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于一個大變革和大發展的時代。也正是由于這種大變革和大發展，使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取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和文明進步，令我們的生活世界越來越具有文化素質和文明景象。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日益處于重重文化問題壓力、文化危機和文化困惑之中。這些壓力、危機和困惑都是些什么呢?這里概括為三個主要問題，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當代文化的三個危機。
第一個危機：“文化過度”
這是我們與我們的生活世界賴以存在的自然世界的關系方面的問題。我們把這個危機稱為“文化過度”。
我們的文化世界的存在有一個根本的客體基礎，那就是自然世界。自然世界是否仍然“健康”地存在著，是否將繼續健康地存在下去，決定著我們的文化的生活世界是否能夠存在并繼續存在下去。如同大樹生長在土壤之上，如果土壤有了毒素，大樹必死無疑!
所謂自然世界，就是我們直接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日月星辰所構成的大宇宙的情況，當然對我們的生活世界有一定的影響。但更直接地影響我們生活世界的自然界，就是我們生活于其上的地球及其周圍的大氣層的情況，即“地”和“天”。人類在大地上居住，種莊稼、蔬菜和果樹，放牧牛羊，在河海中捕魚，通過自己的生產活動獲得食物和材料，制作衣服建筑房屋，制造交通工具。同時，人從“天”的自然存在獲得自己必須適應的“氣象”，得到自己必須呼吸的空氣。在人類“工業化”時代以前，天地以其洋洋大度和廣袤景象，給予人生命和生活的條件，是人類得以存活的“施惠者”。
人從天地的獲得，最初是一種生命的本能。為了活下去，人本能地“必須”去采摘野果、捕魚獵獸，“必須”躲避暴風雨和雷電，“必須”“設法”防止炎熱和寒冷，“必須”逃離大水的泛濫區域，“必須”躲開燃燒起了大火的山林……
在這種“獲取”活動和“躲避”活動的過程中，人形成了偉大的“勞動”意識。所謂“勞動意識”，就是人認識到，可以通過自己一定的行動努力，獲得自己“想得到”的自然界的東西，防止自然界的現象和事物對自己產生不利影響。隨著人的勞動意識的逐步增強以及勞動活動的力度和規模的不斷擴大，人也不斷提高著從自然界“獲取”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人在直接的“獲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制造工具的意識，從改造自然中可以作為“工具”的“自然物”，到通過自己的理智想象而首先形成“圖形”然后制造出自己“想要的”工具，再到人制造出了大型機器、設備以至智能工具。人通過工具對自然進行改造的力度和規模越來越大，自然被人視為可以不斷繼續獲得“人的財富”的源泉。總之，勞動活動使人不斷從自然界得到許許多多“需要”的東西，為人創造出越來越多的“方便”和“福利”。
現代化進程開啟以后，人在生產中使用越來越多的、越來越大的“機器”、工具和裝備，開采出越來越多的地下礦藏：能源材料和資源材料。“蒸汽機”和“煤”被用于工業和商業，是這個時代最初的標志。從此開始，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昔日的人從自然的“獲取”變成了“攫取”。人以其日益增強的開發能力來開采地球內部的礦藏，把它們變為工業化生產的能源和材料。工業化則制造出大量的“現代能源”(電力)和“工業制品”(例如塑料和其他高強度的、高密度的以及具有特殊性能的各種材料)。工業化在生產領域的機械化和電氣化，導致了人們生活領域的機械化和電氣化，為人類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人在居住、飲食、衣著、家庭日用和交通等方面，都享受到了“現代”的優越條件。在發達國家，人們的用水和用電的人均數量不斷增加，已經達到了很驚人的水平;同時，發展中國家對能源的消耗和對各種自然資源的消費需求量也在不斷增加。“大眾消費”的市場模式引導全球的“消費狂潮”，“消費”成了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人的生活目的!這種潮流驅使“地球人”的生活越來越“奢侈化”，導致人對地球自然能源和資源的大量采掘和大量浪費!這種情況導致了四個嚴重后果。
第一個后果是，地球地表以下的有限的能源和資源的逐步枯竭。很多礦業型城市已經成為地下資源枯竭型城市，許多礦山已經人去井空，滿目狼藉。開采前的自然景色，土地、河流、植被、動物，都被徹底毀掉了!人就這樣先毀掉一塊地方，再接著去毀掉另外一塊地方，直至整個地球上的原來意義的自然界被全部毀掉!同時，過度的地下開采導致地球許多地方的地層結構發生變化，地面塌陷成為突如其來的人類災難，地震海嘯的頻繁發生，是否也與人類的過度開采有關，成為一個可以被關聯的疑問。
第二個后果是，地下能源和資源的大量開采，導致地球上“燃燒”的化學反應越來越多，煤和石油的燃燒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廢氣，污染著人類賴以呼吸的空氣;主要以煤和石油為原料的化學工業的生產和幾乎所有工業的生產所產生的大量廢水廢料，污染著人類賴以飲用的水源，污染著大地上生長的人類賴以食用的糧食作物和藥物原料;人的衣物原料以及房屋的建筑材料，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化學物品及其生產過程中的排泄物所污染。這樣，我們周圍的“自然”環境變為“有毒”的環境，我們物質生活所必須的自然物品也都成為“有毒的”物品。二氧化碳的大量超標排放，導致地球大氣層活動出現宏觀的異常反應：地球表面溫度升高，兩極冰蓋融化，大氣環流紊亂，極端性氣象頻繁出現，暴風雨、洪災、地表的地質性災害(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等等)也成為當前人類生活的重大威脅。
第三個后果是，工業化導致地球上的生態(植物、動物和人的形態)發生了很大改變。由于地球溫度和風雨狀態的變化，使得溫度和濕度以及風力風向發生變化，繼而引起生態自然環境的變化，導致大批動植物物種生存艱難、瀕危死亡;也導致洪澇、干旱以及自然大火等災害的發生，使動植物和人都備受折磨。農作物歉收、干旱等災害導致糧食和飲用水缺乏，饑餓和干渴威脅著人和動植物的生存。同時，極端性氣候和偶發性自然災害帶來瘟疫等流行病、傳染病，使得本來就飽受饑渴、忍受著極端寒暑的人們的生存狀態雪上加霜。
第四個后果是，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浪潮在生命科學方面的探索，導致如下兩種情況：一種是工業制造的物理學機器人和仿生學機器人的出現和日益“擬人化”。它們在人類社會中的生產部門和生活領域中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同時促使人們思考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有一天機器人能把人的工作和勞務都代替了，人還會怎么進一步“文化”人自己呢?人對人類社會生活的“繼續文化”還有什么用處呢?人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另外一種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健康愿望和美好愿望所導致的人的身體的局部“工程化”。化學美容、美體，還有器官移植、體外受精、代孕和安樂死等，都把人“混同于”一個十分“物質化”的動物或者植物。這種“工程化的人”還是人的“文化”方向嗎?
上述所有這些“文化”活動導致了自然界的被破壞并威脅到人的生命質量的下降甚至其繼續存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過度”，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的“文化”問題。
“文化過度”問題啟發我們反思以往的歷史進化論和進步觀念。按照我們熟悉的現代化的歷史觀念，人改造自然界使人獲得福利，人對自然界改造得越多，獲得的福利也就越多。而且，現代科學觀念就是以不斷進行的科技革命來推動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實際上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我們慣常所相信的現代化發展觀念和歷史觀念，就是“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現在看來，這個思路是有一定問題的。人如果毫無節制地“改造”自然，不斷加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力度，不斷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就一定是文化進步嗎?就一定能夠“推動社會歷史進步”嗎?就真的能有效促進人的大文化所理解的人的生命狀態的優化和改善嗎?
盡管人要文化自己的愿望沒有錯，但人文化自己的活動，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夠“有效”文化自己?給人帶來福利?在多大程度上人自己的行為會對人的文化理念的實現帶來有效促進?這是一個必須認真考慮和嚴肅反思的問題!
現代化過程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人的文化不能過度!人對自然界的改造必須被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具有一種新的歷史意識：以往單線進化論的歷史觀，從野蠻狀態直線地向文明、文化進化的歷史觀，從低級一直向高級進化的歷史觀，我們總認為“現在比過去好、未來比現在好”的樂觀主義的歷史觀，在當前人類所面臨的巨大的“現代化災難”面前，必須被重新思考。我們應該加上對歷史的新認識：如果人沒有限度地搞資源開發，沒有限度地推進現代化，就會把自己置于生存危機之中。
實際上，因無度的開發和享用資源，奢侈消費和對自然的任意掠奪，不僅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惡化，也導致社會內部的腐敗和混亂，從而導致某些文明的衰落和消失。這樣的例證，在人類歷史上并不鮮見。這些事實也再一次明確地告訴我們，歷史所提供的并不是樂觀的直線進化論的美妙圖景。
也就是說：歷史進步是有限度的;或者說，歷史進步必須遵守一系列的“限度”原則。這個“限度”的意思，并不是說歷史到某一天就會停滯不前，而是說，歷史進步是有限度、有條件的。這限度和條件就是每個特定的具體歷史時期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而且這種限度和條件是當時的人認識到的，是人自覺到它是必須被遵循的，因而它們是“文化限度”和“文化條件”。超過了這種限度和條件就是“文化過度”。
在文化諸限度和條件之中，最要緊的是人口增長速度即人口的增加問題。地球的資源和能源的數量是恒定的，人口增加越快，人均占有量就越少。其次是對資源和能源的人均消耗量問題，奢侈的揮霍型消費催生了對資源和能源采掘的貪婪雄心，所以，適度生育和適度消費是最重要的文化!當然，現代全球各國家間的實力競爭又相反地推進以能源資源開采為基礎的工業化，也就是說，國家要強大，就必須加速工業化進程。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國家間競爭的消除，實現全球人類和平友好和合作，是實現“文化適度”的“現實條件”，而適度生育和適度消費是實現“文化適度”的“理性條件”。人類正走在對這兩個文化條件進行探索和創造的過程之中，道路是曲折而漫長的，但這種進步，才是真正良性的文化進步。
第二個危機：“文化偏執”
由于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的“商品拜物教”的意識形態，作為市場經濟的連帶產物，作為一種市場精神氛圍，對整個社會和人的心靈的腐蝕已經相當嚴重，這就造成當前社會精神趨向片面化和庸俗化的“向錢看”的偏頗。我們把這種情況稱作“文化偏執”。所謂“偏執”，就是片面地執著于一種文化情景的生活之中。
一個正常的人，本應該生活于一種全面的、多樣性的文化系統之中，如果人為了某種刻意的執著(大部分情況下與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話語環境和社會意識引導的偏頗有關)，就會忘卻生活世界的文化全面性。
“向錢看”的問題，要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談起。我們應該理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制度，是一種大文化現象。在歐洲，這種制度在歷史上是針對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落后性而興起的，它是一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文化進步運動的產物。但是這種市場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越來越暴露出自己的弊端和內在頑疾——包括市場經濟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對人類大文化的健康指向的“篡改”，需要從根本上進行“醫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力求建立一種符合人類大文化發展趨勢的新的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必然原因。
商品拜物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由于商品經濟模式的發展和發達，商品交換成為社會生產得以實現其有效性的關鍵環節。而交換的實現有賴于交換介質即貨幣的流通的可能性和交換雙方對貨幣的持有和需求程度。一般來說，對貨幣的需求由于市場接受貨幣的無限可能因而是無限大的，而商品要實現其交換價值，就要看其獲得貨幣的可能性。這樣的交換活動成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模式，而貨幣在這個模式中永遠處于主動地位和交換優勢的地位，從而，貨幣成為市場的“主宰”，形成了似乎萬能的功能和表象，成為市場得以活躍并發揮其促進生產的有效性功能的“樞機”。于是，在整個社會生活的廣度上，形成“貨幣決定市場、市場決定生產、生產決定社會生活”這樣一種生活世界的模式。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市場經濟的交往模式在經濟領域的通行，又由于經濟領域對于社會其他領域的輻射和影響，貨幣原則不但在經濟領域成為通則，而且在社會的政治領域、精神生活領域、社會組織領域等等，都似乎成為通則。金錢不但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商品，還可以在政治領域買到權力，在精神生活領域買到知識頭銜、道德聲譽和審美優雅的表象，在社會組織和交往領域買到名望、資歷和擁戴，在娛樂休閑領域買到服務和享受，甚至可以在現代社會的某些空間(家庭、村社、公司、社團等等)建立驚人的類奴隸制交往關系和類封建制交往關系。
那么，貨幣是否應該成為生活世界的主宰呢?實際上，人的文化理性應該對此進行認真反思。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種貨幣主宰生活世界的現象確實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偏執，是文化和文明的一種退化征候。
人的文化生活，按其本意來說，應該是具有現實的自我協調和自我完整性的生活，是對實現完美目標追求和對其進行實際建設的生活，是全面展開自身的自然潛能的文化生活。
我們知道，金錢在其表象上作為經濟交換的通則，實際上是一種體現人類經濟關系的價值符號，并不具有實在的使用價值。它的威力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條件下才是有效的，而這種社會關系也是人在建構市場經濟的時候連帶性地不自覺地建構起來的，是人“無意中”給自己祭起的魔法。因而，如果這種社會關系并不存在的話，金錢作為符號，就只是金屬板塊，只是印有圖案的小紙片，在生活世界中毫無實際作用和威力可言。所以，對商品拜物教即金錢拜物教的威力的消解，應該遵循馬克思所說的改造其所依賴的社會關系的思路。這是一條文化“還原”和文化“區分”的思路。
這個思路有兩個具體措施。一個是全社會的生活世界要對經濟生活有一個冷靜而清醒的認識：人的大文化的生活世界是多領域的，它大體上應該包括日常生活領域、社會交往領域、文化藝術領域、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經濟領域只是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個“子領域”，而不是全部。如果把人的生活世界誤認為就只是經濟生活，那人的稱號就只能是“經濟動物”，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嘲諷資本主義社會中處于經濟體制枷鎖中的人的專門用語。
為了實現自己的全面而完整的生活，人首先應該對自己的大文化生活進行“劃界”，進行區分，而不應該把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文化藝術生活以及休閑娛樂這些領域混為一談。應該做到：經濟的歸經濟!政治的歸政治!社會的歸社會!文化的歸文化!娛樂的歸娛樂!從而在各個領域分別實行各自的活動原則。金錢原則只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原則，而不能把它誤用于政治活動和社會關系交往活動，也不能誤用于文化藝術活動以及休閑娛樂活動。這種“分別的原則”是人的大文化自覺的一種進步，也是人的大文化進步的實質。
同時，人應該在文化劃界的條件下，對各個領域的原則進行明確規定和嚴格立法。每個領域不但要建立內部協調的規制和原則，更重要的是還要建立外部排斥原則，以保證各個領域的結構和功能的獨立性，以排斥和防止市場經濟的金錢原則對其他領域的侵蝕和覆蓋，也用來防止各個領域間的其他混同與混亂。這個工作應該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在吸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進步性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的弊病和致命征候進行根除的文化創新之舉。
第三個危機：“文化混亂”
這里主要討論作為當代主體文化形式的媒體文化領域。
當代媒體現實的文化主要包括兩大領域，一個是傳統媒體文化在當代通過高技術包裝和改造后的形態，例如圖書、廣播電臺、電視等;另一個是“新媒體”文化領域，所謂新媒體，是指電腦、網絡及其普遍的社會應用。
媒體文化的混亂，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方面是市場經濟的商業化浪潮席卷媒體領域，新媒體一經面世，就幾乎完全地被裹挾進市場之內，并在市場上“生成”為“產業”和“企業”，其產品絕大多數成為商品。媒體機構成為“商家”，媒體經營者成為“商人”。媒體作為全社會的“文化存在”的這種基本屬性，是我們時代的社會文化的悲哀，也是媒體的悲哀!
另一個方面是“新媒體”作為人類科技革命的新技術形態和新文化形態，由于它剛剛產生，“來得太快”，其商業效應、社會效應和文化效應使人類有“始料不及”之感，完全處于一種被動的應付狀態。
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一種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文化現象：媒體成為一架被商業化這匹唯利是圖的野馬牽拉之下狂奔的馬車，這架馬車上載著億萬媒體的使用者和接受者，而吃力地駕馭這架馬車的，是新媒體產品的形式“策劃人”和內容“創意者”。
由于新媒體電腦、電視和手機作為文化“器具”已經在社會上無處不在，達到了泛濫的程度，而且它們的內容和信息又是可以互相連接和溝通的，所以新媒體成為人們了解社會動態和問題的最及時的渠道，成為人們獲得各方面指導和咨詢的教師，成為人們享受和娛樂的最親近和最方便的模擬器具，成為人們進行廣泛的社會交往的途徑，成為人們向社會和全部人類生活世界展示自己的櫥窗……總之，新媒體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一種近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存在者”!它們似乎既是給人們以各種指導和“忠告”的神仙和大師，又似乎是人們信手可得的、對人百依百順的工具和“奴仆”。新媒體給予人的是一個全新的生活世界!
新媒體對人有許多有益方面：第一，它們確實方便了人類的生活，可以滿足人們的各種實際的或預想的需要，而且幾乎都是即時性的;第二，新媒體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娛樂和休閑，使人的生活世界更為多樣化、高雅化、舒適化和隨意化;第三，新媒體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一臺電腦，一部手機，通過有線的或者無線的網絡連接，可以看到和聽到幾乎全部人類的歷史和現狀以及人們對未來的許許多多的想法，可以查詢生活世界的幾近全部的大都市和角角落落的斑斕、精彩和奇異。這是它們帶給人類的確確實實的文化進步。
但是，新媒體也給人類社會帶來極其明顯的負面文化影響。
第一，新媒體通過很多隱晦的方式獲得商業利潤，以貌似服務的姿態，吸引人們通過“點擊”來獲得它們自己本身的豐厚的利益。
第二，新媒體以網絡自由的表象，傳播傳統媒體不便傳播的內容，它們以所謂的“打擦邊球”甚至赤裸裸的違法違規，提供低級庸俗的內容，提供人們為謀私利而看中的機會和方法，為不法經營甚至明顯的社會犯罪提供高技術支持。新媒體的所有這些作為，大多起于媒體所有人的謀利動機，但在客觀上起到了藏污納垢、張揚愚昧、傳播迷信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對罪惡的庇護、協助以至同謀的作用。
第三，新媒體由于其后臺控制、終端指令和決策的運行機制，很多情況下，實際上是在執行其背后操縱者的“隱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各種使命：人們的各種數據被媒體收集，并被出賣給有關部門和商家。這種情況為社會整合和文化整合設置了大量的障礙以至于原生難題。
第四，新媒體以其高技術的特點深入到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許多新媒體機構和許多傳統媒體機構一起，大量制造著低俗、無聊以至準暴力、準反動、準色情和準迷信的產品，大量發布各類虛假廣告以至違規廣告，刺激大眾狂熱消費，誨淫誨盜，抵消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和文化教化的效果。我們社會文化的健康存在和成長，正受到致命的威脅。
第五，新媒體的意義，不單是給人們提供了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們宣示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媒體的后臺控制則成為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督導”。這種督導不可能只是操作程序的，而完全可能是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交往的以至類宗教的。所以實際的人類生活和新媒體提供的人類生活之間形成一定程度的甚至十分緊張的文化時空的拉應力。媒體控制者將成為新媒體時代的最具有權威的各領域的統治者，與此相對，現實生活中各領域的現有的統治者和權威將逐步“淡出”，或者實現自己向媒體統治者的轉化。
正由于我們對這種“新”文化現象缺乏一種進行規制的文化自覺，因而致使其處于一種“自發”狀態，而所謂的自發狀態，就是“隨著潮流走”的狀態。它們所“隨著”的是當前的市場經濟潮流，因而商業化和商品化得很厲害!“最賺錢的行業莫過于傳媒”，“最能快速致富的絕招莫過于‘觸媒’(進入新媒體領域)”。這種情況已經說明，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已經到了必須對新媒體進行文化治理的時候了!如果繼續任其“自由”“任性”發展下去，我們就會反遭其害。
一種依附于新科技的新文化現象的出現，概而言之，對于人類是好事，我們首先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歡迎它們、支持它們。但是，一種新文化現象的發展和成長，如果管理者對其不主動地、認真地進行文化規制和社會規制，放任市場對它們的裹挾和誘導，就是對它們的生存不負責任的表現。一些人出于無知，也有一些人出于私人利益的考量，對于這些新文化現象，一味出臺商業“優惠”政策、一味任其自由地商業化發展，實際上不是愛護而是無原則的“慣養”，對其早已暴露的弊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予以無原則的庇護，這是管理部門的一種嚴重的失責和失職的表現!治理其混亂，對其進行政治規制、經濟規制、社會規制和文化規制，乃是社會健康發展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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