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嚴格管制的金融市場之中，熱衷從銀行借錢的“土豪”可能只是“二流土豪”，真正的“一流土豪”從不借錢，他們只會拿牌照、玩牌照。
盡管民營保險公司不如民營銀行來得“高大上”，但前者卻比后者提前開閘近10年。這10年，是民營保險公司從狂熱到躑躅，再到遇冷的過程。現有金融體系的缺陷和民營資本趨利的本性決定了中國民營保險公司的宿命：牌照套利和資本運作工具的角色演變，逐漸替代了產業的良性發展。部分保險公司和監管機構近期爆發的“對抗”風波，僅是矛盾爆發的開始。
在被監管者看來，行業中不守規矩者大有人在，為何重罰我一家?而對監管者來說，資質參差不齊的市場主體，加上越發不利的行業環境，很可能意味著違規操作的抬頭。到處都是金融風險，不能偏偏在我的治下發生，那么殺雞儆猴未嘗不可?此外，民營保險公司的控制權之爭也摻雜于其中，諸多力量共同構成了一幕類似于TVB財經劇劇情的“對抗”事件。
問題不在于單家保險公司，而在于行業。在中國的金融法律體系中，對保險公司以保險資金投資的管制具有極大的自由度，這使得民營保險公司比民營銀行更加具有對“土豪”的吸引力。但隨著經濟增速下行，以及資產貶值預期的出現，“土豪”們沉淀在民營保險公司之中的資金，還有欲望，很可能是金融風險的“定時炸彈”。
“對抗監管”背后
在中國，如果市場主體敢于公然“叫板”市場監管者，那么一定是因為這個市場存在某些“特殊性”。保險便是這樣一個市場。
“那些嫖娼的嫖完了還在小本子上記一筆，我就不信你們沒記錄!” 6月下旬，民營保險公司正德人壽做了一件“大膽”的事，將保監會檢查組約談該公司人員的“語錄”予以公布。檢查人員口中的“嫖娼”、“收拾你們”、“愛跳(樓)你們去跳去”和“對付你們”等字眼驚呆業界。
此前，正德人壽已收到保監會監管函，后者認為正德人壽償付能力不足，需要整改。而正德人壽認為償付能力沒問題，并多次“喊冤”和“抗辯”。本次“出格之舉”，是雙方交鋒的高潮。對“雷人語錄”，保監會反駁稱，這是正德人壽“斷章取義”，保監會的“檢查工作經得起各方面監督”。
在一個嚴格管制的市場，金融機構敢于公然“對抗監管”實屬罕見，而采取這種“獨特方式”更前所未有。不過，事情幾天后逆轉。有消息稱，“在一股體制內高層力量斡旋推動之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會見了正德人壽董事長張洪濤。在整改“大限”臨近前的一小時，正德人壽公告稱，全體股東協商一致決定以增資方式解決償付能力問題。
在“對抗”之中，雙方關注焦點是償付能力充足率。簡單說，這個指標代表著保險公司償還投保人債務的能力，類似于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按照我國法律，保險公司一般應確保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而隨著業務擴展，保險公司必須不斷增資才能確保這個指標達標。
起初，保監會認定正德人壽的償付能力充足率為-87.08%，對其提出了停止新業務等處罰，且僅給了15個有效工作日的“大限”。此前，保監會曾對另一家民營保險公司也下發了監管函。信泰人壽2013年4季度末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已低至-185.96%，情況更嚴重，但只采取停止新業務的處罰，并未提出解決“大限”。正德人壽認為，保監會執法存在不公。
風波最終告一段落，但本次事件無疑是對中國保險業，尤其是對民營保險業敲響的一記警鐘。目前，在中國的民營保險公司中，正德人壽是最典型的一家，其總股本為20億人民幣，股權為100%的民營資本，來自浙江和福建的5家民企分別持有20%的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五等分”的股權結構看起來是民營資本“眾人拾柴火焰高”。但換個角度看，該結構其實凸顯了民營保險公司存在的治理困境，“五等分”等于“誰說了都不算”，會降低決策效率。
正德人壽股東之間的紛爭人所共知。事實上，保監會在去年10月便對正德人壽進行過現場檢查，其原因在于內部人士的舉報。正德人壽的股東之一為寧波市鄞州鴻發實業有限公司，該公司是杉杉投資的控股子公司。2013年4月，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鄭永剛出任正德人壽總裁，但當年10月，突然被宣布暫停職務。今年4月，再被宣布“免去鄭永剛同志黨委副書記職務”，原因是長期不參加黨組織生活，“無故連續8個月以上不交納黨費”。
正德人壽目前的“一把手”是董事長張洪濤。她曾任中國人民大學保險系主任，是我國保險研究界的“一姐”，正德人壽之所以擁有王憲章等多位“副部級”董事和監事，很大程度都和張洪濤的人脈有關。在棄學從商擔任正德人壽董事長之前，張洪濤還牽頭籌備了另一家民營保險公司生命人壽。
有保險業人士對《南風窗》記者分析，正德人壽之所以采取“五等分”的股權結構，一定程度是因為牽頭籌建者熟知中國民營保險公司存在淪為股東資本運作平臺的風險。因而才采取了“五等分”的股權結構，以達到股東互相制衡，并突出經理人治理的目的。但問題在于，如果民營股東之間，股東和經理人之間一直存在“想法上的偏差”，問題遲早會爆發。
不愛銀行愛保險
“偏差”的根源在于，中國的“土豪”股東對保險有著“偏愛”。長期以來，金融界一個不被關注的事實是，民營資本對保險牌照的熱情一度超過銀行。其原因在于，保險公司有著更明顯的“資本運作平臺”價值。
一般來說，保險公司的資金來源是長期的，這以人壽保險最為突出。換言之，即保險公司可以拿長期的錢進行短期投資，“以長支短”是最佳的資金運作模式。打個比方，以人壽保險為例，保險公司向投保人“借的錢”—保險資金可能要50年后再“還”，但這50年中，保險資金的使用權歸保險公司，這些錢可以拿去做很多次投資周轉。
保險“吃香”，更重要因素在于保險公司對保險資金運用，“自由度”遠超銀行。我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這被稱為是扼住銀行咽喉的“43條軍規”，但保險公司不存在這些限制。
近年來，我國對保險資金的運用一直在不斷松綁。比如，我國的金融法規最初根本不允許保險資金投資股市，后來則允許保險資金通過證券基金“間接”入市，再后來，監管部門索性修法允許保險資金直接投資股票。反觀銀行，即便在2007年的大牛市，也只能望“牛”興嘆。此外，保險公司投資房地產也在2010年便開閘，而銀行目前只能投資自用房地產。
《南風窗》記者還從江浙商圈了解到，銀行“產能過剩”的擔憂一直在部分“土豪”之中流行。事實上，這并非全無道理。即便不論銀行貸款總額和GDP比例這樣的數據，光就普通人目光所及的物理網點，銀行的確有過剩之嫌。
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大陸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總數達21.03萬家。換言之，即6500人左右即擁有一處銀行網點，而以金融服務業“過剩”而著稱的中國臺灣，其水平不過是4000人左右擁有一處網點?？紤]到大陸農村金融服務的匱乏，那么在主要城市中，銀行網點“密度”可能已趕超臺灣。
相比而言，保險業是“藍海”。衡量一個經濟體保險業發展潛力，最重要的兩個指標分別是保險密度(人均保險費)和保險深度(保費收入/GDP)?；厮莸?003年，中國大陸的保險密度是36.3美元，保險深度是3.33%。同期，“保險王國”瑞士的保險密度為5660.3美元，保險深度為12.74%，分別約為大陸的150倍和4倍。而我國臺灣地區約為1433美元和11.31%，分別約為大陸的40倍和3倍。
巨大的橫向差距，讓“土豪”看到了賺錢機會，讓監管部門看到了行業潛力，民營保險“大躍進”正式啟動。2004年6月開始，保監會陸續審批獲準籌建18家新設獨立中資保險公司，但事態發展卻出人意料。18家獲批的保險公司，要么資金不到位，長期無法開業，要么經歷多輪股東更換，內部動蕩劇烈。更有國信人壽最后竟被保監會撤銷主體資格，成為最短命保險公司。
“大躍進”成為反面教材，很大程度在于“土豪”進軍保險業的“心術不正”。一部分“土豪”在乎的是保險公司的現金流，他們樂于利用保險資金運用上的“自由空間”，將資金拿去炒股、炒房，或挪為關聯公司使用。以東方人壽為例，其資金被曝為“德隆系”所用，而東方人壽最終被停業8年。
另一部分“土豪”則看重“牌照價值”，其套利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其在拿到牌照后并不立即讓資金到位，而是爭取在籌備期內把牌照轉讓，收取溢價，保險公司在籌建期頻頻更換股東就是這個道理;另一種手法是，在保險公司開業后立即包裝業績，然后引入戰略投資者，特別吸引那些資金雄厚，并且篤信“中國潛力”的外國金融機構，從而將股權脫手套利。
“監管部門也汲取了‘教訓’，民營資本可能根本不想做保險，不過是想渾水摸魚。”一位長期和監管部門以及保險公司打交道的業內人士對《南風窗》記者分析，保監會今后可能會收緊牌照發放，把現有公司做好，不出風險，這才是當務之急。
風險骨牌
風險并不遙遠。目前，中國保險資金大約50%都投在相對安全的債券市場，其他則投到股市、地產等領域。2012年，國壽、人保、平安、太保、新華等5家公司的股票和基金投資合計虧損超過620億元，市場為之震動。進入“大熊市”之后，保險資金紛紛從股市撤離，但樓市的多米諾骨牌有倒向保險公司的風險。
6月份，保監會公布了《關于清理規范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評估增值有關事項的通知》，該政策目的之一是防止保險公司利用不動產再評估，甚至濫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方式來提升償付能力充足率。換言之，在很多保險公司持有地皮或者房產的情況下，如果房價下降，保險公司將面臨極大壓力。
致命風險往往并非來自于外部，內部的“股東風險”更為要緊。以曾被因“不交黨費”而被免職的前正德人壽總裁鄭永剛為例，其被業內公認是資本運作高手。近年來，由于服裝業競爭加劇，利潤趨薄，杉杉控股的多元化逐漸向金融業傾斜，其直接或間接參股了正德人壽、中融保險等保險公司，成為浙商中有名的“保險愛好者”。
有觀點認為，鄭永剛擔任正德人壽總裁半年內即被解職，很大程度在于其投資策略激進，與保險資金謀求穩健和安全的原則相背。亦有人質疑稱，在2011年和2012年，杉杉進行資本運作的多只股票背后，能看到中融人壽的影子，而正德人壽則建立了“防火墻”。2011年和2012年，正德人壽年報顯示公司一直盈利，而中融人壽兩年都虧損過億。
事實上，并非所有民營資本一開始便將保險公司當成融資工具使用。很多時候，股東態度從“做保險”到“玩保險”的轉變在于對外部環境的無奈。在中國當前的金融環境之下，保險公司生存不易。目前，我國民間實際利率極高，不要說年收益超過9%的信托，即便是銀行理財產品，年化收益也會超過6%。因此，保險公司保單開出的“利率”必然要高于這個水平才會有市場，這必然增加了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金融市場管制嚴格，金融創新不足，除債券之外，保險資金很難找到穩健并且回報可觀的投資標的。這可以簡單理解為，保險公司必須在負債端付給投保人較高的“利率”，但自己卻在資產端無法賺取更高“利率”。因此，保險資金公司的利差損不可避免。
這種困境在中小保險公司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目前，中小保險公司被稱為是“負債與資產端兩頭激進”，簡單說，就是推出“高收益”的短期產品，沖擊規模，同時在保險資金的運用上，投資那些收益高、風險也高的領域?？梢哉f，“兩頭激進”的操作模式其實已違背“保險”的本質，而是理財產品的變種，是中小保險公司在經營上“踩鋼絲”。
根據行業協會的數據，截至2014年5月，我國保險公司數量約為160家。就資產規模而言，保險業在今年5月，其總資產僅為9萬億，而銀行業這一數字為151萬億。顯而易見，保險行業分散而混亂的局面還會持續。隨著經濟下行和所投資資產價格的下滑，被監管者和監管者的“對抗”，可能還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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