年增長是1.1% 或是2.9%，而是誰分得了“奶酪”。

　　于是就帶出了下面的問題。二、三十年前世界還常用GNP(而非GDP)來統計國民經濟的成果。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關注的是國民擁有經濟生產的成果 ，而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關注的則是經濟生產是在哪國生產的。在資本全球流動暢行的時代，美國的很多產能，比如可口可樂，蘋果電腦、耐克跑鞋等等，都在中國生產，而利潤則為美國人所獲，而用GDP口徑來統計測度，產值計入中國賬本。中國龐大的出口，有很大部分(甚至過半)是在華的外資或合資企業生產的，雖然他們雇傭了眾多中國勞動力，但所得利潤遲早要拿回去。因此可以說，GDP統計口徑掩蓋了分配不平衡現狀;如果用GNP來計算，美國不同人群的貧富差距，以及美中兩國間的財富差距將更形突出。

　　從經濟學角度，提起一國經濟增長總會集中在總量增速，而忽略這些成果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然而就個體而言，“我”的收入有何變化是最重要的。即使國家的大餅在增長，若“我”的份額卻在明顯萎縮，就會出麻煩。要是社會大多數成員都處于這種狀況，社會動蕩遲早難免。皮克迪的要旨在于揭示，這個趨勢是否越來越突出，不干預的話是否會達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從而成為顛覆社會秩序的動因。在美國，人們激烈爭議皮克迪這本論著的焦點，是市場競爭之后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onal justice)推至過度，會不會蛻變成為再分配的非正義(re-distributional injustice)?

　　皮克迪針對社會和經濟現狀的癥結提出的解決途徑到底有何新意?下期繼續討論。

　　(作者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美國華裔教授學者學會(南加州)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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