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于是輿論界圍繞改革問題再一次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些已經退休了的老同志也不甘寂寞，積極參與討論，為改革出謀劃策。這本來是件好事情。問題是出的主意對不對，如果倚老賣老，出點歪注意，把年輕人的改革熱情引導邪路上去，那就不好了。
我看到《中國青年報》2014年3月24日上刊登了一篇采訪一位老同志的文章，標題叫《改革再出發，思想仍需解放》，這位老同志出的主意就實在不怎么樣。本來他愿意講些什么，完全可以不當回事，不過采訪者著重指出，他是鄧小平的親密牌友，意思是他的思想來自鄧小平。這就值得探討了：他主張的“再出發”的改革，究竟是些什么東西，是不是符合鄧小平理論，他想把我們正在深化的改革引到哪兒去?
這位老同志的核心思想是：社會主義不需要講公有制，改革不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只要能發展經濟，不要問姓“公”姓“私”。這就涉及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必須討論清楚。
我們從鄧小平關于這個問題的思想談起吧。
一、鄧小平始終強調改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現在大家都在講改革，但并不是一切改革都是正確的，都要支持。這要看想改什么、想改成什么樣子。改革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改革是手段，是解決矛盾、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手段。他明確指出了我國改革的目的，他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而這“三個有利于”，也應該成為今天深化改革(也就是“再出發”的改革)的目的，一切改革的措施都應該服從于、服務于這個目的。
問題在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制度?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僅僅從經濟上談這個問題。
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他講到社會主義，總是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放到第一位，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根本區別所在。他說：“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他在另一個地方講：“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他明確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離開了公有制為主體，就談不上社會主義。我們說，改革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其中重要的就是要有利于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鄧小平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看作是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原則問題，這是有道理的。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是幾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那么，怎么判斷一種社會的性質呢?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就取決于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質，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僅有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還有大量的小農經濟以及少量的地主經濟，之所以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私有制占主體地位，它決定著、制約著其他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有公有制經濟，還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定，所以，盡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作為鄧小平的資深牌友，應該是懂得這個道理的。
有人提出，鄧小平晚年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改變了，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了。理由是：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論斷中沒有出現公有制、公有制為主體等字眼。于是他們要求“從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來”，聲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他們提出，應該“用價值目標(共同富裕)界定社會主義取代用經濟制度(公有制)界定社會主義”。那位老同志實際上也持有這樣的想法。這種說法相當流行，值得分析一下。
毫無疑問，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個表述，字面上的確沒有提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是這一表述題中應有之義。首先，在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的條件下，從總體上講，只有公有制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系才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正是由于生產力具有社會的性質，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我們才需要、也才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場所。再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剝削人和兩極分化的現象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出現的，并隨著私有制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沒有人能夠憑借生產資料來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這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從而消除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的根源。公有制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第三，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簡單地說普遍改善生活，它是指這樣一種分配關系，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標準參與分配(例如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而不是有的人憑借資本、有的人憑借勞動來參與分配)，從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可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存在剝削、兩極分化現象，就談不上共同富裕。所以，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一樣，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做到。在私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盡管在一定條件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也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改善，但同時會導致財富集中在少數剝削者手里，導致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
從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推論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一論斷的人，忘記了就在同一個視察南方的談話(而且在同一個第二部分)里，鄧小平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理由是“公有制是主體”。鄧小平是把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作為判斷特區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標準的。這不就直接打了那些認為鄧小平晚年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人一記耳光嗎?我們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鄧小平思想，把特區姓“社”不姓“資”的論斷與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用后者否定前者。
回顧一下歷史，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分歧和斗爭，焦點往往集中在要不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上。始終有一些人自覺不自覺地盼望著公有制退出主體地位，由私營經濟占據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在國有經濟的比重大大下降的情況下，有人還使勁批評所謂“國進民退”(其實這是子虛烏有的事)，其目的就在于此。只不過有的人是明確表白這一點，有的人則是在“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不要問姓‘公’姓‘私’”的幌子下表達出來的，而有了這個幌子，就更能迷惑人。
理論與實踐都證明，越是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就越要重視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國社會能不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原則問題。丟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也就不再存在了，就變成別的社會了。老實說，有的人就是想通過模糊這一點，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方向去的。這個問題，絕不可等閑視之，而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來。
鄧小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的思想，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而且也被全黨、全國人民所接受，寫進了《黨章》、《憲法》。《黨章》的總綱明確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黨員要遵守《黨章》，公民要遵守《憲法》，這是常識。所以，捍衛、鞏固、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每一個中國公民、尤其是黨員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深化改革的根本前提，同時也是經濟改革的底線。絕不能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打破或否定這個底線。如果改革的具體措施違背了這個前提，不是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是削弱甚至破環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這種改革就真的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了。這種情況，前一陣子在某些地區、某些部門還真見到過。有一個領導機關，10年時間接連發出好幾個文件，要求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在各個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唯恐下面不重視，卻沒有開過一次會、發過一個文件研究國有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沒有采取過一項重大措施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對私有制、公有制的態度，親疏分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結果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使得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總結我們的經驗，今后深化改革，不應該再出現類似的現象了。
二、講社會主義的本質能夠不問姓公姓私嗎？
這位老同志對“再出發”的改革所出的主意的要害是，在發展經濟的旗號下，歪曲社會主義本質，動搖和否定公有制的主體位。我們稍微多引一些他的話吧。
他說，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一定要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更是打破思想禁錮的核心問題。然而，直到今天，一些人的觀念里仍然不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比如，有些人老覺得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正宗’，公有制經濟比非公經濟地位高，只有國有、公有才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形式主義，多種所有制共存，才能真正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發展了，真正改善了人們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1992年，小平同志提出了兩條：“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什么樣的形式、體制適合生產力發展，促進生產力發展，就用什么形式、體制”，不要區分什么主體、補充。當記者提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他馬上接口說，“現在我們一些部門、一些同志總喜歡還把非公經濟看作是補充，不能平等對待民營企業，根子就是搞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他還把公有制經濟是主體、非國有制經濟是補充，譴責為“文革思維”。當記者提出：“把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排成老大老二這種思維定式就是‘姓資姓社’說法的延伸”時，他十分贊成，并進一步說，“從根子上說，這更與我們對‘文革’思維的清算不夠有關。”
他的講話涉及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
他提出，核心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對的。我們同他的分歧的根本問題在于，能不能撇開公有制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本質?難道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而要不問是公有制占主體還是私有制占主體嗎?
我們還是從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道理說起。現在有一種傾向，一講解放思想，一講深化改革(也就是“改革再出發”)，就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置諸腦后，就想突破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然而正如習近平指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叫社會主義。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拋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了根子，那是會枯死的。
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所有制的。這是因為，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物質生產是每一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進行生產，人與人之間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這就是生產關系。脫離社會關系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進行生產，從而也不可能生存的。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這是人類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所在。在整個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關系，它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其他經濟關系，決定了生產的目的。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喪失生產資料的社會里，人類就劃分為階級，整個物質生產就是為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服務的，喪失生產資料的階級只能忍受剝削和壓迫。如果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整個社會經濟關系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就可以消滅剝削和壓迫，物質生產就可以用來滿足全體勞動人民的需要。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正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他們在考察、研究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途徑時，始終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他們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他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即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
他們把工人階級政黨叫做共產黨，把工人階級奮斗的最終目標確定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共產”二字，說的就是生產資料歸勞動人民共同所有。忘記了公有制，或者淡化公有制，那就是忘記了根本。講社會主義本質，而不強調公有制，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強調公有制為主體，那是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一定意義上講，說“只有國有、公有才叫社會主義”，私有制從性質上說絕不能叫社會主義，這并沒有錯，不能把這一點當做“左”、當做“文革思維”來破除。
那么怎么看對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性質及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地位和作用呢?
有人提出，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的私營經濟，應該同資本主義國家里的私營經濟不一樣。他們經常說，我國政治上是共產黨領導，經濟上是公有制為主體，在這種條件下的私營企業，要遵守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和規章，要為社會主義服務，所以，我國的私營經濟同公有制一樣，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能再說是資本主義性質了。有人雖然不直接講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但也盡量回避提私營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這位老同志就是這樣，他一字不提公有制與私有制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的，問題在于是什么樣的差異。要區分兩種不同的差異：一種是由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決定的根本性質的差異，一種是由經營環境和經營條件決定的經營形式、管理方法的差異。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個企業的性質取決于它內部的經濟關系：首先，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其次，是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第三，是企業收入(即勞動成果)的分配方式。在私營企業里，生產資料為私營企業主(老板)所有，他在市場上按勞動力的價值購買勞動力這種商品，也就是雇傭工人，然后把他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同被雇傭的工人結合起來，組織生產，最后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即剩余價值。私營企業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營企業主與工人是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因此，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它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
在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里相比較，私營企業的外部經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從經濟上說，由于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運行的，因而它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方法，顯然會有自己的特點，而與資本主義條件下有所不同。但這種差異終究只是由外部條件決定的企業具體的運行狀況。外部條件會對企業產生一定影響，但不會改變企業的根本性質，因為企業的性質是由它內部的經濟關系決定的。內因是根據，它決定事物的性質;外因是條件，它只能決定事物本質的具體表現形式。私營企業的性質并不會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總不能說，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辦的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跑到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辦企業，同樣是私有制，同樣是雇傭、剝削工人，卻變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了。這是說不通的。
我國改革開放以后，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私營經濟不僅允許存在，而且在政策上得到鼓勵，但對私營企業的性質的看法并沒有改變。被鄧小平同志評為“一個字都不能動”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私營企業雇傭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會給企業主帶來部分的非勞動收入。”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央文件又強調：“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關系。”這就科學地界定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有人要問，既然在我國，私營經濟的性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為什么我們不僅允許它存在，而且還要鼓勵、支持和引導它發展呢?這就要從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解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正確地分析國情，作出了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我們的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現代化。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前提下，還需要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于求成，盲目求純，以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產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損失。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總結了這個教訓，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實踐證明，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國國情，它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可見，我們對私營經濟這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之所以采取不僅允許存在，而且鼓勵、支持和引導它發展的政策，并不是因為它與公有制一樣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也不是因為它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恰恰是因為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展又不平衡，因而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像這位老同志說的那樣)，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這是一種歷史現象，不是永恒的。無需隱諱，隨著社會主義進入高級階段，我們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共產黨員不能崇拜私有制，不能主張私有制萬歲，仿佛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永遠不能離開私有制似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是利用私有制，發展經濟，為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徹底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人就由此得出結論：公有制、私有制不要分“老大老二”了，不要再提誰是主體、誰是補充了。其實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指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行為載體的比重，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規模迅速壯大，它同公有制經濟一樣，都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了;另一個是指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補充”是相對于“主體”來說的，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就始終處于補充地位。上面講過，在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社會里，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處于主體地位，它制約著、規定著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發展，社會制度的性質恰恰是由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決定的。換句話說，講到所有制結構，總有主體與補充之別，各種所有制并起并坐、“不分老大老二”的情況是不可能有的。那些喧嚷“不分老大老二”的人，其實是希望公有制退出主體地位，讓私營經濟取而代之。但是一旦出現這種狀況，我國就不再是社會主義社會了，就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了。
這位老同志批評說，有人“不能平等對待民營企業”。說到平等對待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應該做點具體分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市場規則適用于一切企業，一視同仁。競爭沒有例外，不能對某種所有制實行一種規則，對另一種所有制實行另一種規則。但是，談到在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在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是不一樣的，總是有一種所有制形式占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則處于補充地位。這不是人們政策上想不想平等對待的問題，客觀上總是不平等的。在所有制結構中區分“主體”與“補充”是十分重要的，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
我們的結論是：深化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必須為鞏固公有主體地位服務。這是我們改革決不允許突破的底線。那種“只要發展經濟，而不要問姓‘公’姓‘私’”的理論，是會把改革引導到邪路上去的，改革就有可能出現顛覆性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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