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目標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赝覈?0多年的改革歷程，每當改革關鍵時期，各種錯誤思潮便會冒了出來，企圖干擾乃至誤導改革進程。當下，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然會遇到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這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
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理論體系。它是一種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核心，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需要的理論思潮。就當前美英新自由主義主流學派而言，其主要觀點：在經濟理論方面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在政治理論方面強調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和政策方面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自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劇之勢。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以來，國內外新自由主義者紛紛粉墨登場，說什么全會《決定》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就是主張“由市場說了算”，就是要建立一個“消除了行政干預的市場”，這“符合私有資本和西方投資人利益”。這明顯是在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我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
由此，準確理解并闡釋全會《決定》關于“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述，是當前我國經濟理論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要清醒看到，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具有本質區別的。
新自由主義根本排斥政府對市場、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和宏觀調控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根本排斥政府對市場、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和宏觀調控。從哈耶克到科斯，到弗里德曼，無一不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對市場的任何干預和調控行為都是無效率的、不必要的。他們主張的自由市場、自由經營等是絕對的自由。
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確實具有靈敏性、靈活性的優勢，可以推動企業按照價值規律改善經營管理，推動企業根據供求規律主動適應市場供求變化，促使資源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流向經效益好的企業或行業、部門，從而在一定時間段內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但必須看到,市場同時又具有盲目性這一先天性的缺陷，特別是在宏觀經濟領域，正是市場的盲目性這一先天的致命缺陷，往往給社會釀成巨大災難——經濟危機。從19世紀20年代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開始至今的近200年間，每隔10年左右的時間，資本主義世界就暴發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或金融貨幣危機，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便是證明。
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必然造成資本主義經濟單個企業內部的有計劃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進而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這一客觀規律。也正是由于這一客觀規律，推動“由市場說了算”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必然被以公有制同市場經濟完美結合為基礎、以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為基本特征、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
遵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這一客觀規律，全會《決定》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礎性作用”，當然不是要回到“由市場說了算”，其出發點是為了處理好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這兩者間的關系。就是說，其前提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兩者并存，既要發揮市場在調節方面的靈活性、靈敏性，以解決干預過多的問題;又要發揮政府事前的規劃或計劃的指導，事中的監督和事后、特別是在市場失靈時的宏觀調控功能，以解決監管不到位的問題，確保國民經濟協調平穩運行，減少波動、杜絕危機發生。
新自由主義主張在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由市場說了算”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市場調節支配經濟活動的一切領域，也就是所謂在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由市場說了算”。
《決定》提出的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僅僅限于資源配置，而且這里的資源，主要是指一般性資源，并不包括地下資源及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必須由國家控制的戰略性資源、特殊資源。尤其重要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源配置問題絕不是經濟活動的全部，它僅僅是經濟活動的一個方面。比如，文化、教育、醫療甚至金融領域等提供服務性及其他公共產品的領域的經營活動，關系國計民生。這些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不能完全以贏利為目的，可以引入市場的競爭性機制，但不能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能“由市場說了算”。
以往一個時期，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領域推行市場化改革，提出所謂文化、教育、醫療領域實行“產業化”、“市場化”，結果如何呢?導致一些文化產品低俗、媚俗、庸俗，嚴重沖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的教育單位“去意識形態化”、進而“西化”，偏離黨制定的多年行之有效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導致鄧小平同志20多年前就已指出過的“最大失誤在教育”局面長期不能扭轉，甚至在有些方面越來越嚴重;衛生醫療領域一度形成因價格高企致使普通百姓看病難、買藥難等就醫難的局面。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劇變不久，以蓋達爾為代表的一部分食洋不化的俄羅斯青年精英，對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十分癡迷。于是，推行了他們所謂的“休克療法”式經濟轉軌方案，并把“西方化或全盤西化”作為戰略和政策的主導思想。俄羅斯在不到10年的轉型中，經濟、社會幾近崩潰，推行的“休克療法”以失敗告終。但對于西方壟斷資本來說，摧毀蘇聯遺留下來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就是勝利。前車之鑒，不可不警覺。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義的所有制基礎不同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兩者的所有制基礎是根本不同的。
新自由主義的“由市場說了算”，是以徹底私有化為前提或基礎的。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公有、國有必然導致壟斷，不可能“由市場說了算”，經濟活動也不可能有效率。因此，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都反對任何形式的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他們利用一切場合、一切機會，給公有企業、國有企業潑臟水，抹黑公有經濟、國有經濟。
要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最本質特征是：公有制+市場機制。所以，《決定》在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代此前“基礎性作用”的同時還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這就清楚地表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僅不是要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削弱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是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強化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換句話說，“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前提下進行的，而不是以私有化為前提的。
可見，國內外新自由主義者借“解讀”《決定》之機，攻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攻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為壟斷，叫囂要消除這種“壟斷”，搞垮國有經濟，居心不良，值得各界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義堅持“資本優先”，目的是為資本說話、為資本服務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表現在分配領域，是堅持“勞動者優先”和依法保護資本的合法利益，還是堅持“資本優先”。
新自由主義者深知，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特別是在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與勞動這一組關系，資本總是處于強勢、支配地位。資本為了攫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總是有意識地保留一支失業大軍，以便造成在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供求關系中有利于資本的“市場決定”格局。這也就是為什么所有的新自由主義流派均反對、批判國家運用財政等手段解決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以刺激需求和增加就業機會的原因所在。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里根總統所自我標榜的“里根經濟學”，實際上是采納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供給學派極力鼓吹“資本優先”，主張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國家財政向資本傾斜，尤其主張降低資本所得的邊際稅率,以刺激資本投資，增加供給。這也就是所謂“效率優先”的由來。很明顯，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這一套理論是為資本說話、為資本服務的理論。
自里根之后的美國歷屆政府均延續這一政策，其后果是導致美國嚴重的貧富不均。據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新作《二十一世紀的資本》統計揭示：近100年來，美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導致的貧富差距經歷了“U”型曲線變化，上世紀經濟大蕭條前夕的1929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50%的財富。羅斯福推行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新政”，使美國的貧富差距在二戰期間及其以后有所縮小。進入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經濟學，美國貧富差距的走勢發生逆轉。2010年，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全美財富的比例高達75%。
30多年來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造成了美國社會99%與1%嚴重對立的社會格局，并最終導致2007年的嚴重金融危機，并蔓延至全世界、禍害全世界，美國也因此淪落為人類災難的制造者。
美國發生的災難，對于我們來說是一面絕好的鏡子。近些年來，在收入分配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的：按照鄧小平的設想，上世紀末或本世紀初，在收入分配方面應注意解決不平等問題。但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有的地方政府迷信“市場決定”，將屁股坐到了資本一邊，對有些私人企業、私人資本對工人施行的超低工資、近乎零勞保福利的現象熟視無睹。
正是這種由所謂“市場決定”的不公平的分配政策，造成當前的一系列嚴重后果：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不穩定因素四伏;由于廣大中低收入群體有效需求不足，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困難重重。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們黨和政府在廣大中低收入群體中的信譽降低，發展下去，將會動搖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所以，《決定》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完全適用于分配領域。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領域，也要引入市場競爭激勵機制，但拒絕“由市場說了算”，而應由市場和政府各自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初次分配中市場的作用可以而且也應該大一些，但政府也不是置身事外，必須注重宏觀指導，如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制度，并通過立法等途徑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則應主要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在收入分配的全過程中，要下大力氣解決當前已經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保障經濟發展成果全民共享。
《決定》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礎性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創新。真理再多邁出一步，就成謬誤。這一點用在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問題上十分恰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之間是有邊界的。如果我們不注意劃清邊界，準確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邁出一步，就會墮入新自由主義的萬丈深淵，我們就有可能犯顛覆性的歷史性錯誤。
(文/何秉孟 來源：《黨建》雜志2014年第7期)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