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式民主化政治的常見性和易發性
從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即1974年開始的西班牙、葡萄牙民主化到1980年代中后期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民主化、南美民主化以及蘇聯東歐的易幟)，到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稱的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和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之春”，再到今天的烏克蘭、泰國政治的亂局，西式民主化政治是世界政治上最常見的也是改變國際格局的最重要政治形式。那么，為什么西式民主化政治如此常見或者說具有易發性?
第一，西式民主觀念的普遍化。冷戰的起源在于意識形態競爭，兩大陣營在全球范圍內競相推銷自己的思想觀念。有意思的是，二者推銷的都是民主觀念，只不過一個是自由主義民主，一個是社會主義民主，結果西式自由民主占了上風，贏得了冷戰。以至于當某些國家的人民對政權不滿或對當下政治不滿時，都把西式民主政治當作靈丹妙藥，甚至視為宗教信仰加以追求。
第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凸顯。經濟增長不必然帶來民主，但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后果便是，公民權利意識越來越強，行動更積極，抗爭活動更加頻繁，特別是青年人價值觀快速變化以及相應行動能力的提高。根據密執安大學英格爾哈特教授的“世界價值觀調查”項目對81個國家的長達20年(1981—2001)的研究發現，對于那些成長于經濟不穩定和經濟短缺時期并且價值觀形成于這一時期的人們而言，一般都具有“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更加強調經濟和物質安全，因而事實上是一種“生存型價值觀”;而成長于經濟繁榮和安穩時期的人們一般有著“后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比如更加重視自由和清潔環境，是一種“自我表現型價值觀”。隨著經濟發展和代際變遷，物質主義價值觀明顯地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換，從“生存型價值觀”向“自我表現型價值觀”轉變。英格爾哈特根據數據得出結論，不管其傳統文化如何，經濟發展都會使社會朝同一方向演進，即朝向“自我表現型價值觀”發展。這種價值觀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擺脫威權的控制”，從而產生更多挑戰執政者的和平示威活動。
一般認為，無論是第三波民主化還是隨后的起始于突尼斯的第四波民主化即“阿拉伯之春”，以及當前的烏克蘭事件和泰國周期性街頭政治，都是“自我表現型價值觀”的政治表現。
第三，兩類國際背景組織的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蘇聯態度的變化，即讓東歐國家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以及歐盟成員國身份的誘惑，很難設想東歐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走得那么遠、變得那么快，今天的烏克蘭更是國際力量較量的結果。具體而言，兩類國際背景的組織干預和促進了一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第一類是致力于提升民主和提升人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或準政府組織，包括私人協會、運動組織、基金會、咨詢公司、政黨組織等所提供的思想、聯系和財政上的支持;第二類是區域性和全球性組織如歐盟所承諾的成員國身份，其他的如美洲國家組織、英聯邦、非洲聯盟等，都實行一種全新的外部干預模式即“政治附加條件”，對“違憲”政體加以懲罰。
上述三種因素，尤其是國內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價值觀轉型和西方世界的支持和拉攏，使得西式民主化政治成為當今世界最為常見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化所帶來的結局大多數并不符合追求者的預期，帶來的經常是多元化且人們的不滿占主導地位的混亂政治格局。
二、 向西式民主化轉型國家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大多數向西式民主化轉型國家都出了問題，而且不是一時的難題，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公民素質等等，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內一外。“外”是指外部傳導的西式民主理論以及民主形式有問題，“內”則是指缺少西式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條件即同質性這個“基因”。
1. 西式民主理論本身的問題：選舉式民主——黨爭民主。
西方國家和一些國際機構大力推行的西式民主化政治，其實質就是競爭性選舉;而當世界范圍內的西式民主化政治不如預期甚至出現政治衰退的時候，他們也絕不會從“根”上加以反思，即他們所奉行的、所推行的西式民主化政治是否在理念上、在理論上就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不符合其他國家國情的民主化理論和民主化政治?例如，因“歷史的終結”而一炮走紅的福山說，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理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這里，福山和其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論一樣，再一次暴露了其理論修養的不足。世界范圍內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危機，決不能簡單地歸因為民主執行問題，而是流行的民主理論、民主觀念本身的問題。
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西式民主觀念就是被稱為“競爭性選舉”的“熊彼特式民主”。 在熊彼特那里，流行幾千年的“人民主權”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論被改造為“競爭性選舉”：民主就是選民選舉政治家的過程，而政治家如何做決定、議會如何立法，均不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范疇。這樣，熊彼特就來了一個簡單的顛倒：傳統的人民主權理論把人民當家作主當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里，則變成了選舉過程是第一位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第二位的。西方社會科學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人民主權”就被置換成“人民的選舉權”。
人民有選舉權本身并沒有錯，但問題是這種形式的民主與各種政治思潮聯姻就會招致西式民主政治的變種。民主政治本身是一種大眾權利政治，而大眾政治會與各種政治思潮相結合，比如與民族主義、宗教勢力、民粹主義，或者說這些政治思潮、政治勢力必然會借助于民主政治形式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出現了埃及的穆兄會式的伊斯蘭主義民主、烏克蘭式的民族主義民主、南美的民粹主義民主，其結果有目共睹。
也就是說，在理論上，作為民主形式的競爭性選舉本身并沒有錯，但是，誰來組織競爭性選舉?當然是政黨，因此，競爭性選舉必然是“黨爭民主”。黨爭民主的實質又是什么呢?政黨是有其特定的群眾基礎的，如可能是不同的階層(階級)、宗教勢力和民族(種族)，這樣黨爭民主在有的國家就變成事實上的階級斗爭，如泰國;在有的國家變種為宗教極端政治，如埃及的穆兄會政權;或變成分裂國家的民族之爭，如目前的烏克蘭。
在理論和歷史經驗上，民主形式事實上是多樣化、多元化的，而且有的民主形式比競爭性選舉更重要，發生的也更早，如憲政民主、分權民主、協商民主、參與式民主，等等。在民主發生學上，西方國家的選舉民主來得比憲政民主、分權民主都更晚，而且美國的立國原則即憲法是通過協商民主而建立起來的。但是，美國卻刻意對發展中國家推廣一種形式的民主即事實上的“黨爭民主”，而“黨爭民主”如果發生在缺少同質性“基因”的社會，勢必會導致前述的種種惡果。
2. 西式民主政治的社會文化基因：同質性條件。
不同于君主制和貴族制，西式民主是大多數群眾參與的政治活動，實現條件自然比其他政體要多要高，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社會同質性條件。參與政治活動的多數人如果分別處于對立或異質化結構中，沖突必然發生。民主的同質性條件，也是很多西方思想家和學者根據自己或比較政治發展的基本歷史經驗而得出的規律性總結。根據世界民主化成敗經驗，西式民主的同質性條件至少有以下三個要素：
共同的國家認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如果按照英國、德國、日本那樣的一族一國，發展中國家將四分五裂，因此，研究向西式民主轉型國家經驗的代表學者林茨等都把“國家性”即對同一個國家的認同，當作民主成敗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國家認同，政治派別之間就會為反對而反對，而不是在忠于國家的基礎上的反對(英國叫“忠于女王陛下的反對”)，結果可能會撕裂國家。在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自由主義的最有力評判者卡爾·施密特也是從這個角度談論其民主同一性理論的。在施密特那里，同一性首先是指同一個民族。今天，后發國家與早發國家的最大不同之處是，早發國家的民主都是在同一個民族內進行，而后發國家則是多民族的事。不能說多民族國家不能搞民主，但至少有多元一體的國家認同，否則就會國家分裂。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今天的烏克蘭，都是因為民族之間沒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臺灣地區的情況雖然沒有烏克蘭那么嚴重，但是性質是一樣的，因為存在本省外省之間的藍綠對決，純是為反對而反對，結果有利于臺灣島的兩岸貿易服務協議被長期杯葛，臺灣也因此從過去的東亞經濟領頭羊而被邊緣化。
共享信念。連西式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論證者薩托利也說，沒有政治觀念上的共識，多黨制是很危險的。確實，在英美等西方國家，不管是什么黨，哪怕是共產黨，信奉的都是法治和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的意識形態。第三波民主化以來的歷史是，很多國家恰恰是因為缺少共同信念而內斗不止，甚至導致國際沖突。“阿拉伯之春”國家的問題事實上就是教派之間的沖突。
平等性的社會結構。民主本身就是社會平等化的產物，因而平等性也是同質性的首要條件。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基于平等的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人民主權的生動體現。今天，很多失敗的向西式民主化轉型國家就是因為社會結構的極端不平等。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里，民主不過是民粹主義的另一種說法。
第三波民主化以后之所以出現那么多問題，甚至導致國際沖突，大概都可以從西式民主理論本身以及民主的同質性條件那里找到答案。黨爭民主本身具有沖突性，而沖突性的黨爭民主如果發生在政治信仰對立、主張一族一國的異質性國家或者社會結構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沖突是必然的事。黨爭民主本身是沖突的，而競爭性選舉更強化了沖突，因為在異質性國家，競爭性選舉是以黨派、信仰、民族為基礎而展開的政治動員。
這樣，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模式則可以拓展為“民主的沖突”模式。“文明的沖突”為什么會發生?亨廷頓列舉了5大原因：第一，每個人都會有多重認同，它們可能會相互競爭或彼此強化，全世界的人都會根據文化界限來區分自己，因而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越來越重要，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就會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第二，現代化運動刺激了非西方國家的本土認同和文化的復興;第三，任何層面的認同只能在與“他者”的關系中界定，而交通和通訊的改善導致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間互動更加頻繁，結果是對自己的文明的認同更顯著;第四，控制其他集團一直是沖突的最古老的根源，不同的文明國家總是企圖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制強加于另外一個文明集團，物質利益的沖突可以談判解決，但文明沖突則無法通過談判解決;第五，常識是，憎恨是人之常情，人們需要敵人，沖突無所不在。“冷戰的結束并未結束沖突，反而產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認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團(在最廣的層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間沖突的新模式”。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沖突的模式。
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大力推廣民主，但是，制度變遷充滿了非預期結果，作為全球化形式之一的西式民主化最終卻刺激了本土化文化的認同，強化了種族和宗教差異，使得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間產生了更強烈的控制欲望以及由此而來的對非我族類的憎恨，最終不僅導致國際沖突，也伴隨著頻繁的國內沖突以及由國內沖突而引發的國際沖突。
三、啟示
1. 經濟增長結果的雙面性。
經濟增長的短期——中期政治效益是增加合法性，長期政治后果則是對執政者本身的挑戰。一方面，有的執政者常常把執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之上，即所謂的績效合法性，但這種增長績效對成長于經濟貧困時期的人來說很有效，當經濟長期增長以后，成長于經濟繁榮時期的人們并不簡單地滿足于物質消費，而是要求更多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即自由、清潔空氣、政治參與等，這反而對執政合法性構成挑戰。
2. 找到問題的根源，對癥下藥，創新民主制度。
黨爭民主的危害性已經很清楚了。但是，黨爭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而已，是西式民主中一種縱向的和國家層面的民主形式，不能因為規避黨爭民主的危害而回避民主本身。政治制度具有縱向的多層次性，政治功能具有多樣性，與此對應，民主形式自然也應該是分層的，多樣性的。我們反對選票至上，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而且必須承認，不同層次、不同功能的政治生活需要相應的民主制度安排。
社會自治。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說，任何國家都存在專斷，也都有民主，民主是一個多少問題，而不是有無問題。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原發性民主”(proto-democracy),諸如自由和社會自治。商會自治和家族性自治是中國一種古老的社會自治形式，因此，我們談社會自治大可不必與所謂的西方國家的公民社會這樣的外生性概念聯系起來。加強社會自治建設，發展基礎民主，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種重要的形式之一。
選舉民主。我們反對選票至上，但并不意味著選票不重要，選舉畢竟是民主的最原始、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但是，選舉民主如何運用?對于解決政治功能問題(比如權力濫用、亂立項亂花錢)，選舉民主是無能為力的。但是，在基層單位和社區層面，選舉民主就是重要的。因為大家彼此了解，如果上級強行任命一個德才上都有問題的人，人們的不滿是自然的，而且不滿的人們會遷怒于體制和執政黨，認為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才有帶病上崗的單位領導。同樣，在人們生活的社區，居民委員會本來是為社區居民服務的，但是作為事實上的一級政府組織，它們又要有所作為，比如完成上級交待的豐富社區文化生活的任務，搭臺唱戲放電影，這些活動在農村或許是必要的，在城市社區就要得到社區居民的同意。鑒于此，社區選舉也是重要的，應能選舉出真正為居民服務的居民委員會。
協商民主。如果說在橫向層面的基層單位——社區需要選舉民主，政治功能層面則需要協商民主。政治功能是分層次的，比如事關日常生活的居住環境問題，社區和街道建設問題，都需要協商民主制度。
參與式民主。從本質上說，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都是參與民主，但是它們并不能解決所有層次和所有功能上的問題，而把余下空間的百姓的參與歸類為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主要適用于縱向層次的政治生活，既包括基層政治中的政治參與，也包括中觀層面的利益集團的活動，還有全國層面的政治參與。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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