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雖然中國的內政外交有其內在的客觀必然性，但在必然性的空間里，仍存在諸多變數。作為一介布衣，在下不揣冒昧，下面分別討論。
（一）關于反腐三句話
內政方面的看點很多，目前的焦點有二：一是反腐，二是經濟。關于反腐，我有過一些膚淺的思考，之前寫過幾篇博文(見拙文：《高檔垮了，你著什么急?》，《經濟下滑說明反腐初見成效》，《反腐，敢得罪資本嗎?》)。就迄今為止的反腐情勢看，我有三句話的評價：成效可觀，壓力很大，前景不明。
——何謂“成效可觀”?且不說民眾對反腐給予了高度支持和期望，單是針對性很強的“八項規定”，就已經令沉溺于奢靡的官場深感震懾了。近期啟動的公車改革，仍值得期待。
——何謂“壓力很大”?反腐必然遭致資本勢力與官僚利益集團的強力反彈，這對反腐的進一步展開將是嚴峻考驗。
——何謂“前景不明”?民眾的反腐愿景以及反腐評價，能否與官方的反腐目的以及反腐決心有效重合，這事關反腐前景的預期和展望。坦率講，二者之間尚有差距。至于二者的差距何在，以及二者的差距有多大?“你懂的”，我不說也罷。
（二）刺激供給解決不了供給過剩
經濟是當前內政的基點。從標志性的經濟指標來看，比如房價、物價(CPI、PPI)、產能、外貿、雞的屁，這些數據的變化越來越不利于資本的生存和發展，甚至可以說正在危及資本的生存和發展，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何以見得?一句話：利潤空間在壓縮。為什么利潤空間會越來越小?答曰：因為產能嚴重過剩(相對過剩，不是絕對過剩)。
產能過剩的癥結究竟何在?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失衡的經濟。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在等式兩端，生產永遠大于消費，供給永遠大于需求。產能過剩的癥結不在于供給，而在于需求。所以，用增大供給的方法來解決供給過剩，無疑是飲鴆止渴。
在主流經濟學的視野里，房價、物價、產能、雞的屁等等，這些指標的變化對老百姓的生存和發展有何影響，其實并不重要。因為在資本的游戲規則里，只有資本的利潤(馬克思直截了當用“剩余價值”來表述)，才是天大的問題。所以，別看官方的研究報告和專家的論文總是說要重視重視“勞動”，重視“消費”，但勞動和消費這些影響因子對政策含義的權重，遠不及資本和供給的權重。
于是我們看到，目前經濟政策的著眼點，仍然是“供給學派”的思想占據主導，各項改革政策多是從資本的立場出發，而并非從勞動的立場出發。資本立場代表著供給方的立場，自然會向供給方傾斜。也難怪，擴大內需喊了多少年，成效究竟如何，實在乏善可陳。
（三）“調結構”落入空轉
即使你不愿承認產能過剩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內在癌癥，你也得想辦法去增大需求，尤其是增大消費，而不是眼巴巴地盯著生產，一味地去做強做大供給。這個道理，連自稱“站在有教養的資本家一邊”的凱恩斯都多少看明白了。所以，只要資本主義不想早死，刺激需求的凱恩斯主義總會定期風行資本統治的世界。
擴張性的經濟政策當然不可能從根子上搞定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最終還會導致滯漲并發，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下，對不起，你沒有別的選擇。所以，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壓力，不論“調結構”的政策含義多么具有“政治正確性”，若離開消費的支撐，無視分配政策的調整，眼睛只盯著資本的“調結構”就只能是研究報告里的空談，茶杯里的風暴。
如果調結構落入“空轉”將會怎樣?其結果，本屆政府不得不重復上屆政府的做法來“保增長”：采取制造公共需求的宏觀政策來維系越來越狹小的市場需求。可以預測，如果經濟指標進一步惡化，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然趨向于擴張性的寬松。這種概率或越來越大。
（四）打狗要看主人
外交方面的看點有不少，最吸引眼球的，大概就是我國與周邊國家趨于緊張的關系了。最近有個動向值得注意：“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11日與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會談后，肯定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是勇敢與歷史性決定，雙方確認年底前將完成美日防衛指針修訂。美國密集的幾項出招皆指向中國。”
18大以來，外交方面可圈可點的積極動作多多。與之前的“韜光養晦”相比，對外政策一改往日軟弱形象，得到了國內民眾的高度認可。當然，在外部形勢趨緊的背景下，中國如何團結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還有很大空間可以作為。
比如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中國表示強烈反對，這是必須的。問題在于，沒有美國的縱容，日本根本就搞不成什么“解禁”。別看日本上躥下跳呲牙咧嘴，美國才是日本的主子。有人說，美國在玩火。其實，美國把日本當做自家的“藏獒”在掌控，心知肚明自己的所作所為：藏獒除了主人，其他人都咬。美國忌憚中國崛起，放縱日本這只“藏獒”在亞洲窮兵黷武，目的是恐嚇中國，牽制中國。二戰結束后，國際反法西斯陣線把日本軍國主義這只惡狗關進了籠子。70年以后，惡狗又跑出籠子，難道主人沒有責任嗎?
俗話說，“打狗要看主人”。中國不應只對日本發出警告。毛澤東時代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外交斗爭，矛頭敢于直指美國，為什么?就是要“打狗看主人”，直接警告惡狗的主人，惡狗才不敢過于囂張。美國官方不斷發聲強力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如果中國不敢吱聲，日本會更加有持無恐。
有人說，你中國抗議有用嗎?何況這樣會對兩國經濟的依存度產生消極影響。我說，面對美國的強勢挑釁，敢不敢吱聲其實大不一樣。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如果無利可圖，你就是跪著喊爺爺，它也不會尿你;只要有利可圖，你就是喊它孫子，它能不跟你玩嗎?你吱聲了，你說“不”了，你跟老美的生意該做還是照做不誤，一碼是一碼。你不吱聲，說明你不敢得罪惡狗的主人。明擺著，不僅惡狗的主人覺得你好欺負，而且惡狗也更要“狗眼看人低”。擒賊擒王，在外交上，中國要敢于有理、有利、有節地孤立主要敵人。
（五）中日必有一戰
孤立主要敵人，就要學習毛澤東“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這并不是說，一味當老好人，無原則妥協，就能“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教訓十分深刻。孤立主要敵人，不僅要善于利用各種矛盾，而且在“敵我友”的問題上敢于擔當。在這個問題上，竊以為，朝鮮不僅在歷史上，而且在今天仍然是中國值得重視的盟友。
拋開意識形態分歧不說，僅僅就地緣政治的角度考量，朝鮮也“必須”是我們的盟友，而不能“為淵驅魚”，把它推入敵人的陣營。個中三昧，清醒者自有體味，我就不展開說了。右派動不動就要收拾朝鮮，甚至揚言要把朝鮮給滅了。這種思維方式，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天下第一蠢豬。
弱國無外交，國際斗爭最終以實力說話。我們總是說“中國人熱愛和平”，也總希望別人和我們一樣喜歡和諧。問題是，和平的愿望并不單方面取決于中國自己。你改變不了別人怎么辦?那你就得改變自己。怎么改變自己?無他，準備好打狗棍吧。
毛主席當年有“二十年后中日必有一戰”的預言。在今天，這個預言越來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日本走出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第一步之后，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懷疑“中日必有一戰”的最終結果。就中國的戰略眼界而言，今后的中日關系只有建立在“中日必有一戰”的邏輯上，竊以為才有長久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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