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國際金融財團媒體《金融時報》上發文要求中共“選擇性反腐”、同時又在國內媒體發表反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有制為主體”、主張國企私有化的言論，劉勝軍已然成為國內反社、反反腐敗的代言人。這樣一位引發廣泛爭議的人物，7月15日竟出席李克強總理經濟座談會，并在座談會上談國企改革，大談“進一步破除行政壟斷”、“放開民間資本進入一些領域的行政壁壘”，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作為新自由主義學者中的一員干將，劉勝軍常年堅持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張，以打破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己任，甚至公開表達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依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不滿。
2012年的時候，劉勝軍轉發張維迎的一條微博，并加了自己的按語稱，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是下屆政府(即習近平政府)的3大任務。
去年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出來以后，劉勝軍就表達了自己對《決定》中有關國企改革部分的失望：“國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沒有突破，即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這個阻礙國企改革的“意識形態障礙”是什么?是“《決定》堅持‘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劉勝軍認為，“這樣的提法可能意味著未來國企改革仍將存在很大政治阻力。”
很明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有悖劉勝軍心中的“國企改革”，是亟需突破的障礙。這樣想來，習總書記也是這群人試圖突破的障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劉勝軍鼓吹國企私有化，在《劉勝軍：社會矛盾倒逼中央改革 能否落地不樂觀》一文中闡述得更加清楚：“從《決定》來看，國企改革是有一些突破的，比如國有資本的概念，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創新。這個創新它的含義在于給將來國有股的減持、甚至說很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打開了一個空間。關于混合所有制，現在提出要鼓勵民營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這樣很多地方國企將來就可以逐步轉化成混合所有制，甚至私有化。”
劉勝軍不單自己鼓吹誤導國企改革走上反社會主義的邪路，而且還公然要求中央將持有這類“邪路”觀點的人保護起來。劉勝軍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中國需明確目前反腐與改革的關系》一文露骨宣稱，現階段中國必須“選擇性反腐”，“‘選擇性’的標準應該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議中央“反腐時優先‘關照’那些阻擾改革的官員”。
從劉勝軍自身主張的“改革”來看，其實質是要求中共中央將推行新自由主義、反毛反共同時又違法亂紀的官員保護起來。劉勝軍的意見代表了一些黨政軍內既腐敗又反黨、搞新自由主義、謀求憲政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群體的意見。
劉勝軍此言一出，輿論嘩然。一方面，中紀委打了一些位高權重的老虎，另一方面，鼓吹新自由主義、政治上反共反社、涉嫌嚴重違法亂紀的官員比如孔涇源、胡德平、秦曉、任志強等人，卻一直逍遙法外，甚至愈發張狂。民眾本以為這些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早晚被打，然而，劉勝軍言論一出，使大批民眾覺得中紀委似乎正是在執行劉勝軍“選擇性反腐”的戰略。劉勝軍妄圖綁架中紀委，高調提出中紀委已經執行其主張進行了“選擇性反腐”，誤導人們對反腐的認識，結果民間流言四起。一時間，民眾對反腐喪失了信心。
可見劉勝軍“選擇性反腐”的論調十分有害。孔涇源、胡德平、秦曉、任志強等人，是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背后，還有更大的更腐敗、更反共的大老虎，他們要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瓦解共和國，進一步洗劫全民財富。
劉勝軍們要保護這群人，是希望中紀委停下審計招商局、中投等公司的步伐，是希望中紀委停下審查金融腐敗的步伐，畢竟如果嚴查招商局，勢必查出秦曉的驚天大案，嚴查中投，則樓繼偉也必須要為海外投資的重大虧損負責……新自由主義的反共團伙大多干過見不得人的犯罪勾當，所以才需要“選擇性反腐”進行保護。倘若他們個個堂堂正正，何來“保護”一說？劉勝軍自知自己這群人經不起調查，之所以提出“選擇性反腐”的意見，是為了保護新自由主義、反共的有生力量，繼續在中國互相幫襯提攜，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資本主義邪路。
這樣一個公開提出反社會主義、反反腐敗主張的學者，國家各部門都應該與之徹底劃清界限，以表達對習近平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方向、無差別的反腐敗的堅定支持，怎么能夠邀請這類反社、反反腐敗的人參與總理經濟座談會，來對我國當下的國企改革指手畫腳呢？這在客觀上助長了劉勝軍們的囂張氣焰，推動了劉勝軍們反社、反反腐敗等有害觀點的傳播，非常失當，不可不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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