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夢”和“美國夢”根植于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體系,但“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宇宙和大自然的法則中,包容精神與和合之道隨處可見,人類社會也理應如此
“美國夢”是當前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夢
“美國夢”的概念來自于1931年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完成的《美國史詩》一書。書的主題是:“讓我們所有階層的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國夢,這是我們迄今為止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偉大的貢獻。”
自此之后,“美國夢”成為了流行詞,不僅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美國年輕人,也激勵了一批又一批移民美國的新美國人不斷奮斗,為實現個人的理想與價值付出汗水和智慧。二戰以后,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夢”的外延不斷擴大,世界上許多國家競相效仿。
當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人非常響亮地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時候,習慣于做“美國夢”的人充滿了疑惑擔憂。
“受制于中美兩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巨大差別,美國其實是在以美國的思維方式了解中國文化的表面內容,并作出美國式的對中國夢的理解。”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莊建中教授說。
他認為,美國對“中國夢”的誤解,來源于以“積極自由”和“集體主義”理解中國夢,將“中國夢”片面理解為:實現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并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為所欲為。
“美國夢”的兩個核心要素是“積極自由”與“個人主義”。也就是說,在美國,理想狀況是每個個人都能不受任何客觀條件的阻礙,以自己的努力實現任何目標。
而“中國夢”的內涵是“消極自由”與“集體主義”。中國的一切努力是為了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但其目的并非為了為所欲為,而是為了實現民族尊嚴。
所謂“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是思想家以賽亞·柏林對自由主義思想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兩者并無優劣之分。
“積極自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關注的是自己能夠成為怎樣的人;而“消極自由”是自己免受怎樣的限制,是以“去除限制”的視角理解和定義的自由。
在21世紀,“中國夢”與“美國夢”必將是兩大影響世界的夢。但二者在文化背景、國家性格、根本價值觀、具體內涵、圓夢途徑等方面都有重大區別。
“盡管中國夢和美國夢有諸多不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之間是一種激烈競爭而又相互依存的關系。中國夢和美國夢應該比翼雙飛,而非對抗沖突。”莊建中說。
構建文化軟實力的過程
“美國夢”不僅是美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向世界輸出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載體。
傳播“美國夢”的過程,就是美國構建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王光照教授深入剖析了美國構建文化軟實力的路徑。
1938年,美國國務院美洲司的理查德·帕蒂曾經說:“政治滲透帶有強制接受的烙印,經濟滲透被譴責為自私和強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著思想交流和無拘無束。”
從那時起,美國政府就把文化作為謀求經濟、政治權力的一種特殊政策工具。大力開展對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動,是傳播“美國夢”的重要途徑之一。
始于1964年的“富布賴特項目”,通過派遣美國專家出國講學和資助外國學者赴美研修,造就了一大批致力于加強國家間相互了解的領導人和輿論制造者,被視為是對美國國家長遠利益投資的范例。
較之政府發揮的直接剛性作用,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組織、跨國公司等因其間接的柔性作用,看上去更具有客觀中立性,更易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也更易獲得他國公眾的信任。
美國擁有數量眾多的以麥當勞、微軟、美國文化交流協會、卡特基金會等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組織、跨國公司,在其文化軟實力建設中體現出了社會能量。以強大的文化產業為依托,不斷對外輸出文化產品和價值理念,始終貫穿美國的文化發展戰略。
美國原本是一個文化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但時至今日,美國已發展成為全球文化產業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其文化產業占GDP的比重超過25%,僅次于居于首位的軍事工業。
好萊塢影視作為美國向世界打開的一扇大眾窗,始終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有力工具,被稱為“不是宣傳部的宣傳部”。
好萊塢電影只占據世界電影生產總量的6%~7%,卻占世界電影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好萊塢憑借娛樂業的身份背景,減弱了不同種族、階層、信仰、價值觀的人群對其所持的抵觸和猜忌,以鋪天蓋地的架勢和胸有成竹的自信向全世界滲透美國主流價值觀、大眾文化和生活方式,成為“美國夢”的重要傳播載體。
王光照認為,實施主體多元化是國家文化軟實力長遠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中國夢”的傳播也可借鑒“美國夢”,要不斷培育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非政府力量、促進政府與之良性互動,充分借助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組織、跨國公司傳播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化價值觀,這樣有利于避免國際社會中不必要的猜忌和抵觸。
“目前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太傾向于高度依賴政府,少有成熟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及具備國際文化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的參與,這種狀況亟待改善。”他說。
核心價值觀絕不能“轉基因”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凝聚著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之精髓,載負著一國公民認同和信奉的核心價值。
價值觀文化中最穩定、最持久、最不易改變的部分,如同基因一般,復制、延續,世代相傳。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絕不能“轉基因”。
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鑄造了中國文化大國的地位,然而文化大國并不等于文化強國。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將龐大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軟實力,不僅是我國文化建設的戰略重點,也是中國和平崛起、建設和諧社會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
文化軟實力建設關鍵在于一國所宣揚的核心價值觀能否為他國所接受。在文化背景不同的語境里,如何讓更多的人理解中國夢?莊建中認為,我國在對外宣傳“中國夢”的時候,可以將中國夢與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夢相類比,讓美國民眾更加真切地理解中國夢,挖掘中美在文化價值觀和思想上共同的基因,并且努力勾起美國民眾對自己過往歷史的回憶。
在“中國夢”傳播過程中,重點要表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主要意味著凝聚全國的力量實現艱難的改革,完成經濟可持續的跨越式發展,以改善民眾的生活水平和國家尊嚴。盡管著力點在集體主義的發展國家綜合國力,但最終的落腳點仍然是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而非美國理解下的對外稱霸。
王光照認為,當前,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中所面臨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加強核心價值觀建設,賦予核心價值觀以中國人的美好價值理念,真實確切地彰顯中國文化的價值元素。
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我們要倡導交流互鑒,注重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取長補短,兼收并蓄,共同繪就人類文明美好畫卷。
改變西方價值觀主導世界的非合理格局
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所謂的“普世價值”,客觀來說,它的影響力相當大,但它宣揚的是帶有濃厚西方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
中西方核心價值觀的不同在于,西方價值觀強調個人主義,個體權利,崇尚自由,推崇競爭,體現西方文明和發達國家的強勢。
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具有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屬性的,既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又適應了時代潮流,是開放的、進步的,有民族特色的價值觀。與西方相比,我們更加推崇集體和國家,強調合作。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就是我們對外的價值觀。習近平主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六個堅持”,是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對外關系中的體現。這是一種合作的、共贏的、包容的價值觀。
總之,西方價值觀強調個人,中國強調集體;西方強調競爭,中國強調合作;西方強調自由甚至是絕對自由,中國更強調義務和責任。
中西方核心價值觀有競爭的一面,也有互通互補的一面,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價值觀及其背后的體制弊端暴露無遺,這種情況下,西方價值觀顯得沒有以前那樣咄咄逼人。相反,我們的價值觀的優勢開始顯現出來。但總體來看,力量對比還是西強我弱。改變這種局面,不是短期能夠完成的,它和我們民族復興、實現“中國夢”是伴隨始終的。
價值觀競爭是國家間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有吸引力,便會深入人心,使人心馳神往,從而會增強這個國家的話語權。西方一些反華勢力,通過各種渠道宣揚所謂“普世價值”、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等,將西化分化和“顏色革命”的矛頭指向中國。這一點恰恰反映出價值觀對西方來說,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工具,以達到它的戰略目的,實現國家利益,維護主導權,遏制、防范新興大國的崛起。
所以,西方大國雖然宣揚民主、人權,但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始終執行雙重標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要認識和揭露西方將價值觀工具化,謀求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行徑,同時提升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力,逐漸改變西方價值觀主導當今世界的非合理格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陳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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