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位有名人物，1852年6月24日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黨內斗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線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列寧把這段話引用在其名著《怎么辦?》的開頭，它講的就是共產黨要立場堅定，態(tài)度鮮明。
1920年11月25日，年輕的毛澤東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927年8月20日，毛澤東在以湖南省委名義給中央的信中說，“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我們應該“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小資產階級也必定在紅旗領導之下。
2008年以來，“普世價值”論甚囂塵上;2013年以來，以“南方系”某報元旦社評所張揚的“中國夢憲政夢”為“新”起點，“憲政民主”論接過了“普世價值”論被批駁得已無多少顏色的旗子，進行又一輪的意識形態(tài)攻擊。
2013年4月，中央對當前意識形態(tài)動向進行通報，這是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旗幟鮮明的振奮人心之舉。8月19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fā)表振聾發(fā)聵的講話，既體現(xiàn)了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更是對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做好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動員。到現(xiàn)在，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判斷：用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指導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我們黨已經(jīng)堅定地樹起了自己的旗幟。
當然，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攻擊，國內一些勢力的配合攻擊，不只是“憲政民主”論和“普世價值”論這兩個點上，但是這兩個點最為突出。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攻擊的手法并不復雜，也并不新穎。我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很多地方、不少時段，都能看到那些一以貫之的策略。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玩弄概念游戲，大肆炒作一些“聽起來很美”的概念，而這些概念無一例外地都予以抽象化，刻意回避概念本身的歷史內涵、階級屬性，也就是避而不談那些概念本身蘊含的資本主義鮮明特征;把價值觀念剝離于具體的現(xiàn)實生活。說到底，其哲學底蘊乃是否定人之為人的社會性。
就以普世價值來說，混淆人類的價值共識與普世價值的界定，這里且不說對有共識的價值觀念如何具體界定上的歧義性;共產黨人早就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了民主的標識，而西方所宣揚的民主，一則是化約為代議民主，然后以此作為一種普世價值，作為萬能的標尺來量中國的現(xiàn)實，認為中國沒有民主，是專制。結論不過是只有引進他們的所謂民主，才是正途。
“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wèi)受壓迫階級的利益。”“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jù)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jīng)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一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一種實際上有利于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常常把熱衷于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并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2013年3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徐俊忠<馬克思社會公正觀：一個批判性的范本>)
毛澤東同志曾經(jīng)指出，“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的剝削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P208、209)
鄧小平同志也指出過，“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之所以國內有那么一批人、一股勢力“堅持不懈”地鼓噪這些，與國內一度忽視甚至放棄歷史唯物主義，放棄馬克思主義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而形成的不正常的社會大氛圍有關。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思想戰(zhàn)線上撥亂反正的同時，矯枉過正，連階級斗爭也不敢去提了，連基本的經(jīng)濟分析法也不講了，似乎只有經(jīng)濟這一個內容了。
還與思想領域的黨內重要人物的立場偏差有關。列寧當年批判的考茨基，在批判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時，舉起的武器就是所謂“純粹民主”，列寧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列寧選集》第三卷)考茨基的目的不過是“蒙騙工人，以便回避現(xiàn)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這類看問題的偏頗方式甚至是立場偏差，在我們黨內是有體現(xiàn)的。而我們在放棄了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的背景下，他們受不到應有批判，更談不上糾正，這也是造成國內長期思想混亂的一個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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